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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域下民国才女陈衡哲的文史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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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域下民国才女陈衡哲的文史思想研究 摘要:作为中国20世纪初第一批离开祖国赴海外接受教育的年轻人之一,陈衡哲在留美期间攻读了西方文学、史学有着文学家和史学家双重身份的她在文学和史学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第一代在海外接受教育的女性知识分子,陈衡哲对西方女性观的认识与理解有其独特的一面,不仅影响了后来的女性文学,更是对五四时期乃至当今妇女解放思潮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关键词:陈衡哲 文学观 史学观 女性观陈衡哲,原名燕,笔名莎菲,出生于江苏武进,祖籍湖南衡山少女时代她便独自在上海求学,后来赴美深造,在美国瓦沙女子大学、芝加哥大学攻读西洋史和西洋文学,获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硕士切身的西方社会经验与深厚的东方文化积累造就了陈衡哲卓越、犀利的创作,使她在文学、史学和思想领域独辟蹊径、推陈出新,成为民国时期风姿绰约的一代才女本文针对陈衡哲的文学观、史学观和女性观展开研究,旨在形成对陈衡哲这位自由游走于中国与西方两个世界的学者的完整体认和客观评价一、陈衡哲的文学观作为中国20世纪初第一批离开祖国赴海外接受教育的年轻人之一,陈衡哲在留美期间攻读了西方史学、文学。

在大量汲取理论知识的同时,她深入接触和感受西方的自由、民主气息,在后续的创作中将自己的东方忧患意识与西方文明体验相糅合,以小说、戏剧和诗歌为媒介,充分展现出一位女学者的进取性、独特性和国际性,在我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一日》是陈衡哲在美国用白话文创作的第一篇小说,于1917年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上《一日》选取了美国大学女子新生生活的一个横截面,文章并无精致的塑造,内容琐碎陈衡哲最早的创作也许更恰当地描述为一种以对话为主要形式的素描,在创作中她淡化了结构和目标,使之呈现出诗歌和散文的倾向,呈现出三种文学体裁相交界的特点但又如陈衡哲所述:“它的描写是很忠诚的,又因为它是我初次的人情描写[1]《一日》中,大一新生们为青年会捐款,为法国的战地病院捐款,甚至有学生去战壕中间做看护妇这样的笔墨渗透出的社会参与意识、人文关怀与同情心理,正是作者人道主义情怀的流淌,同时也是美国本土人道主义精神的呈现此外,在陈衡哲的笔下,当东西方文化碰撞时,并不会出现轻视和踩踏,而是由好奇和友好引领着双方进行文化和情感上的交互运输《一日》中美国新生热情接纳中国学生,爱米立主动与张女士交谈,美国新生好奇地问,中国学生仔细地答,彼此需要,彼此尊重,这就构成了异国文化平等的交流。

陈衡哲从不虚构,她感动于真挚的人性,坚持两个世界之间共同的人性[2],因此她竭力搭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不仅带领中国触摸截然不同的西方世界,也让自己成为将中国介绍给西方世界的使者1918年,陈衡哲发表了白话剧本《老夫妻》,同样的,这个故事截取了一对老夫妻的生活片段,在此基础上对人物的语言和活动进行加工,展现出一对异国年迈夫妻平凡琐碎而又温情满满的日常生活和国内作者不同,陈衡哲的作品带有温和的革命性,她的写作往往从外部着手,远离中国过热的辩论中心[2],由此,当国内作者以或批判或讽刺的口吻揭露社会弊病,痛斥国民的愚昧与麻木时,陈衡哲选择将目光聚焦于异国的平民生活,再通过文字有所表现《老夫妻》的主题无疑是婚姻,而20世纪初的中国正提倡婚姻自主和平等,反对包办和封建,但事实上国内很多作家最终都被迫服食封建包办婚姻的恶果,比如陈衡哲的朋友胡适,因此对老夫妻生动、温暖、充满爱意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实则也是陈衡哲对于理想婚姻状态的追求,同时也是借此高扬中国改革的旗帜,催促尽快解除禁锢着国人的封建枷锁1919年,陈衡哲的新诗《鸟》出版于《新青年》六卷五期,这首对五四运动的颂歌表达了作者饱满高涨的革命热情。

