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深化辽宋夏金史研究展望 包伟民改革开放40年来，关于中国古代各断代历史研究的学术进步，有目共睹，辽宋夏金史领域也不例外本人在《近四十年辽宋夏金史研究学术回顾》一文中，对其概况已有所归纳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1期，第5467页不过关于这一史学领域的研究展望，所言过简，谨此略作补充一近来学界有不少回顾与反思40年来学术史的佳作，对于推动这一时期学术进步原因的探讨，多有共识具体就辽宋夏金史学术领域而言，在本人看来，重要原因首推随着国家社会生活从多年内乱趋向正常，史学研究也首次赢得基本正常的学术环境，起码能够相对安定，各项工作才有可能从容展开也正是受这种大环境转变之赐，社会一步步地走向开放，由此带来的思想的解放，对于史学领域而言，影响最为直接的，是对于僵化的教条主义的离弃与批判这就使得学者们观察历史社会的分析方法产生了明显的弃旧扬新现象，以及研究议题的移易依据经典理论提出来的那些传统议题，被新兴起的以社会史与文化史为中心的新议题所取代，以至有学者因为意识到新格局下存在着研究议题的失衡现象，呼吁政治史研究“再出发”随着国民经济的复苏与逐步发展，物质条件明显改善，学术研究得到了更多的经济支持。
无论是学者生活境况还是研究条件的改善，都是推动研究的不可忽略的正面因素与此同时，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奇迹般地发展，国力大幅度提升，使得国人对于民族历史的自豪感大增，也直接促使了学界调整对辽宋夏金时期——尤其是赵宋王朝——历史的看法，从以前被鄙视为所谓的“积贫积弱”之世，转向了被誉为“最适合生活的朝代”学术史上的这些转型与推进，更在学术人员的更替换代上集中体现出来，新一代研究人员的主体，当数在文革后经高考进入高校学习，复经研究生课程的训练，在九十年代起开始斩露头角，成为学界生力军的那个研究群体所谓新一代之“新”，主要当然就体现在他们是在新的学术环境之下培养起来的、具有新学术立场与学术思想的研究主体此外，受高教“大跃进”之赐，进入本领域的研究人员数量成倍增长，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不过，也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40年来的学术推进与学术扩张，“造就”了本研究领域的现状与其基本特点，成为继续推进学术研究的某种“前置条件”，值得我们认真的总结与思考首先，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是具有普遍性的，那就是在疏远了传统的教条学说之后，学者们却表现出了某种不适应感，觉得“丢失了理解整个中国历史的线索”。
也有学者认为，近40年来中国古代史差不多每一个知识点都得到了重新的研究，但是获得的认识并未能整合成一个新的体系具体到辽宋夏金历史时期而言，许多学者所面临的主要是对其时代定位的困惑，以至于日本学者在上世纪初提出来的所谓“唐宋变革论”，在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史学界大行其道，成为了学者们理解那一历史时期的重要框架性认识因此之故，人们开始批评史学研究中的所谓“碎片化”现象，越來越多的学者感叹目前史学研究中“理论”的缺失，这就是笔者此前曾经撰文讨论的“理论饥渴症”其次，显而易见的是，经过多年的扩张，每年刊布的专文专书近乎海量，可以说，举凡存世资料相对丰富、足以展开讨论的议题，差不多都已经有学者撰写了专书，更不必说数量无法统计的专文了一些热门的议题，研究“论著”更是集中但是，这样的“盛况”所带给这一领域学者们的，更多的并非欣喜，却是一种普遍的焦虑心态一方面，40年来平面梳理历史现象的讨论，仍占出版物的大多数，经过一段时间的平面扩张，自然会碰上资料不足、议题枯渴的瓶颈大量硕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之不易，正是这种困境的体现另一方面，在种种制度与非制度因素的影响之下，简单重复已经成为了一种可行的选择于是，研究的平庸化遂不可避免。
