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依附论的理论图景以卡诺伊与阿尔特巴赫为中心 摘要：依附理论与现代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一起合称当代“三大发展理论”，教育依附论是依附理论的重要表现形式作为教育依附理论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卡诺伊和阿尔特巴赫的思想观点在教育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教育依附的”的方法论、概念工具和核心观点，勾画出了教育依附理论的基本轮廓，同时，对于深入认识当前不平等的国际知识生产格局，进一步思考中国高等教育摆脱如何依附发展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依附论，教育依附，卡诺伊，阿尔特巴赫作为教育依附理论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卡诺伊（Martin Carnoy）和阿尔特巴赫（Philip C. Altbach）所呈现的思想观点，不仅为认识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历史与现实提供了重要分析工具，同时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教育依附论的理论渊源 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既是现代化理论在拉美移植、试验失败后反思的结果，同时也成为探讨第三世界经济、社会问题的重要理论支撑该理论以马克思“阶级对立学说”、列宁“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理论”为基础，又吸收了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循环因果累积论”、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中心一边缘”等观点。
作为一种对于不发达国家历史与现实极具解释力的思潮，该理论与现代化论、世界体系论一起被称为当代三大“社会发展理论”代表性人物包括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巴兰（Paul A. Baran）、弗兰克（Andre C. Frank）、阿明（Amin）、桑托斯（Dos Santos）和卡多索（Cardoso）等长期关注第三世界发展的社会学者因为观点的差异，其内部又分为以桑托斯（Dos Santos）等为代表的“正统主流依附理论”、以卡多佐（Cardoso）等为代表的“改良主义依附论”、以弗兰克（Aadre C. Frank）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依附论”[1] 20世纪70年代以后，最初仅限于探讨经济、社会问题的依附理论很快被教育学者所接纳，并成为透视第三世界教育问题的重要分析工具教育依附论者大多持新马克思主义立场，主要包括卡诺伊（Martin Camoy）、阿洛夫（Robert. F. Amove）、保尔斯顿（Rolland Paulston）、韦勒（Hans Weiler）、莱文（Henry Levin）、鲍尔斯（Bowles）和金提斯（Herbert Gintis）、剀利（C.P. Kelly）、阿普尔（Michael Apple）、阿尔特巴赫（Philip. C. Altbach）、许美德（Ruth Hayhoe）等北美学者，英国的伯思斯坦（Bernstein）和杨（Yang），意大利的格莱姆西（Greims），拉美的曼弗雷多贝尔赫（Manfred Berger）、弗莱雷（Paulo Freire），法国的玛丽安巴斯蒂（N. Bastid），日本的马越彻（Tom Umakoshi）、阿部洋（Hiroshi ABE），乌干达的马兹鲁伊（A.A. Mazrui）等。
[2]1984年，第五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以“教育的从属性和相互依赖性”为主题，讨论了第三世界的殖民教育、教育中的国际交流、教育政策中的依附性和相互依赖等问题由于教育依附论的出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问题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一直被拒之门外的发展中国家学者加入到了国际比较教育学者行列，包括中国在内的四个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教育学会成为世界理事会的新成员可以说，教育依附论既促进了教育理论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教育领域国际交流的集中性和多样性[3] 二、卡诺伊和阿尔特巴赫教育依附理论透视 从一定意义上说，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教育依附论学者，卡诺伊和阿尔特巴赫的相关著作为我们识读教育依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窗口作为美国国际比较教育学会前主席、斯坦福大学著名教授，卡诺伊著有《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教育》、《教育改革的限制》、《一种新的社会契约：里根之后的经济与政府》、《国家与政治理论》、《第三世界的教育与社会变迁》等著作，其中《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教育》（1974）被视为教育依附论的开山之作，“标志着比较教育领域中依附论观点开始流行”，[4]在2004年进行的一次调查中，该书仍为美国比较教育专业文献引用次数之最。
[5]至于为我国学者熟知的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资深会员，阿尔特巴赫出版有《比较高等教育》、《第三世界国家的高等教育》、《从依附走向自主：亚洲大学的发展》等著作和大量论文近年来，他多次访问中国，其有关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论述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一）教育依附论的方法论 以“历史—结构”法研究外围资本主义是依附论的重大理论贡献这一方法强调对第三世界的考察必须掌握研究对象的“历史面”和“结构面”——在历史脉络上，须注意到“时间因素”和“变迁的可能性”；在结构的脉络上，应兼顾“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6]事实上，卡诺伊、阿尔特巴赫等教育依附论者深受这一认识逻辑的影响在教育依附论学者看来，“历史一结构”法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研究方法，而是认识、分析第三世界教育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原则，它是教育依附论的主要方法论 