梁陈方案，历史与现实 贾冬婷60多年前未被采纳的“梁陈方案”，因为现实一步步走向它的反面，而被永远地记住这一次的北京行政中心搬迁如同它的翻版，促使我们重思历史：为什么“梁陈方案”当年没有实现？旧城市与新政权60多年前北京城改造中“梁陈方案”的出局，缘于政权更替之时政治、经济、情感、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叠加1949年1月31日，北京解放新政权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首都要建成什么样？行政中心置于何处？同年5月，“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即成立，委员有梁思成、华南圭、朱兆雪等十几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现代城市规划方面的实际经验，长春、青岛等城市都是由日本人、德国人规划的，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专家们头脑里多是一种对于新首都城市和制度的想象从总体轮廓上看，1949年的北京与明清古都相比没有大的改变，内城面积32平方公里，环绕内城的城墙长23公里，紫禁城的中轴线决定着整座城市的中心，从永定门到钟楼，全长8公里的中轴线上分布着23座建筑而进入这个骨架内部，则是满目疮痍的现状：北京工人占总人口的4%，大部分居民不是生产者，有大批的失业和半失业居民生活环境如同《龙须沟》中的描述，市政的首要工作是疏挖三海、清除垃圾、导通水流。
所以在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之时，副市长张友渔即开宗明义说明该委员会的工作：“在保持北平为一文化中心、政治中心以及其历史古迹和游览性的原则下，把这个古老的封建性的城市变为一个近代化的生产城市事实上，新旧城分置的想法并不是梁思成和陈占祥的首创1937年日本侵占北京后做了一个规划，在西郊的五棵松一带规划了一个“西郊新市区”，以颐和园万寿山的佛香阁为北边的制高点，向南引出一条新市区中轴线，跟紫禁城的南北中轴线呼应这个规划在城市性质中突出了“特殊之观光城市”，其中提出：“城内仍保持中国的意趣，万寿山、玉泉山以及其他名胜地作为公园计划，在此范围内乃至周围的庭园、树木、庭石、山川，希望采取中国的式样将来准备复原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希望尽力保持中国文化1939到1943年间，日据时期伪政府还征用了17.7平方公里作为一期用地，打通长安街向西延伸段，修了500多栋房子、各式道路、市政设施……这个“西郊新市区”已经有了一定雏形1946年国民党政府接管后，尽管最终定都南京，仍决定北平的城市架构延续“西郊新市区”方案1949年，新政权有关城市规划的设想是建立在这两个历史遗产基础上的1949年5月8日，新成立的北平建设局召开北平市都市计划第一次座谈会，中心议题之一即是如何利用日本人留下的“西郊新市区”。
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在会上明确了新市区用途：“现在我可以报告一下，将来新市区预备中央在那里，市行政区还是放在城里可以说，在西郊建设中央行政区是当时的集体共识不过，建设新市区的方案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考虑：“新北平的市民，不宜过度集居城内成为消费者，一部分应到农村、工矿区和新市区工作，成为生产者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也为日后的转折留下隐患在这次座谈会上，梁思成也表达了疑虑：“彭真告诉我，‘有一次在天安门上毛主席曾指着广场以南一带说，以后要在这里望过去到处都是烟囱……而我则心中很不同意我觉得我们国家这样大，工农业生产不靠北京这一点地方北京应该是像华盛顿那样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纯粹的行政中心；尤其应该保持它由历史形成的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上的气氛1959年9月，新落成的北京“十大建筑”之一——民族文化宫梁思成并不孤立1949年8月，此前曾任北平特别工务局局长的华南圭在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提出的系列提案中，再次重申其新城建设和旧城保护相结合的思想：“改造旧城市，是市政上最大难题，故西洋某某国，皆于旧城市之近郊，另辟新城市而对于旧者，则仍保存之，整理之，又尽其可能以改良之如果不是邀请的以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为首的17人专家组1949年9月到来，历史或许会改写。
