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石原莞尔的“不扩大”思想 王云翠[摘要]石原莞尔作为“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却在战后被免于追究战争责任，这主要归因于其暂缓侵华、集中全力建设“满洲国”等一系列被认为是属于“不扩大”的战略思想但这种“不扩大”思想却隐含着一些更为深刻的谋略，明显带有渐进性、策略性因素，其险恶程度与东条英机战争战略的实施是难分高低的[关键词]石原莞尔，“不扩大”思想，侵华策略[]K15[]A[]0457—6241(2009)14—0065—06石原莞尔是日本陆军“不扩大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因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和筹备建设“满洲国”而被称为“满洲国之父”但在东京审判时，他却未被列入战犯名单，由此可见其“特殊性”要探究其缘由，就必须以他的“不扩大”思想为切入点在中外学界，对石原莞尔“不扩大”思想的研究，主要呈现或忽视或过高评价的两极悖论，尚缺乏全面性和客观性笔者拟就此问题进行浅要论述，揭示石原莞尔“不扩大”思想之实质一、“不扩大”思想之渊源石原莞尔于1889年出生于日本山形县，从小就受到军国主义的熏陶，他通过对决战战争和持久战争等人类战争形态演进的研究，以及留学德国时接触到的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的军事理论，并结合日莲宗的“必将发生以日本为中心的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这一预言，认为在此后将发生一场日、美之间的“最终决战”，而通过这场战争，“世界人类的文明将得到最后的统一”，这就是贯穿其战略构想始终的“世界最终战论”。
在石原莞尔看来，日本实现此目标的首要一步便是“领有满蒙”和充实国力，因此，石原莞尔不仅参与策划了“九一八”事变，更在随后积极从事“满洲国”的筹备和建设然而，在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日本的内外形势急剧变化特别是在日本军部内部，派系矛盾与纷争日趋激化早在石原莞尔于1935年8月1日被任命为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后不久，便发生了陆军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被杀的“相泽事件”，这不仅使“统制派”与“皇道派”的对立迅速尖锐化，也对石原莞尔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进一步坚定了“国防国家建设”和“军人必须对国家提出更明确的军事上之要求”的信念随后，“二二六事件”的发生及广田内阁的成立，不仅对日本政局和侵略国策影响巨大，也使石原莞尔因担任戒严参谋并镇压有功，从而在参谋本部的地位得以迅速蹿升，于1936年6月开始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而此时的中国，民众抗日热情迅速高涨，国共两党以“西安事变”为契机，迅速结成第二次统一战线此外，日本在华北的扩张也触犯了英美在华权益，这使英美等国对华北局势和日本动向极为关注1935年9月，英国基于维持在华权益与贸易的考虑，并力图借此机会确立对中国财政经济的支配权，于是决定以提供贷款方式来支持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
在随后的11月，国民政府就开始实行“币制改革”，通过将白银收归国有、脱离银本位、采用通货制管理等措施，中国经济局面很快有所好转，国民政府对华北的统治力也得以加强，同时还对日本力图以“华北经济圈独立”等方式来推进的“华北特殊地域化工作”给予了很大打击，这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渗透与扩张同时，苏联因五年计划的实行，国力日益增强，加之德、意、日法西斯兴起和英美的“绥靖政策”，苏联便处在可能东、西两面作战的险境因此，在1933年前后，苏联开始全面加强在远东的对日防御与备战，并迅速占据优势地位1935年底，苏联在远东的兵力已达到狙击14个师团、骑兵3个师团、战车约850辆、飞机约950架、潜水艇20艘的规模，总兵力不少于24万；但此时日本在“满洲”的兵力依然以3个师团作为基干，与其在朝鲜兵力合起来也不超过8万，并有1/3是劣势兵力而后，双方差距进一步扩大，1936年底，苏联的远东兵力为狙击16个师团、骑兵3个师团、战车1200辆、飞机1200架、潜水艇30艘，总兵力约29万；日本在“满洲”和朝鲜的兵力为5个师团、2个混成旅团、3个骑兵旅团和3个独立守备队，飞机不超过230架，总兵力约8万，不及远东苏军的3/10。
