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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节省治理傅岩在歙县的为政实践 张佩国摘要：明崇祯年间，傅岩知歙县五年，因其政绩而“举循良”。其为政实践，包括教化儒生、加强保甲制度、修筑城堡、训诫土棍、缓催赋役、训练乡兵、赈灾救荒等。上级官员的考语，也给傅岩相当高的评价，似乎他有着很高的统治艺术。然而，其治理实践与统治艺术，都反映了明王朝国家的节省治理逻辑，其有效性在于能否实现帝国控制与民间社会的文化契合。关键词：傅岩;歙县;化民成俗;节省治理傅岩，字野倩，号辛楣，义乌人，少孤而贫，侨居会稽（今浙江绍兴），明崇祯七年（1634）中进士，即赴任徽州府歙县知县。傅岩知歙县五年，当地名绅唐晖总结其“政绩”，曰：“侯之所及于士民，如董师儒，严保甲，
2、增城堡，警萑苻，缓催科，练乡兵，救荒暵者是。”而上级官员对傅岩为政三年时的考语，则多溢美之词，如“敷教以风化为先，保民以根本为务”，“寓抚字于催科，饬武备于文事”，“折两造以片言，畅群生于百里”等。这些考语，作为对其政绩的评价，很难说是一种事实的陈述，但亦可从中体会傅岩作为知县的统治艺术。傅岩亦因其在歙县的政绩，而“举循良。既因谗去官。起南户部主事，不赴”。（清）诸自谷等修：义乌县志卷一三忠臣，嘉庆七年（1802）刻本，第601页。傅岩后在浙江金华率其次子龄发、三子龄熙与当地军民一起抗清，皆遇害。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赐谥节愍，并与其二子入忠义祠。因未赴任南户部主事，故傅岩的为政生涯，实
3、际也就是知歙县的五年。由傅岩在歙县的为政实践，可以探讨明王朝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和治理的历史逻辑。以往对王朝国家控制的研究中，“集权主义”是一种主要的解释模式，用黄仁宇的话说，这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官僚群体控制着一个同样是大而无当的小农群体，“用中央集权的方式，以为数众多的官僚治理亿万农民，就要求整齐划一、按部就班，不能鼓励特殊分子或特殊成分发展新的技术或创造新的法则”。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32页。这一研究脉络，以魏特夫（KarlAWittfogel）和萧公权为代表，魏特夫所说的基于治水社会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一方面体现了对社会资源的極权主义支配，另一方面与行政权力边际效益
4、递减法则相匹配的是其“半管理性质”，即“农业机构国家的统治者甘冒有时会发生暴动的危险，而做出他们现代工业的继承者们所不愿做的事情：给予大多数人和某些次要的组织以一定程度的自由”。美卡尔A魏特夫著，徐式谷等译：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页。萧公权在研究19世纪“中华帝国”的乡村控制时，一方面强调其集权主义控制，另一方面，又突出社区自我管理传统与集权主义并不矛盾，“在中国，从封建时代晚期以来，贯穿着整个帝制时代，曾发展出一套确保社会安宁与政治秩序的持续不断的传统经由政府的行动或者地方社区自身的努力等双管齐下的手段来阻止地方居民之间产生的龃龉并且解决
5、纠纷”。萧公权：调争解纷帝制时代中国社会的和解，汪荣祖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萧公权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他强调帝国官僚体系对基层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的控制，其中士绅是帝国控制的权力中介，其背后的“极权主义”理论取向，与“东方专制主义”理论一脉相承。黄宗智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将中国古代基层治理实践中，利用士绅和里甲、乡保进行纳粮催科，并进行民间调解的传统，归结为“集权主义的简约治理”。美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6页。这显然也是受到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