如何在在论著数量不断增长的同时提升研究的质量，也就成为了有责任心的学者们一种无法释怀的心病第三，具体到辽宋夏金史研究，除了域外黑水城文书陆续被整理出版对于西夏史研究具有特殊意义之外，这个领域既不像前期各个断代，在大量简牍纸帛等文书发现的刺激推动之下，对整个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不如帝制后期的明清等断代，除数量远超前代的存世文献外，还存在着海量的地方文书、档案文献等等对于学者个体而言绝难全面掌握的资料，因而有着更多议题拓展的余地缺乏核心新资料注入的辽宋夏金史领域，一如既往地平淡沉寂，刺激研究创新的因素有限，这样一来，研究平庸化的困境似乎就更加凸显了二那么，在“后”40年时期，本领域的学术创新如何可能？首先必须面对的自然是关于唐宋时代的定位问题李华瑞曾撰文，批评本领域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普遍以“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为基本认识框架来讨论宋代历史现象李华瑞：《唐宋史研究应当走出“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光明日报》2017年11月20日第14版认为将内藤湖南的这一假说视为“公理”，甚至泛滥化，还衍生出一系列新的“变革论”，既无视这一假说的帝国主义学术背景，更忽略了它对当时中国历史发展全景的狭窄化，仅仅以赵宋王朝、甚至以南宋日趋狭小的疆域空间来代表整个辽宋夏金历史整体。
其批判目光十分敏锐不过，如果我们将其与学界对经典理论的疏远相联系来思考，或者还可以进一步指出，除了某种可能的跨越朝代体系的用意之外，这一假说之所以能够流行，还在于它给了学者们一个比较清晰的、对于唐宋时代定位的替代性的概念也正因此，在某次学术会议上讨论如何“走出”唐宋变革论时，就有学者提出了“那我们将以怎样的概念来替代它”的问题李华瑞也认为：“要走出‘唐宋变革论，就需要中国学者对唐宋历史做出符合我国历史发展原貌的断代分期说这无疑反映了我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总是希望有一种现成、统一、正确的认识框架，来供自己利用定位到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是如此事实上，关于宏观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历史理论”，学界从无异议，本无需赘言于此学者们之所纠结的，是那些相对具体的讨论取径与分析方法，即所谓“史学理论”问题笔者以为至少以下三方面可能深入的取径是有具有潜力的：首先，走向多元化历史的真相是唯一的，探索真相的取径则不妨多元化更何况任何学术研究总是始于假说，真理的追求不可能一蹴而就，多元化的探索有助于我们一步步地接近历史的真相在这方面任何排斥异说、唯我独尊的心态都是不科学的近年来，有一些学者通过强调历史的某一侧面特征，试图以此来指称、甚至概括整个唐宋时代。
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自两宋时起进入所谓“富民社会”，也有人称之为“农商社会”等等坦率说，这些努力都具有明显的试探性，无论在史实的复原与论证的周全等方面，都还有不少不足之处，这些论点最终是否得以确立，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但这些都是我们走向历史真相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尝试，因此是有意义的其次，更强化的全局意识学者们所批评的所谓“碎片化”，大致有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略有差别的层面除了前面所讲对历史发展总线索的困惑之外，对特定历史阶段通观性知识的缺乏也也比较明显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学者，深受现代社会科学范式的影响，设问在先，读书在后，历史文献数据库的大行其道更加强化了这种倾向;而不是通过精读体悟基本历史文献，读书得间，再从中发现值得探究的历史问题因此对历史的观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只知其一，不及其它，以至无法将具体知识与历史演变的大背景相联系新一代学者知识结构的特点、以及学术大跃进环境之下多攒快写的学术生态等等，都是造就这种现象的客观原因应对之道，唯有追求更强的全局意识而已，无论在纵向还是横向两方面，都是如此关于纵向观察，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本领域一个已经成为共识的看法就是，辽宋夏金时期的史事，无论是国家制度还是社会现象，都应该跨越断代的间隔，从更长的时段也就是隋唐时期开始来做观察。