另外，苏联又于1936年3月，与外蒙古缔结了《苏蒙互助条约》苏联在远东军事力量的加强以及中苏国境上“日苏国境纷争事件”的不断发生，使日本的“满洲经营”和“北进”战略面临严峻挑战在石原莞尔看来，“无论攻防，武器均对其有利”，进而他明确将飞机、坦克和军舰作为“决战兵器”但在当时的远东军备对比中，日本不仅与苏联存在巨大差距，在日美主力舰数量方面，更是明显呈现劣势1935年底，日美海军的造舰吨位数分别为769千吨和964千吨，兵力比为80／100；1936年底，其数量变为768千吨和969千吨，兵力比为79／100；此后，其比例持续下降，到1941年日美开战时：日美海军兵力比为68／100对此，石原莞尔在1935年进入参谋本部后，立刻就注意到了日本在武器装备和兵力对比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于是，基于日美“最终决战”的长远考虑，以及“北进”苏联这一当前策略，他指出，日本进一步扩大侵华的条件尚不具备，此时应全力建设“满洲国”和加快军备建设，以此来加强“北进”之实力，并进而奠定“最终决战”的战略基础为此，石原莞尔主持起草了一系列对苏备战计划和经济建设指导方针1935年9月，石原在给杉山元参谋次长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急速充实空军和机械化部队”，“将兵备重点转移至北满”，并认为这“乃是当下之第一急务”。
在1935年底起草的《当前国策之重点》中，石原指出，“为对抗苏联在远东的兵力，应从速调整兵备”，“至少要配置相当于苏军80％的兵力”随后，他又起草了针对苏联的《战争准备计划方针》，提出为完成对苏战争准备，要以“日、满、北支”为基础，大力发展持久战争需要的必要产业，特别是要急速开发与建设“满洲国”此外，中国形势的变化则使石原的对华认识发生了极大转变，他认为，在中国，“反对内战的空气正在酝酿”，这使“国内统一的气氛已经酿成”，所以在对华战略上，日本应力主“日支亲善”，奉行暂缓侵华的“不扩大”政策二、“满洲国”建设计划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石原莞尔就提出应“放弃以往的占领论”，主张建立“满洲国”，认为“这是为预想的世界最终战争的‘八紘一宇的下一个阶梯所作的准备”在1934年3月的《满洲国育成构想》中，他又基于“满洲国”是“对苏国防第一线”的认识，主张将“满洲国”建设成为“诸民族共有之协和国家”可见，石原莞尔把“满洲国”建设和“北进”苏联作为了日美“最终决战”的必要前提但此时，面对日本在日苏远东军备对比中的不利地位，石原莞尔不仅主张迅速增加在“满洲”的兵力，更开始着手拟订对苏国防策略在1936年6月起草的《国防国策大纲》中，石原明确提出要“倾注全力使苏联屈服”，以“驱逐英国在东亚之势力”，最后，“当苏、英均屈服、日中亲善之基础开始坚实，即指导东亚诸国，并使之协同，策划实力之飞跃发展，以准备随之而来的日美决战”。
在此影响下，随后批准的《帝国外交方针》规定：“把粉碎苏联对东亚之侵略企图，特别是解除军备威胁、阻止赤化置于外交政策之重点在1937年1月6日的《帝国外交方针改正意见》中，他又指出：“在充实对苏国防的同时，要警戒自屈和退却，以将其调整为积极自主可见，石原莞尔是把“北进”作为此时日本的战略重点，由此他认为，要从根本上强化“北进”和日美决战，就必须奠定支撑持久战争的经济基础因此，提高日本和“满洲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便成了当务之急然而，陆军、内阁和民间在当时均缺乏对日本综合经济实力的深入调查和今后发展的全面规划于是，石原莞尔经过与“满铁”经济调查会东京特派员宫崎正义，以及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古贺英正等人协商，在1935年秋设立了“日满财政经济调查会”该调查会基本上处在石原莞尔的实际控制下，主要通过对经济国策与财政、资金计划等方面的研究，来制订服务于日本战争经济体制的产业扩充计划石原莞尔指出，“政府应该建设适应此军备的国家经济力”，但“自由主义的政府鲸吞我们的军费”，因此，他认为，必须要制订生产力扩充方案，以使政府具体实施所以，“日满财政经济调查会”不仅是体现石原莞尔战略思想的“私人机关”，更是一个推动日本政府和军界全力发展战时军需产业的“准政府”机构。