6、”下“半管理主义”概念的影响。本文即以歙纪为基本史料，从傅岩的统治艺术，来整体地透视明末一县之地的统治实践，并试图超越“帝国控制”的集权主义解释模式，回到王朝国家的历史秩序，进而探究王朝国家的基层治理传统。一、民食与粮食危机的应对直隶安庆府理刑推官薛（某）对傅岩的考语，有云：“敷教以风化为先，保民以根本为务。”（明）傅岩撰，陈春秀校点，余国庆、诸伟奇审订：歙纪，第12页。且不论其中是否有孟子“民为邦本”思想，就“根本”而言，有“农本”之意。顾炎武对徽州的自然地理及相应的百姓生计，有如此之描述：“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山峭水激，滨河被冲啮者，即废为沙碛，不复成田。以故中家而下
7、，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顾宏义、严佐之、严文儒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第2册，（清）顾炎武撰，黄坤等校点：顾炎武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4页。王振忠通过对万历歙志的研究发现，地狭人稠和粮食严重不足是促使歙县人外出经商的重要原因。王振忠：万历歙志所见明代商人、商业与徽州社会，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编：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2页。当然，这在客观上也部分地缓解了歙县的粮食危机。歙县“地隘斗绝，厥土骍刚而不化。高山湍悍少潴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大山之所落，多垦
8、为田，层累而上，指至十余级，不盈一亩”。（清）张佩芳修，（清）刘大櫆纂：歙县志卷一舆地志风土，乾隆三十六年（1771）刊本，第62页。因此，山区土地开发，对于当地民众的生计至为重要。傅岩到任，采取了鼓励人民垦荒的政策，“本县地土硗瘠，蓄植树艺，民力颇勤。问有水冲湮没或遗弃荒芜之地，听民开垦。报有认递、升科、程义等，准行在卷，照例成熟之日，入则征粮”。水利灌溉又是山区农业之命脉。“县境皆山，每遇雨旸愆期，田土立涸。原有良堨胡七、小满等塘堨，以储蓄泄，日久淤塞，行令堨首及时修理开濬，无失地利。仍禁豪右造碓，致妨灌溉，旱潦有备”。（明）傅岩撰，陈春秀校点，余国庆、诸伟奇审订：歙纪，第55-56、56
9、页。“堨”是徽州特有的水利灌溉设施，也由此形成相应的跨村落水利组织。据吴媛媛对明清时期歙县西溪南昌堨和吕堨的研究，“士绅阶层对水资源进行直接管理从堰渠开凿、筹集资金、工程组织、规章制定到水利事务管理与监督，只是在诸如颁定规章、协调不同水利组织的矛盾、惩治违规者等必要场合，才借助于官方权威。而官方对控制水利的士绅阶层保持着一种形式上的领导权，更多的是一种督促、倡导的作用”。吴媛媛：明清时期徽州民间水利组织与地域社会以歙县西乡昌堨、吕堨为例，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傅岩作为知县，“行令堨首及时修理开濬”及“禁豪右造（水）碓”，也仅仅是颁布政令而已，至于是否令行禁止，那就不
10、得而知了。可以推断的是，水利灌溉组织的运行，端赖民间，官府权力并不居主导地位。民以食为天，歙县粮食本就不能自给，“每遇新陈未接，艰于籴买。米贵人惶，而挟借抢攮，为害叵测。乃置立印簿，每里各给壹本，并刊刻劝谕告示壹张，令乡约、里长遍告本里乡绅士民，自报情愿积贮米谷数目，或贮社仓，或贮本家，听其自便，但取报数，官不盘验，以省骚扰。遇夏月平价发粜，用济匮乏。仍禁其借放，以杜侵没，地方赖之”。社仓发粜是平常年份平抑粮价的重要手段。在荒年，官府还组织发粜，傅岩知歙的五年间，“共积过谷柒千陆佰伍拾玖石叁斗叁升叁勺，除照额积足外，仍多积叁佰贰拾陆石，遵奉春夏助饷，秋冬充入太仓外，籴谷备赈”。除此之外，还设立