3个月后，在市长聂荣臻主持的城市规划汇报会上，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抛出他们的方案，提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最好先改建城市的一条干线或一处广场，譬如具有历史性的市中心区天安门广场，近来曾于该处举行阅兵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光荣典礼和人民的游行，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所以，这个广场成了首都的中心区，由此，主要街道的方向便可断定，这是任何计划家没有理由来变更也不会变更的针对建设西郊新市区的设想，苏联专家们撰文予以反驳，并且以莫斯科的经验阐述道：“当讨论改建莫斯科问题时，也曾有人建议不改建而在旁边建筑新首都，苏共中央全体大会拒绝了这个建议，我们有成效地实行了莫斯科的改建只有承认北京市没有历史性和建筑性的价值情形下，才放弃改建和整顿原有的城市对于北京旧城“历史性和建筑性的价值”的不同认识，正是苏联方案和后来的“梁陈方案”的根本分歧苏联专家组组长阿布拉莫夫甚至提出，建设新市区“就是承认市内一百三十万的人口对政府是没有益处的”，他还在会上透露了毛泽东的想法，“政府机关在城内，政府次要机关设在新市区”至此，已经断绝了在会上继续讨论下去的可能但梁思成并没有放弃就在苏联专家组抵京不久，陈占祥受梁思成之邀加入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与梁思成合作“新市区”规划，他也在城市规划汇报会上见识了两种意见的激烈交锋。
两人商议，开会之后，由陈占祥做规划，梁思成写文章，尽快提出一份与苏联专家抗衡的具体方案 陈占祥的女儿陈愉庆回忆，父亲与梁思成的“缘分”要追溯至1938年那年8月，陈占祥乘船离开上海，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留学，“随行的书箱里，就装着一本梁思成的著作《清式营造则例》”旅英8年，陈占祥师从规划大师阿伯康培爵士——著名的“大伦敦规划”主持者1946年，北平国民政府邀请还在读博的陈占祥回国效力，他随后参与了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行政中心规划、上海都市计划，提出了开发浦东新区的建议，但无一不在战乱中都沦为一纸空文1949年，梁思成在给聂荣臻的推荐信中说，“陈占祥先生在英国随名师研究都市计划学，这在中国是极少有的”而在陈占祥一家从上海迁到北京时，梁思成还专门派了一辆古典式马车去前门火车站迎接，把他们送到西河沿大街的解放饭店1947年4月，梁思成在美国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中国顾问时的工作照他和陈占祥合作的“梁陈方案”被否定，如今被视为北京旧城的一个悲剧性象征陈占祥在晚年回忆了自己的规划思想源头：“一个城市最怕拥挤，它像个容器，不能什么东西都放进去，不然就撑了所以有的功能要换个地方，摆在周围的地区分散发展，这是伦敦规划的经验。
这个著名的规划是1944年做的，主要目标是疏散人口规划师在伦敦周边规划了十几个可发展的新城基地后来，政府换了许多届，但这个规划没有变，建成了一系列的新城当年，他们还做了一个剑桥的规划剑桥是一个古城，战后要发展，怎么办？规划师同样是把新的发展搬到外面去了，不然古城一动，里面的每个学校都受影响，而每个学校都有好几百年历史，这一碰，古的风貌就全毁了这里面也包含了我的基本思想，就是不能什么都硬塞进去，最好到别的地方另外做北京当时的地方太大了，昌平等远郊县都可建设起来，可来个大北京规划干吗都要挤到城墙里面不可呢？应该搬出去！”陈占祥的旧城保护思路与梁思成一拍即合，但他对新行政中心的选址做了调整，提出在旧城与日本人留下的西郊新市区之间设立中央行政区，这样既可以与旧城紧密联系，又利用已有一定基础的新市区建设配套住宅区1950年2月，“梁陈方案”——《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成，开篇就提出：“为解决目前一方面因土地面积被城墙所限制的城内极端缺乏可使用的空地情况，和另一方面西郊敌伪时代所辟的‘新市区又离城过远，脱离实际上所必需的衔接，不适用于建立行政中心的困难，建议展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的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