以“历史—结构”法为指导，卡诺伊和阿尔特巴赫考察了第三世界国家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和演变历程，论证了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控制欠发达国家教育制度的本质认为殖民者所采取的直接破坏当地传统的学术机构模式、强行移植宗主国教育模式的做法是导致今日外围资本主义教育畸形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儒学院，印度传统的梵文学校（pathashalas）或伊斯兰大学（madra-sahs），越南、柬埔寨、泰国和其他的类似，机构大多在19世纪步入现代化进程之初就被破坏或者被遗弃[7]其后，英国殖民者强行在印度等国推行欧洲模式，迫使殖民地的大学直接照搬宗主国的模式[8]阿尔特巴赫指出，19世纪以来，殖民地国家虽然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与解放，但其教育体系并没有摆脱欧洲的学术模式，譬如现代的印度大学和其在殖民地时期的模式大致相同这就形成一种明显的悖论——第三世界“大学的历史传统是西方的传统，并且几乎与第三世界的知识或教育传统没有什么关系”[9]世界上许多地方的院校机构都是由殖民主义者所强加的即使像中国、泰国等不曾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其教育模式也深深地打下西方工业国家的烙印，具体表现在许多大学仍偏重于人文学科，在教育和知识论说中仍重视欧洲语言，以及在教育制度的组织上仍采用世界性的模式 只有对第三世界国家近代以来的历史有了基本的认识，才可以有效地认识他们在当前国际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与角色在此前提下，才能对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处境有更为深刻的认识阿尔特巴赫认为，殖民主义者所强加的院校模式仍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三世界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从本源上讲仍然没有一所是完全本土化的基于历史和现有的不平等的国际体系，一些前殖民国家不仅没有发展新的本土学院模式，相反，这些国家向外国学习以寻求扩张和改进其大学的模式因而，这些国家不大可能发展出自己独立的替代模式卡诺伊和阿尔特巴赫都论证了“国家的学制存在于国家间不均衡力量关系的条件之中他们认为，西方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要么通过设计、历史环境，要么通过当代资源（包括智力资源）的分配而统治了欠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10]卡诺伊认为“发达国家通过控制第三国家的教育制度，试图维持现存的国际不平等的格局，进而保持第三世界的依附性”[11] （二）教育依附理论的主要概念工具 “中心”与“边缘”、“依附”与“被依附”是教育依附论最基本的概念范畴阿尔特巴赫、卡诺伊正是通过上述分析工具凸显了第三世界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及其教学、科研的加工性、移植性，从而展现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之间所呈现出的“控制”与“依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阿尔特巴赫指出，那些号称“中心”的大学——往往集中于欧洲和北美等发达国家，它们指出方向、提供样板、引领潮流，处于国际学术“金字塔”的顶端。
而那些“边缘”的大学往往来自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他们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少有原创性成果，只能居于国际学术金字塔的底部[12]当前，由于发达国家基本控制了国际主流学术期刊和出版业，输出研究、出版的国际规则，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话语权力分配模式短期内难有根本的改变卡诺伊也认为，“有一种自然动力引导这些社会把其知识强加于比他们弱的从属国，从而确保这些从属国处于下等地位，确立自己的上等地位，并且为这些知识扩大市场以维持现存国际间的不平等，并使第三世界处于依附地位”[13]尽管批评者认为上述分析工具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过分简单化，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概念较生动地描述了当代世界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与发展走向，因而受到不少学者的认可 （三）教育依附论的核心观点 基于对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关系的分析，卡诺伊和阿尔特巴赫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 1.在旧殖民主义时期，教育是宗主国维系统治的重要手段 卡诺伊指出，宗主国在殖民地推行自己的教育模式，其初衷就在于强化殖民统治[14]譬如，“英国在印度的教育政策就是为了英国在政治上控制印度，并维持印度人民对其的经济依附”。
[15]此外，“殖民机构通过教育使儿童适合特定的阶层，塑造他们扮演事先决定的角色，完成基于他们的社会阶层所需的任务”[16]西班牙统治秘鲁时就坚持“教育一直都是基于严格的阶层来组织的，即主要根据两个基本的功能进行运作：一是维持秘鲁人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异而不是减少差异；二是控制社会变革”[17]此外，殖民意识的灌输也是殖民者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手段[18]“殖民意识包括基督教精神、对白人殖民者服从的属性、功绩导向及殖民者国家的强势语言这些都促使殖民地人民对宗主国的文化认同，而且也导致殖民地独立后仍然对其产生依赖”[19]殖民意识灌输的主要渠道是：其一，通过资金和政策支持基督教传教土在殖民地的活动，传达殖民者的信仰基督教传教士在殖民者征服和扩张殖民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促使殖民地人民改变本土的传统信仰成为基督教徒，传教士大力投入到建立教育机构的工作中其二，通过培养殖民地的精英阶层，将殖民意识传递给下层民众殖民当局认为如果把西方的价值观念传输给当地的精英人士，这些人士自然会把他们的知识与本地民众“分享”[20]其三，建立殖民地的精英教育通过阶层、财富等选择机制决定教育对象，教育内容侧重殖民国家的人文价值观，忽视能够直接促进当地经济的科学技术等实用知识。
其四，开办平民教育，传播西方文明，将平民“理性化”，消除他们对殖民者的仇视心理，进而同化他们的观念 2.在新殖民主义时期，教育成为发达国家实现全球扩张、推行文化霸权的重要方式 阿尔特巴赫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高等教育尤其是科学研究方面存在明显“势差”由于这种差距的存在，发达国家的顶尖大学往往扮演着“知识生产者”的角色，而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往往扮演着“知识消费者”的角色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占世界人口30%的34个发达国家出版的著作占到全世界的81%在社会科学领域，全世界62%的期刊是在美国、英国和法国出版发行的[21]事实上，到目前这种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即使是被认为最开放、最平等的互联网上，90%的信息都是用英文书写，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同时还扮演着学术的“规则制订者”和“标准输出者”的角色在阿尔特巴赫看来，当代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质就是“美国化”二战后，美国大学在国际高等教育领域的贡献和声誉奠定了其学术超级大国地位，美国高等教育成为世界各国的“黄金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