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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贺绿汀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初探 徐美辉摘要：贺绿汀是一位杰出的音乐教育家。其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高标准和严要求的专业人才观。他期望音乐学生有理想、有抱负、有事业心，做一个有为的新中国的青年；应该鼓起勇气建设崭新的中国音乐；要把握现代中国的时代脉搏，以成熟的技巧，热烈的情绪，反映伟大的时代，从而担负起创造新中国音乐的使命。他认为只有团结和依靠有真才实学并事业心强的教师才能办好音乐教育，好的师资是办好学校的关键所在，没有高水平的教师，就没有高质量的教育。二是建立系统和完整的高等音乐教育体制。为保证教学的高质量，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要建立起囊括大学、中学、小学“一条龙”的音乐专业
2、教育新体制；并重视民族音乐的教育和建设；特别要重视音乐科学研究工作；还要注重音乐教育的提高与普及平衡发展。关键词：贺绿汀；音乐教育；思想；实践：G40-09：A：1671-6124(2009)03-0112-05湘籍音乐家贺绿汀不仅是当代中国杰出的音乐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活动家，更是一位杰出的音乐教育家。他从1922年开始从事音乐教育，到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中国最早音乐学府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有70余年的音乐教育生涯。他从教小学、中学、大学到办音乐学院，全心全意、孜孜不倦地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音乐人才，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贺绿汀既有在旧中国、革命根据地从事音乐教育的切身体会，又有
3、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从事音乐教育的丰富实践，同时还有多次到国外进行音乐教育考察比较的经验以为借鉴，可以说他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是融会贯通中外古今并有所创见的。概而言之，贺绿汀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主要体现在如下两大方面：一、高标准和严要求的专业人才观贺绿汀对音乐专业人才的培养、保护、应用有着高标准和严要求。首先，在对从事音乐专业学生的培养方面：早在1934年，贺绿汀就期望音乐学生要有理想、有抱负、有事业心，做一个“有为的新中国的青年”，应该“鼓起勇气来建设崭新的中国音乐!”要“把握住现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的脉搏，以成熟的技巧，热烈的情绪，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去担负起创造新中国音乐的使命。”新中
4、国诞生前夕，贺绿汀提出音乐学院的办学方针就是“培养出一批杰出的音乐理论家、作曲家以及其他的音乐专家，为建设新的中国音乐文化准备人才。”建国后他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便要求培养的音乐专门人才是既有一定高度的政治理论水平与丰富的生活体验以及音乐知识，而又掌握一定高度的艺术技巧。在经过十几年的办学实践后，贺绿汀按照高等音乐院校既教学又科研的双重任务，系统地提出了各系各专业“保持大学规格”的要求。例如，对声乐专业，他认为要过发声、技术、语言、民族音乐语言与民族风格、思想感情等“五关”，这“五关”不仅包含了专业技能的训练和艺术修养，而且包含了广博知识素养和思想水平，以及熟悉人民生活、对待人民群众的思想感
5、情等多方面的要求。当1956年民族音乐系建立时，他提出的标准和要求是：“要培养出建设我国新的民族音乐研究、创作、演出等各方面的骨干，而不是培养一般的搜集、整理工作者或一般的乐队队员。”“该系学生的水平必须高于其他系，才能站得住脚。对新的音乐文化事业才可能有所贡献。”对民族音乐系的音乐理论专业，他提出应“培养一批对我国音乐文化的建设起指导作用的干部”，“既要起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作用，又要有冷静、科学的头脑，能正确地分析研究一切音乐遗产与新的创作”；对民族器乐专业，他提出培养“能独奏兼创作的独奏演员与教师”；对作曲专业，他要求掌握科学的音乐技术理论、民族音乐语言、马克思主义和文艺理论，有正确的创作