11、粥厂和药局，以济贫。崇祯九年六月（1636年7月），“天旱水涸，外贩稀少，米价腾贵，民心惶急，发库银伍佰两，给牙铺出境广籴，于洪公祠、观音阁、瞻淇馆、渔梁公所减价发粜。每日亲诣督查，仍遍达乡绅，劝谕士民，尽发所藏，为城以济城，乡以济乡之法。立粥厂、药局，以济贫病之无告者”。在洪公祠等四处公所减价发粜时，傅岩还每天事必躬亲，亲往督查。尤其是在渔梁坝，他打击土棍牙侩，整顿市场秩序，“商贩粮食，聚集渔梁坝为市，土棍充牙侩，恃党作奸，私置斛平，出入重轻，银杂低赝，抑局赖掯，越贩抬价，籴粜均受其病。告发审明，将斛斗法马较准，押字凿刻，颁给出入通行，仍条列禁约柒条具申道府，刻石垂久，商民并悦”。（明）傅岩
12、撰，陈春秀校点，余国庆、诸伟奇审订：歙纪，第57、56页。这对于平抑粮价，保障民食至关重要。傅岩还利用朝廷灾年报荒的制度，向徽州府申报灾情，以求减免一县之赋税。崇祯九年六月，歙县发生水灾，傅岩除于洪公祠等四处公所减价发粜，在渔梁坝打击土棍市侩、整顿粮食市场外，亦上报府衙。（明）傅岩撰，陈春秀校点，余国庆、诸伟奇审订：歙纪，第62页。申报灾情，以求上级官衙减免赋税，灾情叙述可能略显夸张，但也必须在典章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大明律关于“检踏灾伤田粮”，有如此之规定：“凡部内有水旱霜雹及蝗蝻为害，一应灾伤田粮，有司官吏应准告，而不即受理申报检踏，及本管上司不与委官履踏者，各杖八十。若初覆检踏官吏不行亲诣
13、田所，及虽诣田所，不为用心从实检踏，止凭里长、甲首朦胧供报，中间以熟作荒，以荒作熟，增减分数，通同作弊，瞒官害民者，各杖一百，罢职役不叙。若致枉有所征免，粮数计赃，重者，坐赃论。”（明）应槚撰：大明律释义卷四户律户役，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廣东布政使司刻本，第76页。这一典章制度虽然不能杜绝虚报灾情的可能性，但至少使地方官的灾荒申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灾情的真实性。在前述几项应对粮食危机的举措中，尤其需要提及的是社仓在灾荒救助中的作用，以及傅岩作为知县“复社仓”的政令在其中的意义。明万历年间，歙县共有官仓8所，社仓274所，“东仓在汪村，西仓在严镇铺边，南仓在湖田，北仓在呈坎，增建弘济仓在小
14、沟，分济仓在杨坑，预备仓在乌聊山，万历间又增建常平仓在王府坟。社仓共二百七十四所，坐落各都图。（府仓）永丰仓、廉惠仓皆在天宁寺右”。（清）张佩芳修，（清）刘大櫆纂：歙县志卷七恤政志仓储，第177页。社仓相对于官仓，数量居绝对多数，且对农民来说，也较为近便。清代俞森在社仓考中曾引明代张朝瑞图书编社仓议云：“社仓之设，本以为一乡也。谷以义名，则当以义相先，斯为善俗。”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2页。一乡之谷，养一乡之民，社仓之制与村落成员资格相契合。傅岩发“复社仓”之“条示”，云：“查县志并前案，各坊、都原有社仓二百七十四所，已经前任各给印簿，输
15、贮业有成数，日久废弛，本县恐滋骚扰，姑不追求。今惟复仿前法，令各图领簿一本自执，徧告愿备米谷若干登簿，或运输社仓，或即存贮本家，听其所愿。本县惟取输备之数，并不差委盘验。”（明）傅岩撰，陈春秀校点，余国庆、诸伟奇审订：歙纪，第102页。傅岩所说的各坊、都原有社仓二百七十四所，正是万历年间坐落各都图的社仓数目，只是到傅岩知歙时，呈现了“日久废弛”的状态，故有“复社仓”之条示。而“本县惟取输备之数，并不差委盘验”，令各都图复社仓中，关于基层行政建制，有“图”“里”之称，说明在明代，所谓里甲制，亦可称为图甲制，并不像以往学者所说的图甲制在清代才出现。顾炎武引用明代嘉定县志，云：“图即里也。不曰里而曰
16、图，以每里册籍首列一图，故名曰图。是矣。今俗作啚。谢少连作歙志，乃曰啚音鄙。”清代学者黄汝成又据此引赵宦光曰：“都鄙本作啚，俗误读图。”参见（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95页。“复社仓”，也仅仅是“道德经济学”意义上的“劝谕”而已，县衙并无过多干预。而社仓作为基层社会救助的制度，如果没有官府的“劝谕”和督促，也往往“日久废弛”，无法保持延续性。二、加收勒索与拖欠钱粮的制度困境明万历歙志记载歙县赋役，曰：“邑额户口陆万贰千壹百叁拾壹户;田粮叁万壹千壹百壹拾石壹斗叁升捌合伍勺;人丁柒万贰千肆百贰拾捌丁，内除无粮里人丁贰百陆拾捌丁不征外，实丁柒万贰千壹百陆拾丁;里长贰百柒拾陆名。”又载：“夫歙粮银肆万余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