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治与科层制的动态平衡 摘要：学术自治源于中世纪大学，并成为现代大学自治的核心内容现代大学结构和职能的复杂化，为科层制逐渐在大学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合理性学术自治与科层制在基本价值、资源的控制与依附，以及组织目标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和冲突超越二元对立，实现学术自治和科层制的动态平衡应重点解决三个关键问题：深刻认识现代大学的本质；进一步改善官僚体系，重构现代大学制度；提升学术水平 关键词：现代大学，大学体制，学术自治，科层制，官僚体系，学术权力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现代大学的机构组织要件，从中世纪学者行会开始，大学就处于学者代表的学术权力和当局代表的行政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大学学术权力以不断变迁的大学自治理念和制度为依托，而行政权力则以科层制的行政模式存在并不断被强化因此，深入理解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本质，正确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分析当前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冲突的根源，是构建现代大学体制不容回避的现实 一、大学学术自治及其内涵 1.大学学术自治的缘起 作为大学的重要理念和精神，大学学术自治已经成为现代大学自治的核心内容现代大学自治理念产生于中世纪大学，但是，“一切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中世纪大学也不例外。
资料显示：从11世纪到15世纪，欧洲诞生了5000个新兴城镇，在14世纪，有些地方有一半的人口转向了商业和工业[1]数量众多的城市居民和工商业贵族结成了城市自治联盟，向封建领主发动了争取自治权的斗争最终的结果是欧洲部分城市获得了城市自治权，并最终分解为众多相对独立的城邦以至于欧洲中世纪“每个城市都是一个自治的市民社团”，“他们日趋演化为一个可以脱离封建国家的常设机构而独立存在的自给自足的组织，并渴望着以自治联盟（commune）的方式兴起了[2]所以，城市的兴起和手工业、工商业的繁荣为中世纪大学的出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中世纪城邦的兴旺则为中世纪大学的自由迁徙提供了地理上的保障 在知识领域，作为“知识的手工业者”的中世纪学者为了维护切身利益，其中一些志同道合的学者聚于一处，模仿商人行会组织，成立学术团体，逐渐形成后来的“universitas”雅克维尔热在《中世纪大学》中如此描述城市经济对“行会”产生的影响：“城市的繁荣导致‘行会’的出现以及大学的诞生”城市的繁荣，手工业的发展，分工的细化，使得职业化的集团出现这种职业化的集团就是“行会”，也称“法团”[3] 2.大学学术自治的发展 中世纪后，西欧国家的大学自治逐渐走向多元化。
在英国，大学形成了传统大学和现代大学自治体制并存的大学自治体制，古典大学以“教授治校”和“理事会、校务委员会、评议会”制度等校内外共治模式并存 在法国，建立了相对中央集权的大学体制公共教育部控制了学院的科研和教学，国家任命教员、院长，垄断文凭、学位但在大学内部管理上，学部理事会和大学教师代表大会夺得了大学内部管理权，中央集权和大学自治之间取得一定程度的平衡1968年著名的“五月风暴”和随后的密特朗政府改革正式确立了“自治”、“参与”和“多学科”三条原则[4]大学取得了较大程度上的自治 在美国，1819年达特茅斯学院判案提出“大学的四大基础自由”：“大学的任务在于提供一个最有益于思维、实验和创造的环境那是一个可以达成大学的四项基本原则——在学术的基础上决定‘谁来教’、‘教什么’、‘如何教’，以及谁来学的环境”[5]1900年美国大学协会成立，担负起大学和行政当局之间的缓冲器的职责，逐渐地在美国大学确立：董事会把握大政方针的制订，大学校长是负责执行的行政长官，大学内部形成了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各院院长主要负责全院工作，协调各系在学术、财政等方面的问题；系是主要的学术单位，教授负责学术事务，系主任由教授们互选，各系制定各系的入学资格、课程内容、考试程序，各系之间保持独立[6]21。
