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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尊岳和他的词学研究 陈水云在现代文化史上，有一些文化名人，因为道德或政治的原因，现在已经基本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赵尊岳就是这样一位文化名人。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间，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非常模糊，只有在提到汪伪政权、提到陈公博时才会想起他。近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兴起，随着民国文化研究热的出现，他逐渐清晰地向我们走来。赵尊岳（18981965），字叔雍，斋名高梧轩、珍重阁，晚年署名赵泰，江苏武进人。上海南洋公学肄业，历任上海时事新报记者、申报馆经理秘书、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抗战期间任伪上海市长陈公博的秘书长，再任伪铁道部次长，1944年接替林柏生出任伪宣传部长，还担任过最高“国防委员会
2、”秘书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等。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被定为汉奸，关进提篮桥监狱。1948年保释出狱，远走香港，为中华书局海外编译局编辑。1958年赴狮城，为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国学教授，直到1965年病逝。赵尊岳原籍江苏武进，这里是常州词派的发源地，他对张惠言的“意内言外”之说多所推重，称天下之言常州词者莫不奉二张（张惠言、张琦）为大师。他与近代著名的诗人郑孝胥、陈散原，词人朱祖谋、况周颐都有直接交往，前者是晚清宋诗派领袖，后者为晚清常州派巨擘，特别是曾经师从况周颐的经历奠定了他在现代词坛的重要地位。“其诗词自同光诸老入，虽不尽出于其乡，然择善而从拓其先辈之域，亦学者所有事也”（曾克耑高梧
3、轩诗全集序）。他的诗能得宋诗派之真传，笔力雄健，功力深厚，尤重诗法，也有逞才使气的特点。至于填词，则因得况周颐之指授，风格上与“晚清四大家”颇为接近。据他自言，年至十九，尚不知词，直到与静宜夫人（王季淑）结婚之后，两人以同读花间集相娱，渐而步入两宋名家之境。在这一过程中，积以旬月，渐有所作，呈之以父，其父赵凤昌因是而介绍他向朱彊村（祖谋）请益，彊村则以自己不工启迪之道，转而把他介绍给了况蕙风先生。“先后十载，颇有所作。蕙师严为去取之。又语以正变之所由，涂辙之所自。乃至一声一律之微，阳刚阴柔之辨，词人籍履，词籍板本，罔不备举”（珍重阁词集自序）。他早年有和小山词一卷，词尚清逸，况周颐为之作序，称
4、之为“今之晏小山”。其效梦窗者，亦能得其法乳，“虽不能至，亦能近道”。他曾筑“高梧轩”于西湖，并绘图征题，一时词坛耆宿皆应之，有陈散原、陈方恪之诗，朱祖谋、况周颐之词，还有孙德谦之题记，为风雅之盛举。后期结集有珍重阁词集，据其女赵文漪介绍，包括近知词蓝桥词南云词炎洲词，但蓝桥词南云词两集已遗佚，从现已保存下来的珍重阁词集看，多咏物、题画、抒情、酬赠之作，反映了作者前后生活境遇之变迁，其词笔亦由小山、清真转而为玉田、花间，更多抒写的是“愁苦之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南京两地社事颇为兴盛，如上海的沤社，南京的如社，赵尊岳均是重要成员之一。他的作品不但被收入社集，而且还在当时的重要报刊上发表
5、，如风雅颂词学季刊国闻周报等。他的挚友龙榆生主编词学季刊同声月刊，他是主要撰稿人之一。通过新近出版的赵凤昌藏札知道，当时南北词人与之来往十分密切，他们有交流词作的，也有探讨理论的，这些词人，既有朱祖谋、况周颐、夏敬观、吴梅、杨铁夫、邵瑞彭、冒广生等前辈词人，也有张尔田、叶恭绰、黄公渚、陈匪石、蔡嵩云、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等同辈词人，赵尊岳是了解现代词坛之状貌的重要切口。赵尊岳在现代词学史上地位的确立，主要体现在他的词籍整理和词学研究上。从词籍整理看，他的贡献有三：一是对明词文献的整理。他曾遵其师况周颐之嘱，广泛搜罗过去不大注意的明代词学文献，经过积年所得，实得四百余种，最后定稿为268种的“