1936年8月，在石原莞尔等人的要求下，“日满财政经济调查会”向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提出了《昭和十二年度以后五年间帝国岁入岁出计划》，该计划大体包括：在财政收入计划中，以“计划增税、发行和处理公债”等为主要内容，财政支出计划则力图以强化军事实力作为主体，从而“增强日、满的经济实力”另外，在作为其附属文书的《紧急实施国策大纲》中，还在“满洲军需工业的建设及增产、内地地方军需工业的建设、国防产业产品输出事业的组织化以及国家强化对各个经济部门的管理”等方面对“国防产业的飞跃增产及输出计划”做出了具体规定可见，该计划书从财政收入和支出的角度为下一步的具体预算和制订详尽的产业开发计划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是“日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最初提案1936年10月，在石原莞尔的推动下，关东军、“满洲国”“满铁”分别派代表参加了汤岗子会议，以商讨关于“满洲国”军需产业开发与建设的具体计划三方经过协商后，以“日满财政经济调查会”的设想为基础，起草了《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纲要》，指出“把现地开发必要资源置于重点”，以达到国内之自给自足，并实现对日本不足资源之供给同时，为确立“满洲国”自给自足的体制，还设定了各产业部门的增产目标、手段及必要资金等项目。
随后，日本国内也陆续制订了《帝国军需工业扩充计划》和《日满军需产业扩充计划》等一系列军需扩充方案，特别是1937年5月确定的《重要产业五年计划要纲》，不仅明确指出“振兴国防重要产业是以帝国为主体，并将日满融为一体，以适地适业之主义为原则来努力发展国防上必需的产业”，更认识到了各种产业的“相互关联性”，并指出要分清“轻重缓急”石原莞尔力图通过上述产业开发计划来奠定“总体战”的物质基础此外，为促进“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并大力强化“满洲国”的战略基地职能，石原莞尔还于1936年初开始着手把日本国内的一些军需产业移入“满洲”在他的不断筹划下，1937年底，“日产”在“满洲”成立了“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通称“满业”，这成为了加快“满洲国”建设的一大重要支柱在石原莞尔的积极指导和参与下，“满洲国”建设计划迅速付诸实施对此，石原莞尔满怀信心地指出，随着该计划的实施，日本在1941年之前就能够在“满洲”实现“最小限度的战时生产能力”，特别是飞机和战车的年产量均能达到3000架(辆)的生产水平同时，他还认为在此计划完成之前，日本绝对不能进行战争，这也正是他强烈主张对华实行“不扩大”政策的一个重要理由。
三、“不扩大”思想成型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华北形势日趋紧张石原莞尔虽试图说服陆军中央发表反对在华北行使武力的命令，但未被批准而后，他于1936年11月到中国视察，当他在北平听取了关于华北和内蒙等地紧张局势的汇报后，便来到“满洲”与东条英机等人进行了激烈辩论，但关东军方面态度强硬，武藤章甚至以石原在“满洲事变”时的“下剋上”加以反驳石原莞尔的此次中国之行虽未能阻止关东军扩大侵华，但随后他就明确提出日本“要改变对中国的高压态度”、“清算北支特殊区域之观念”，其对华政策由此而进一步深化七七事变”发生后，围绕对事变的处理，石原莞尔与“扩大派”的纷争达到高潮石原把对苏战略优先和建设“满洲国”作为此时的首要任务，指出“如果扩大战局，一旦导致日华战争，从中国近来的民族意识来看，事态是不易收拾的”，“以我国现有力量，支持这样一场全面日华战争是有问题的”因此，他主张慎重处理事变，这得到了参谋本部的河边虎四郎、堀场一雄以及陆军省的柴山兼四郎等“不扩大派”的赞同而与之相对的“扩大派”态度坚决，陆相杉山元明确表示，“事变将在两个月内得以解决”；武藤章指出，“要向北支增派兵力，并应不失时机地对其加以一击”；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