6、思想，解决为谁服务以及创作中的群众观点和民族化，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和创作技巧，等等。实践证明，音乐专门人才水平越高，就越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推进音乐事业的发展，贡献也就越大。因此，贺绿汀指出：“新的人才的培养不是数量问题而是质量问题。”为此，他始终坚持在专业上的高标准、严要求和广博的知识修养，敢于提出提高音乐专业水平的各种措施和办法，敢于同歪曲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等关系的“左”倾思想作斗争。如，有一种看法认为声乐专业要过“五关”，不能体现“政治第一”的精神，而主张以“政治第一”、“业务第二”的模式，把培养音乐专门人才的要求“拉平”，采取只“提高思想”，实际上降低专业水平的办法，贺绿汀对之表示坚
7、决反对。他认为音乐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在专业上一定要有规格，专业水平的高低，要看是否真正经过专业上的严格训练，是否真正掌握专业上的基本技术、技能，基本知识、修养，一定要努力掌握真才实学。又红又专是辩证统一的，“专不等于红。但红一定要专。”贺绿汀根据音乐艺术规律，指出音乐是最需要技术锻炼的艺术，技术之有无与技术之高下在音乐艺术中有重要作用，“技术愈高愈熟练就愈能表达音乐的内容，但是技术本身并不能算是音乐。”他认为：“在最初学习技术的时候，就应该同时培养学生研究与理解乐曲的能力与兴趣，熟悉每一首学习过的乐曲的风格与感情。同时在一般文化与政治知识方面，也应该有充分的修养，这样才有可能培养全面的、真正
8、的人民音乐家。”建国后，学生参加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他认为很有必要，但专业上的训练提高，达不到应有的规格要求，是不能毕业的。学院建国初有一段时间，学生由于参加土改、三反五反、文艺整风、思想改造等运动，几乎有一年没有上专业课，当时贺绿汀很耽心学生在专业训练上的损失，于是他坚决要求采取措施，决定让全院学生延长一年学籍，把应学的专业课补上，使学生在毕业时仍然达到应有的专业水平。这种对国家培养音乐专门人才的极为负责和对青年学生出自肺腑的爱护措施，被实践证明是十分正确的。上海音乐学院建国后之所以能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有较高水平的音乐专门人才，遍布全国各地，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不少人
9、在国际上为国家争得荣誉，主要是由于在校培养过程中，坚持了在专业上的高标准、严要求和广博的知识修养，使学生不仅具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而且具有经过严格训练的较高专业水平，从而能够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其次，在对从事音乐专业教学的教师的选择和使用方面：贺绿汀认为只有团结和依靠有真才实学并事业心强的教师才能办好音乐教育，好的师资是办好学校的关键所在，没有高水平的教师，就没有高质量的教育。于是，贺绿汀对专业音乐教师极尽爱护和保护之责。新中国建立以后，专业音乐教育界走过一条曲折而反复的道路，在处理同知识分子、教师、专家的关系上。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往往把政治问题、思想问题
10、和学术问题混为一谈，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甚至颠倒黑白，把正确的当成毒草。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常常被无情的政治运动所破坏和打乱。1955年的肃反运动时，就曾把某些有思想作风问题的教师，当反革命来打，无中生有地揪所谓“反革命傲慢集团”，使肃反扩大化，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当时担任院长的贺绿汀对此极力反对和抵制，并在运动后期作了大量消除隐患的工作，特别是对明显搞错了的教师进行了甄别平反，使一批专业师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1957年反右派运动一来，又继续了错误的做法，不仅把学术问题当政治问题，而且把青年教师受某些思想影响，也统统当作右派来抓，扩大了打击面。其后，1958年的“拔白旗”，1959年的
11、“反右倾机会主义”，以及1962年后的“抓阶级斗争”等，矛头都是对准知识分子、教师和专家的，造成了党同知识分子、教师和专家之间的关系紧张化，贺绿汀也被贴上了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言人”的标签，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虽然1956年和1961年，周恩来、陈毅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曾经极大地鼓舞了教师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没有能得到贯彻，到了十年内乱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绝大部分教师、专家被作为“牛鬼蛇神”、“反动权威”、“反革命”而遭到残酷迫害，有不少人甚至被迫害致死，贺绿汀更是深受其害，自身难保，也就无法保护别人了。爱惜、珍视和敬重音乐专业人才，这是贺