诗歌设置了“笼鸟”和“飞鸟”两个形象,前者象征着已经挣脱束缚的革命者,后者则比喻处在蒙昧与觉醒阶段的青年愿为双鸿鹄,振翅起高飞”,“飞鸟”自古就被赋予了自由、突破与实现的内涵,本诗正是以此寄寓了作者希望青年们挣脱封建囚笼、追求自由的愿景《文学改良刍议》开白话文运动的先风,胡适将诗体的改革作为主攻方向,身体力行,但鲜少有文人朋友支持这一主张,陈衡哲则用实际行动打响了文学改革的枪声,为新女性在文学史上的活跃提供了榜样,在新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浅的履迹二、陈衡哲的史学观陈衡哲史学领域独到的见解与研究,亦可以与其文学造诣相媲美她的主业是西洋史,在1925年至1930年这段时间内,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陈衡哲撰写的《西洋史》(上下册)《文艺复兴小史》《欧洲文艺复兴史》等著作,这些著述在世界史研究领域发挥了开创性作用[3]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西洋史学家,陈衡哲早期的一部《西洋史》,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部白话文世界史著作在这部开山之作中,陈衡哲对罗马文化、希腊文化、封建列国文化等文明以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入且细致的分析她改变了创作风格与文类,在梳理西洋史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了文章的实用性,创新地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去看待西方历史,夹叙夹议的文笔更是给提笔创作的后人带来了如沐春风之感。

她的身上没有那些西洋学者对于这段历史的固有思维,而是以一个中国学者的成熟且睿智的目光,理性地重叙着这段西方的历史《西洋史》之所以能被称作是开山的作品,除了陈衡哲本身在西洋史学方面有很牢固的基础与高深的造诣外,更是因为她那不失偏颇的犀利目光与治史思想,清新秀丽而不乏凌厉深刻朱维之曾摘录《西洋史》的部分章节,收入《陈衡哲散文选集》,由此可见,《西洋史》是陈衡哲以散文的形式去撰写历史的典范,史学与文学相互交融,理性与感性相互编织,这是非常特殊且可贵的《西洋史》是陈衡哲撰写的近代中国第一部西洋史教科书,它的地位与影响吸引了各路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而她于1930年出版的《欧洲文艺复兴小史》一书,与《西洋史》相比就少些地引人注目,但二者间存在一定的关联首先,为何将文艺复兴这一事件提出来探讨,陈衡哲给出的原因是“十四、十五、十六三世纪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西方近代文化的总渊源”[4]至于二者之间的联系,大抵可以归结为《西洋史》文艺复兴篇章的叙述总是令她感到不能尽意的苦痛归根溯源,想要更为透彻地深入这段西方的历史,必须要从这个渊源抓起那么,这本长不过二万字的小册的单行出版,就成了一时间不能将那本十万余字的欧洲文艺复兴史编出的先行成果了[4]。

这一枚果子虽“小”,但仍需要咀嚼与消化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丹尼斯•金普尔(Denise Gimpel)认为:陈衡哲在1930年的《欧洲文艺复兴小史》并不是对任何一本或多部西方书籍的翻译[5]相反,此书虽然聚焦于欧洲的这段历史,但是透过表象去探究其深层的文本逻辑,能够发现更多的是对中国社会焦点问题的关注和对于历史潮流涌进的信念:陈衡哲坚信中国也会很快地涌入这段历史激流的浪潮之中这是对历史发展有利视角的重新定位,也是历史叙事的一种新的组织原则的范例在这本短小精悍的书籍中,读者能听到的是陈衡哲那文化权威的声音:这虽然是一位走出国门寻找教育的女性的作品,但是她带着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与欧洲式进步的种子回到了中国,并且将这些知识通过教科书传递给了年轻人,以期他们不断地浇灌和照料这颗在中国土地上迄今为止一直被忽略的萌芽三、陈衡哲的“双重人格”女性观作为中国第一代在海外接受教育的女性知识分子,陈衡哲在传播西方女性主义和“为人”、“为女”双重人格解放的理论上功不可没她的作品来源于留美经历中对中国女性思想解放和地位的关注当然,陈衡哲对女性冲出樊笼、投身社会等诸多礼教问题深邃而犀利的洞察与思考,与她本人早年不屈服父亲的安排、反抗包办婚姻而积极争取个人独立的传奇人生经历有关。