3.大学学术自治的内涵 学术自治作为大学这种学术组织的核心特质，在政治论哲学甚嚣尘上的现代大学依然被视为大学自治的核心其得益于契约制、公民社会以及社会中介组织的广泛建立等为大学学术自治权的获得提供了舆论和制度环境同样，作为社会制度、文化历史的反应，学术自治的范围和核心也在不断变化 有学者指出，传统的大学自治指的是学术机构（大学）的自治，即大学是一个学术团体，学者们自己管理自己，不受外部环境的控制[6]21阿什比勋爵提出，大学自治包括在大学的管理上免于非学术的干预，以大学看来合适的方式分配资金，自由地招收教职员工并决定其工作条件，自由地选择学生，自由地设计和传授课程，自由地设置标准并决定评价方式 所以，诚如卢晓中所指，大学学术自治指的是作为学术组织的大学的自治，而非单个学者的学术自由爱德华希尔斯在其《大学的秩序》一书中提出，大学的自治概念是指，大学作为一个法人团体，享有不受国家、教会以及任何其他官方或非官方法人团体和个人，如统治者、政治家、政府官员、教派官员、宣传人员或企业主干预的自由它是大学成员的自由，这些成员以代表的资格而非作为个人来决定大学自身的管理，它涉及的是在学校内部所默许的管理学者群体的权利[7]。
二、科层制及其在大学存在的合理性 1.科层制——理想的行政管理制度 “科层制”，又称官僚制，其源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关于科层组织理论的研究马克思韦伯认为，西方工业文明和技术理性相结合的最佳管理形态就是科层制在科层制中，实现组织内部协调的是契约和理性，而不是个人魅力和权威，管理者以知识作为管理的基础，依据客观事实而不是主观臆断进行判断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应当有其组织目标，组织内部人员的集合是为了顺利完成组织的目标组织内部各成员之间是指挥和协调的关系，这种关系被固化于不同层级的岗位和工作上工作的关系由组织中不同层次的职位被赋予的权利而定义 具体来说，科层制具有以下六个特征：（1）内部分工，每一个成员的权力和责任都有明确规定2）职位分等，下级直接接受上级领导3）组织成员都具备各专业技术资格4）管理人员是专职的公职人员，而不是该组织的所有者5）组织内部有严格的规定、纪律，并毫无例外地普遍使用6）组织内部排除私人感情，成员间关系仅限于工作关系[8]科层制以精确性、稳定性和程序化超越了传统型组织和卡里斯马型组织类型，实现了技术经济时代的“组织去魅” 2.科层制在现代大学存在的合理性 其一，科层制是现代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完成自身使命的要求。
任何组织都需要进行有效的精细管理，虽然大学是一个“知识即权力”的场域，甚至学术组织的状态被称之为“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但是，大学首先作为一个社会组织而存在，如何实现组织的目标？必须依赖制度化的运作在我国大学内部，紧紧围绕“院校-学院-学系”三个层级建立了高效的组织体系这个体系作为资源承受方和高等教育的外部官僚体系紧密结合，共同形成一个整体的“高等教育集权体系”，其核心是资源的分配在相对集权的单位体制中，如何高效地将有限的资源分配到大学组织的底端就必然要建立金字塔式的科层体系只有从纵向的“国家-院校-院系-个人”层级建立隶属的“高度行动一致性”，才能保证管理和资源传递的高效性 其二，学科的高度分化和巨型大学的出现使科层制固化自洪堡所倡导的现代大学建立以来，大学的学科高度分化，新的学科不断涌现，新的学科范式不断确立，知识的广度不断扩展，深度不断加深爆炸性的“科学革命”的出现，使得“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绝无可能每一个学者只能在属于自己的学术领地里劳作而学术逻辑天然的松散和模糊性，使得大学作为一个组织完成其组织的目标变得困难如何有效地协调，并进行资源和信息的沟通？全职的大学行政体系的建立也就在所难免。