6、明词汇刊”，又称“惜阴堂汇刻明词”，这成为后来饶宗颐编纂全明词之重要基础。他还按照四库提要的体例，为每一部词集撰写提要，介绍作者、交待版本、品评作品风格，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明词研究成果。二是撰为词总集考一书。对于历代的词总集的著录考辨，虽有四库全书总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已着先鞭，然而，二书所收数量极为有限，赵氏此书，庞然巨帙，分为十六卷：卷一，唐、五代、宋；卷二，宋；卷三，金、元；卷四，明；卷五至十，清；卷十一，近人；卷十二至十四，汇刻；卷十五，丛钞；卷十六，合刻。应该说，当时所见传世词总集，大致具备。这是从数量而言的，从体例上讲亦多创新，他把各家序跋及版本全数列出，以备研究者参考之用。此一提
7、要，先是部分刊载于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刊，后来，他续有修改，再次发表于词学季刊，其实，他这一修改，始终没有停止过，而是不断搜集不断完善，最后成为洋洋数十万言的十六卷本，但一直未能刻印。其后，曾委托龙榆生转至杭州大学文学研究室保存，今已不知其所终也。三是，他还特别注意词学文献的刊刻与传播，先后刊印梦窗词蓉影词蕙风词蓼园词选。这四部词集对于赵尊岳来说都有着特殊的意义，梦窗词是“晚清四大家”共校共辑的重要典籍，蓉影词是常州词派在嘉庆时期的唱和结集，蕙风词则是为宣扬其师况周颐而刊行的，蓼园词选在当时已难见刊本，赵尊岳借得况氏藏本，广而布之，从保存文献角度看，阙功至伟。他还刊刻有惜阴堂丛书，收有万惟檀诗余图
8、谱二卷、夏完淳夏内史词一卷、叶小纨返生香一卷、万时华溉园诗余一卷、陆宏度任西阁长短句一卷，这些词籍在清代都是较少流传的。从词学研究来看，他既有自己的理论主张，也有对词体的专门研究，其贡献表现在五个方面：一、 对明词作了新的评价。在校刻明词汇刊后，赵尊岳撰有惜阴堂汇刻明词纪略惜阴堂明词丛书叙录二文，对流行词坛三百年的“明词中衰”的偏见提出批评，指出对明词的价值应该重新评估。他说：今之治词学者，多为笼统概括之词以评历代，必曰词兆始于陈隋，孳乳于唐代，兴于五季，而盛于南北宋，元承宋后，衰歇于朱明，而复盛于有清。此就大体观之，固无可指摘，然谛辩之，则亦尚有说有明以三百年之享国，作者实繁有徒，必以衰歇为
9、言，未免沦于武断。近者校刊诸家，粗有所得，始略举其特色言之。 Wingdingshp （惜阴堂汇刻明词纪略）WingdingshpWingdingshp他认为明词不可遽然而废，从某些方面讲明词是有其缺点的，比如声律舛谬，混曲入词，词曲不分；更突出的表现是，“明人习于酬酢，好为谥莫，宦途升转，必有幛词，申以骈文，贻为致语，系之小令，比诸铭勋，而惟务陈言，徒充滥竽，附之金荃之列，允为白璧之玷”。但在赵尊岳看来，也不能因噎废食，以偏概全，将明词彻底抹杀。比如明初的刘基、杨基，晚明的陈子龙、夏完淳、吴昜等，“虽不能力事骞举，要不失为大家”（惜阴堂明词丛书叙录），见解独特。二、 撰为蕙风词史，对况周颐的
10、蕙风词作了知人论世的分析。他把况周颐一生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先生初为词，以颖悟好为侧艳语，遂把臂南宋竹山、梅溪之林。自佑遐进以重大之说。乃渐就为白石，为美成，以抵于大成”。这是初入词坛受王鹏运点悟的阶段，到癸巳、甲午以后，国势愈衰，国是日非，况周颐的词风开始发生变化。“先生感于中东之役，寓意益深，词笔亦益矫健”。这一时期作品名之为蕙风词，盖取楚骚“悲蕙风之摇落”也。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进入辛亥革命之后。“先生辛亥后，幽忧憔悴，于词益工，凄丽回绝。盖故国之思，沧桑之感，一以寓声达之，而又辄以绮丽缘情之笔出之，遂益见其格高而词怆；殿有清一代之声家，开自唐以来之韵令，何止工吟事、集大成而已？”这