12、绿汀对待音乐学院的教师、专家和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他从不割断历史，认为只要对中国音乐文化做过有益的工作，就应肯定其历史功绩，新中国的音乐文化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对我国文化的进步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应当尊重他们的劳动。即使是解放前的音乐院人才，“虽然是在旧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毕竟对中国音乐文化是有贡献的”，也应当在生活上给与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建国后的上海音乐学院百废待兴，贺绿汀在主持上海音乐学院工作时，从国内外聘请世界一流的音乐家到上海音乐学院任教。在音乐人才极度贫乏的旧中国，他反对把当时规模很小的音乐院作为“古典主义的学院派”来“打倒”，但愿音乐院
13、“扩充若干倍”，并且“聘请世界第一流的作曲家、演奏家和歌唱家作教授，尽量培植中国新的音乐人才，那才能使中国音乐界前途无量!”这一主张，直到新中国成立，在他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以后，才付诸实践。贺绿汀在几十年的办学实践中，一贯坚决依靠并团结教师办学。调动全体教师的积极性，充分信任和敢于让他们担任重要的教学和管理骨干。他曾多方奔走，广纳群贤，千方百计聘请了在国内外有声望的著名音乐家担任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和各系系主任，逐渐形成了一支阵容较强的音乐教师队伍。这支队伍中的成员有的是建国前音乐院毕业留校任教多年或在建国前后从国外留学回国的老专家(其中不少是贺绿汀亲自联系聘请回国任教的)；有的是在建国前就一
14、直同情、支持民主活动有真才实学的进步人士；有的是在建国后毕业留校新培养出来的一代新人。他们都经过了多年的音乐熏陶，受过严格的音乐技术训练，学习勤奋，热爱社会主义音乐事业，把振兴中华民族的音乐艺术事业作为终身奋斗的目标；他们绝大多数治学态度严谨，专业上有创新精神，学术上有独到见解，其中很多教师有突出的艺术成就，曾经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上海音乐学院在“文革”中受灾深重，但粉碎“四人帮”后不到几年，教学质量提高很快，并在一些专业上有迅猛进展，究其原因：与老院长贺绿汀重返岗位，学院政局稳定，安定团结，广大教师抢抓时光、发奋有为、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不无关系。贺绿汀说上海音乐学院今
15、后还要不断提高教师的水平，扩大教师队伍，尊重他们的劳动，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关心他们政治上的成长，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真正依靠他们办好社会主义的音乐教育事业。二、建立系统和完整的高等音乐教育体制贺绿汀从事音乐教育工作70余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音乐教育实践家，而且他的音乐教育实践活动始终贯穿和体现了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办学理念。其一，建立音乐教育新体制。为保证音乐教育的高质量，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贺绿汀建立起了囊括大学、中学、小学“一条龙”的音乐专业教育新体制。这是我国专业音乐教育体制上的一项创举。音乐是一门专业性、技艺性很强的艺术，学生必须从幼年起就开始接受严格的训练，“这是客观生
16、理条件所决定的”，“根据生理条件，儿童在6岁到16岁是学习音乐技术的黄金时期，过了这个时期，技术学习进步就慢了。”高级音乐专门人才的培养，必须重视从小选苗，打好基础。因此，“音乐专业学校必须有自己的音乐小学、中学，大学一般应招收专业音乐中学毕业生。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有国际水平的音乐专门人才。”只有办好音乐小学和音乐中学，大学才有巩固的基础和后备力量，音乐学院的水平才能有更大的提高。“要使所有专业人员具有高水平，就必须有严格的长期专业培养。没有这样的专业人才，就不可能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贺绿汀在办学实践中，不断摸索，创造经验，早在1950年他就开办音乐“少年班”，以后在此基础上，办起音乐附中和附小，这样就逐步形成了大、中、小“一条龙”的音乐教育体制，即三年制的专业音乐小学，六年制的音乐中学和五年制的音乐学院，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业余音乐教育，即附中、附小办的课余班和音乐院办的业余部(夜大学)以及社会上的业余音乐教育和普通音乐教育，使专业音乐教育和业余音乐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