在这份2.5万字的报告中，蕴含了通过规划新城来疏散旧城，以达到新城建设和旧城保护双赢的先进规划思想然而，“梁陈方案”满怀期待地送上去了，却像拳头打在了棉花上，决策层迟迟没有回音而在这时，梁思成与陈占祥等来了另一个声音，来自他们在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同事朱兆雪和赵冬日，二人阐释了行政中心应该设在旧城的观点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被指责为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新行政中心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1952年，城市总体规划编制重启，分为甲、乙两个方案，这两个方案的前提都是将行政中心设在旧城，最终规划方案是两者的综合梁思成被排挤在外，陈占祥在压力下参与了乙方案其实在此之前，一部分中央行政机关——纺织部、煤炭部、外贸部、公安部等已经沿着长安街展开建设了，“梁陈方案”早已在事实上流产若干年后，陈占祥在自述中感叹：“城市建设是极其复杂的过程，牵涉到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也包括当时人的思想感情从技术观点出发，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到了今天，“梁陈方案”成为北京旧城的一个悲剧性象征似乎旧城破坏越严重，它的符号意义就越强但回头再看，尤其是回到那样一个政权更替的节点上，政治、经济、情感、技术等各方面因素叠加在一起，历史图景更为复杂。
成本“梁陈方案”与苏联方案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成本原北京城市规划设计院副院长董光器告诉我，除了毛泽东与苏联专家的意识形态考虑，这也是当时最现实的问题参与当时规划的原北京市规划院总建筑师陈干曾回忆：“以旧北平市而言，194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8亿元，国民收入仅1.9亿元，失业与半失业者超过3万人，像龙须沟那样的贫民窟数以十计——那里的居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来要在那一片空地上大兴土木，建设国家新的行政中心，不但经济上力不从心，政治上亦将丧失民心，所以事情是不能这样做的针对建设“西郊新市区”的想法，1949年12月，苏联专家团在城市规划汇报会上援引苏联设计和建筑城市的一组数据，试图论证政府中心区建在城外是不经济的：“住房和行政房屋建设不能超出现代城市造价的50%到60%，另外40%到50%的造价是文化、生活用房和基础设施拆毁旧房屋的费用，在莫斯科甚至拆毁更有价值的房屋，连同居民迁移费用，不超出新建房屋造价的25%到30%在旧城内已有文化和生活必需的基础设施，但在‘新市区是要新建这些设施的梁思成和陈占祥对此并不认同在“梁陈方案”中，他们给出了更细致的核算，列出了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的七项费用：1.购买民房地产费；2.被迁移居民的迁移费；3.为被迁移的居民在郊外另建房屋费，或可鼓励合作经营；4.为郊外居民住宅区修筑道路并敷设上下水道及电线费；5.拆除购得房屋及清理地址工费及运费；6.新办公楼建造费；7.植树费。
同时，列出了在城外月坛与公主坟之间建造政府行政中心的四项费用：1.修筑道路并敷设上下水道及电线费；2.新办公楼建造费；3.干部住宅建造费；4.植树费由此来看，在城外建设行政中心的1、2、3、4四种费用，就是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的4、6、3、7四种费用而在月坛与公主坟之间的地区，目前是农田，民居村落稀少，土改之后，即可将土地保留，收购民房的费用也极少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显然是较费事，又费时，更费钱的 对于在旧城内建设中央行政区将引发的拆迁问题，他们更是忧心忡忡：“政府中心地址用地6.75平方公里，若要取此面积，则需迁移十八万二千余人，拆房一万二千五百余所或十三万余间无论如何，必是大量人口的迁移这一切——兴建住宅、迁移、拆房、处理废料、清理地基，都是一步限制着一步，难以避免，极其费时、费事，需要财力的而且在迁移期间，许多人的职业与工作不免脱节尤其是小商店，大多有地方性的‘老主顾，迁移之后，必须相当时间，始能适应新环境这种办法实在是真正的‘劳民伤财那么，两相比较，到底哪个方案更经济呢？原北京城市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