现代大学日益庞杂的结构和职能的演变为科层组织在大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合理性诚如冯向东所指，科学研究不再是闲逸的好奇，大学由一个单纯的“学者共同体”的传统组织形态完成了向现代组织形态演变的过程，大学变成了“学术-行政共同体”[9]于是，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围绕资源进行争夺，权力的竞争、学术价值的巨大差异等促生了“若干个权力中心”，并因此产生了众多的冲突 三、二元视野下的学术自治与科层制冲突 1.价值冲突 学术管理是大学自治的核心，学术管理主要履行着三项职能：（1）在教学和研究活动中维护学术规范和学术自由的原则2）评定学术成果3）对组织（包括大学和各个院系）的学术发展规划和学术资源分配作出决策学术自治的基本价值逻辑就是在大学内部实现按照学科的模式建立不同的专业集合体，在专业集合体内部，实行“师徒”制度的原则，充分享有学术的自由和资源分配权这就要求大学的组织文化必须是“底部下沉”的，“根据独特的理性任务，每门学科都有一种知识传统——也即思想范畴——和相应的行为准则”因此，在大学不同的“非正式学术组织”中，将围绕“学术团体”，也就是讲座或者系科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学术自治的逻辑要求这些不同的学术价值观得到尊重，并多元发展。
但是，在我国，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系统的神经末梢，长期作为政府部门组织的延伸出现，被赋予“单位”的角色学术自治”在我们的价值体系内并没有生根发芽，科层制在大学的发展沿袭社会文化，而成为“官僚体系”官僚化的价值体系，要求大学的学术运作必须首先满足官僚体系的政治任务，这种价值观的直接要点就是将大学作为其附属物看待，不承认或者不欢迎大学中非正式学术组织的存在建立强大的行政体系，负责维系大学生存的资源分配体系，以此将学术组织捆绑在行政组织的战车上如韩水法所言：中国大学被整合在一个官僚层级的体系之中，从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到大学基本教学与学术单位，一元化的行政权力通天贯地，天下英雄，靡不在其彀中这个体系决定了中国大学的基本状态和发展前景，决定了中国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生态环境，从而决定了中国学术界的学术道德状态[10]自西方舶来的“学术自治”价值理念与以科层制为代表的“官僚体系”价值观从根本上产生了差异 2.围绕资源控制的冲突与学术权力的依附 理想化的科层组织体系要求在纵向上形成资源分配的单向通道，且资源和权力主要集中在上层，通过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来层层分配资源和权力在横向上，在同级组织之间形成“网状结构”。
平行的同级机构之间分工明确，以高效地处理庞杂的事务对于大学来说，由于其主体成员——学者的特殊性，显然并不存在一个上下高度一致的“一元权力结构”，而是以“二元权力结构”的形式出现 遗憾的是，学术和行政二者没有清晰的界限，不能保持一种应有的张力，根本原因在于二者围绕“资源”和“权力”的争夺在大学内部，资源的分配应该往底部学术组织沉积，但是，“以知识为权力”的学者群体的松散性，使得大学基层组织之间不断分割，形成一块块“自留地”，对资源的合理分配产生威胁居于金字塔顶的顶层行政权力拥有者不得不进一步巩固科层制，按照行政体系的层次逐层进行资源分配，长此以往，便会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格局围绕资源的抢夺，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沟壑进一步加深，学术生态进一步恶化形成学术组织向行政权力的“全面依附”，使得基层学术组织完全成为行政体系的“附庸”，进一步破坏了学术自治的生态环境 3.组织目标的差异性造成的失衡 学术自治对独立和自由目标的追求，深刻反映了作为一个“松散的连接体”，大学学术组织目标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在这个组织中，大学底层组织依据学科的分野，被动态地划分为纵横交错的学术领地每个领域的学者在自己的领地内自由地耕耘，不受时间和他人的限制，学术的评定建立在同行评议的基础上，组织的目标以探索“高深学问”为导引，成松散的点状形态。
遗憾的是，当纽曼喊出他所渴求的大学理念时，大学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