近年来，不少学者更强调五代在其中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并已经取得了许多令人欣喜的发现此外笔者还认为，纵向的长时段观察不应局限于向前的追溯，也需要注意到如何通过观察历史后续的发展，也就是元明清各代的历史，前观后瞻，再反过来验证自己对辽宋夏金时期历史的分析，或者在对其后续发展的观察之中，来对前期彰显未明的史事的走向，获得一些启发尤其是南宋时期的许多史事，例如经济活动、基层社会控制等等，如果不能了然它们后期演进的基本路径，想要把握到位，是困难的至于横向观察，具体就本领域而言，除了讨论经济史也必须熟悉政治、文化等其它方面史事等一般意义的全局观之外，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如何跨越各不同民族政权的隔阂，对整个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个全局性的关照这就是先师邓广铭先生所倡导的“大宋史”的理念邓先生在为《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年会编刊）所撰写的《前言》中，明确指出：“宋史研究会的会员同志们所要致力的，是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历史，而决不能局限于北宋或南宋的统治区域他提出要除破在辽宋夏金史领域“严格划分此疆彼界，而相互不越雷池一步”的现状，做到通力协作不过，学术史的现状距离真正落实先师所提出的这个重要理念，仍有明显差距。
实际上所谓“大宋史”，并不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非要同时涉足辽宋夏金史的专题研究，身兼数职，这不现实，也没有必要邓先生提出这个理念的落脚点，在于我们要从一个全局眼光来观察历史无论是讨论赵宋王朝、还是契丹辽朝的某个具体议题，都不应该局限于某一个政权的立场，而要考虑到当时几个不同政权同时并存、相互角逐的大格局，这样一来，对于历史因果关系的观察，可能就会不一样了第三，深化核心议题的探讨历史现象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其间的各种关系不可能等量齐观，而必然有某些侧面更具基础性，可以视之为观察特定历史时期的核心议题不断深化对这些核心议题的探讨，对于我们理解那个历史时期有着引领性的意义而且，尽管关于这些核心议题的讨论积累一般都比较丰厚，但是由于它们所涉及的历史要素比较复杂，有关历史资料也相对丰富，所以也不太可能全无深化的余地就笔者相对熟悉的两宋历史而言，就颇有一些为人们所熟知实际却并未真正深入的重要议题，有待学者们的智力投入若就相对宏观的议题而言，例如，学者们无不熟悉近代严复（18541921）的名言：“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大多数学者也认同两宋对于帝制后期中国历史的结构性影响。
但是宋人究竟怎样“造就”后世中国？“造就”又具体表现在哪一些社会生活的层面？鲜见有深入客观的分析讨论事实上，我们只有厘清了两宋社会与后代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无论是例如后世縉绅阶层的源起，国家制度的衔接演变，还是社会文化现象的前后嬗递，关于它的历史定位问题，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答案又如，从历史演进的大趋势来观察，辽宋夏金史可谓是南北民族关系的大变局，中国历史不仅再一次进入了多民族政权共存的时期，以至有学者称它是“第二个南北朝”，而且在此之后直到近代，中原地区就长期处于北方民族的统治之下其间虽有朱明王朝的中兴，其影响力不免远逊于汉唐所以才有如刘子健所论，从南宋以降，中国文化开始“走向内在”这里既有南北民族关系演变的外部原因，更有中原农业文明趋于精熟之后的内在因素无论如何，这样的内外影响必然渗透于人们历史活动的方方面面，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且不论落入女真政权统治之下的北宋旧地百姓“久习其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范成大：《揽辔录》，《全宋笔记》第五编第七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6页大象出版社，2012年即便在南宋政权的行都临安府，据记载也是其风俗“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佚名：《宋史全文》卷二十五上乾道四年七月壬戌条，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02页。
当然，从文化性情到生活习俗的“熏蒸渐渍”，也必然是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叉影响的不过这样一幅极其重要的历史画面，学界显然尚未将其描绘清楚对于“走向内在”的方方面面，也还只停留在一般的概念表述而非史事的实证有的时候，这些宏观的观察可能更适合作为一种讨论的视角，内化到其它一些具体的议题之中，而不是非得作为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