11、不但描述了况周颐词风之变化，也展现了他在清末民初动荡之际的心路历程。三、 撰珍重阁词话，修订填词丛话，建构起自己的词学理论体系。他在其师况周颐蕙风词话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的创作体验，再撰为珍重阁词话，后来，他不断深化和发展，在晚年撰成填词丛话六卷。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开篇提出“境界”说一样，赵尊岳在填词丛话开篇提出了“神味”说，指出：“作词首贵神味，次始于理脉。神味足则胡帝胡天，均为名制。唯神来之笔，往往又出之有意无意之间，或较力求神味者，益高一筹。此中消息，最难诠释。”这表明，“神味”是赵尊岳词学思想的核心观念，所谓“神味”，乃常日之性灵学问陶铸而成，是创作主体与创作环境相交融而后，达成的
12、一种物我交融、人境合一的状态。它通过理脉字句呈现出来，又超出理脉字句，是一种理脉字句所不能传达的意趣韵味。接着，赵尊岳又提出了“风度”和“气度”的观念。“风度”在古代多用来状写人的仪容气度，是一个人内在品格的外在显现，赵尊岳论词倡导“风度”，是追求一种灵秀自然、气韵流动的美，要求词不仅讲究外在形式上的“摇曳”，还要求内在骨干不流于纤弱轻佻，符合“重、拙、大”之旨。他说：“词最尚风度，摇曳而不失之佻荡。字面音节求其摇曳，骨干立意，则以重、拙、大为归。”他将“风度”比作是词之“体态”，“体态”虽人皆有之，而其美丑程度却不尽相同。他说：“词中风度，大抵以骞举、沈刻、清雄为工，而婉约次之。若但求字面之
13、摇曳，每致真气蔑如，两宋之分，亦正在此。初学者尤切忌引用新颖之字面，求风度不可得，转自伤其词格，至蹈纤滑之大弊。”相对于“风度”，“气度”要求更高，前者重体态，后者指神情，它是一种淡定自然、雍容不迫的美。“气度必雍容和缓，珠光剑气，不足抗其明；红英翠锦，不足喻其艳；玉堂金带，不足方其豪贵；清歌妙舞，不足方其英华”。赵尊岳对“重、拙、大”的理解，主要承自其师况周颐，却也有自己的独到发明，如对“重、拙、大”的地位、“重、拙、大”与用字用笔的关系及“重、拙、大”与“厚”的关系等。他认为“重、拙、大”是词之骨干立意最基本的审美原则，只有外在形式的“摇曳”与内在立意的“重、拙、大”相结合之词，才是有“风
14、度”之作。四、 对晏殊珠玉词的选评。赵尊岳晚年在香港、新加坡讲授词学，曾计划选评宋六十一名家词，有志未成，忽然下世，仅得珠玉词选评三十首。以前，也有学者对花间清真、东坡词、稼轩词、梦窗作诠评的，如浦江清词的讲解，陈洵海绡词说，俞平伯的诗余偶评清真词释，顾随的东坡词说稼轩词说，但对晏殊词作诠评，赵尊岳诚为第一人，他对每一首词的解说，既遵从知人论世的原则，也渗入自己的创作体验，颇重词的章法、句法、字法，有时还会运用神味、风度、“重拙大”之说分析解读，与唐圭璋唐宋词简释有异曲同工之妙。有时还会上升到对晏殊之词史地位的分析，如说：“五代自韦庄一变飞卿之纤丽，别开境界以来，冯正中再得江山之助，举凡风骚之
15、义，始不复限于兰房斗室间，至晏则更出以跌宕之笔，信乎宋词之日见精进矣。”有时也会涉及对两宋词史的评价，如谓“北宋词以抒情为主，然非有景物，不足以衬出情绪，故往往情景兼写，惟其时尚少以情景虚实杂糅兼用者，故又辄于前阕写景，后阕写情，至东坡始参以变化，交相为用，然名家如柳耆卿、周美成，虽长调百字，仍复如是，可知一时风会之所趋矣”。五、 敦煌舞谱和姜夔乐谱的研究。上个世纪初，敦煌遗书特别是云谣集的发现，揭开了词学研究的新篇章，王国维、罗振玉、朱祖谋、冒广生、唐圭璋、王重民等学者，在云谣集的研究上贡献尤巨。赵尊岳在四十年代读词杂记中也谈到云谣集杂曲子、唐人写本曲子，五十年代又撰有读云谣杂记，交待敦煌曲子发现、流传、整理之经过。然而，他对云谣集研究之代表性成果为冒校云谣集识疑，对冒校云谣集如下五个方面提出质疑：一断为北宋写本在柳耆卿后；一以增减摊破之法；一分别衬字及分遍；一审音响辨清词体以考牌名之同异；一校字阙疑。不仅如此，他还由研讨敦煌曲谱转而探讨敦煌舞谱，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学术领域。1951年，他在香港大学中文学会会刊发表了敦煌舞谱详解，对十三个动作名目作了解释，认为此乃师傅传授学徒而自制的舞谱而已。经过十多年潜心研究，1962年又在南洋大学图书馆馆刊连载发表敦煌舞谱残帙发微一文，对舞谱、舞容、队形都作了翔实而可信的考证和分析，并结合现存京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