伴随着五四运动启蒙的高潮,陈衡哲不仅是第一位用白话文写作的女作家,更是中国现代女性意识觉醒的先驱者世上的人都说命,但对命有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安命’;第二种是‘怨命’;第三种才是高超的、有价值的态度,那就是‘造命’这是陈衡哲的三舅带给她的思想教育,是她的人生中一直奉为金科玉律的一句话陈衡哲年少时受三舅启发,被灌输西方的科技和文化,自由与解放的意识已悄然在她心底萌芽待到陈衡哲留美期间亲身感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热潮的势不可挡,一颗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大胆“造命”的种子终于跃土迸发而这一切,都是终日摆弄口红胭脂和彩绳绣球的大家闺秀们,称之为惊世骇俗的中西文化交融成就了陈衡哲关于女性“为人”、“为女”双重人格的大解放,这种思想直至现在,仍然具有超前的现实意义陈衡哲正是适应了五四新文化背景下的时代诉求,在她的作品中,强调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平等地位,鼓励女性摆脱男性的附庸地位、大胆追求自由和独立她通过文学表达出了女性“为人”,渴望自由,创造新生命的伟大理想,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女性意识,为女性追求自由带来了希望[6]在寓言体小说《运河和扬子江》中,陈衡哲赋予扬子江以“造命”的新女性形象:“生命的奋斗是彻底的,奋斗来的生命是美丽的!”整部作品字里行间透露着昂扬向上的基调,展现着新时代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欢愉。

这是新女性自信地把握人生、同封建礼教割裂的宣言书,对当时文风柔弱、眼界狭隘而守着容膝之地的女性作家来说,是一次不小的冲击双重人格论”来自陈衡哲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撰写的一系列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和著述[7]她在文章中强调,任何人都有两种人格,其一是性别的人格(为女),其二是个人的人格(为人)陈衡哲提出这个理论,旨在最大程度实现妇女解放,建立现代女性思想价值观但是在追求“为人”和“为女”这条路上,大多数女性都要面临“事业”与“家庭”、“面包”与“爱情”这类两难抉择,就连陈衡哲她自己也不例外陈衡哲曾因自己怀孕不能教书而感到羞愧自责,也曾因为一时偷得参加书会,却担心儿女太小而感到良心不安想要同时兼顾事业和家庭,女性不论倾向天平的哪一端,对另一端明显力不从心,这亦是人之常情小说《洛绮思的问题》是陈衡哲女性观的艺术性体现要爱情还要面包?”洛绮思的问题不仅是她一个人的困惑,更是五四时期女性乃至当代新时期女性一直探讨的话题洛绮思为着自己的野心和勇于“造命”的奋斗精神毅然放弃这场婚姻,可当她那场家庭美满、贤妻良母的大梦初醒后,才发现自己好像什么都得到了,却又孤独地好似什么都没有陈衡哲意在通过洛绮思的遗憾告诉我们,实现“为人”、“为女”双重人格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在追求自我和拥抱家庭中达到一个平衡,让女性既能在社会上发挥自己的才华与禀性,又能在家中回归母性、为人妻人母。

面对当下“全职太太”、“不婚女”等女性现状的激烈讨论,关于陈衡哲的女性人格塑造的思想理论依旧具有指引意义参考文献:[1]陈衡哲.小雨点[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10.[2]Denise Gimpel, Bent Nielsen and Paul J. Bailey.Creative Spaces: Seeking the Dynamics of Change in China [M].NIAS Press2012.NIAS studies in Asian topics ; 51[3]何立波.女西洋史学家陈衡哲[EB/OL].人民政协网.2020年9月10日.[4]陈衡哲.欧洲文艺复兴小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九年四月初版[5]Denise Gimpel.Chen Hengzhe and the transformative uses of history: Some comments on her affiliations and her short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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