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职业专业化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学术职业专业化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7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 学术职业专业化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 摘要：学术职业专业化是职业向理想形态的专业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从高深知识的视角出发，我国的学术职业专业化程度还不高，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专业。从高深知识的训练、职业权力、学术伦理和精神追求四个维度出发，中国学术职业专业化的行动路径包括：高深知识的长期训练是学术职业准入的前提，职业权力是学术职业生涯的特定权力，学术伦理是学术人员需要遵守的特定行为准则，醉心于高深知识是学术职业的精神需求。学术职业专业化是保障国际竞争优势的持久动力，推动学术职业专业化制度创新是基础。关键词：学术职业，专业化，路径，高深知识按照专业化的标准，中国学术职业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专业。尽管教师
2、专业化问题在基础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但是在高等教育领域，还没行得到重视。由于高等学校的教师从事的是学术性的职业，一般认为这种职业就是专业化程度很高的职业，实际上，学术职业专业化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高校教师也需要不断地被专业化。如果进行国际比较，我国学术职业专业化程度仍然不高。因此，如何提升学术职业专业化的程度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由于学术职业区分于其他社会职业的根本界分是高深知识，从高深知识的视角出发来研究中国学术职业专业化的路径选择无疑具有解释力。一、高深知识的长期训练是学术职业准入的前提弗雷德曼指出：“专业化可以被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组织起来的职业，通常（但
3、不总是）由于这一职业需要专门的、深奥的知识，才能保证工作的质量和对社会的福利，获得履行它的特定工作的排他性权力，控制训练的标准和实施对其成员的培训，同时，有权评估和决定工作如何进行。”由此看来，专业化的前提是高深知识。没有高深知识，学术职业也就沦为一般意义上的职业，学术职业所拥有的权力将不复存在，社会赋予学术职业的地位和声望将会降低，学术职业参与国际竞争就没有基础。中国学术职业的高深知识资源总量不足，大量的学术职业从业人员缺乏长期的系统的高深知识训练，拥有博土学位的教师所占比例仍然很少。学术职业的高深知识增量虽然有所提高，但是高深知识的价值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认同的还不多。在国际学术界，中国学术
4、职业对于高深知识的垄断和控制能力仍然较弱，高深知识的创造和人才培养等还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还不能获得在高深知识领域的排他性权力。学术职业仍然处于负流动状态，对于高水平学术人员的吸引力仍然不强。在国际学术界，中国学术职业的国际声望和影响力还很缺乏，高深知识仍然处于西方学术中心的边缘。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中国学术职业所拥有的高深知识和美、法、日、英、德等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作为一种理想形态的学术职业，是一种专业化程度很高的职业，其拥有的高深知识与对于高深知识的控制和垄断能力使其能够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同，能在本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合法地得到社会赋予的崇高社会地
5、位和声望。显然，中国学术职业从专业化的维度判断，仍然处于准专业状态。从中国学术职业资源的国际竞争力状况来看，中国学术人员所受的长期系统化训练不够，这和中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水平相关。中国高等教育起步晚，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也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在建国前，经历了泛西、学日、学德、学美的多次制度转型。建国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制度，高等教育制度全面学前苏联，“文化大革命”对于高等教育制度的摧毁和破坏，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高等教育才开始走向自主创新的道路。在这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学术职业从业者普遍所受的高深知识的训练不足，学术职业的准入标准偏低，学术职业的使命单一，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学术人员是
6、“革命的螺丝钉”。学术职业的权利、地位和声望来自于政府的授予，而不是市场的选择。改革开放近30年来，高等教育得到了飞速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把中国高等教育摆在和其他国家同一个竞争平台上，学术职业的权利、地位和声望只能靠学术生产力来体现，只能在市场中获得，而高深知识的训练是基础。高深知识的长期训练是学术职业的基本要求，也是学术职业从职业向专业转型的必然要求。获得高级学位固然是评价学术人员接受高深知识长期训练的一个标志，但是，学位并不是代表高深知识训练的惟一标志，对于不具备高级学位但确实掌握了高深知识的学术人员也要给予他们准入的资格。在学术职业的准入制度设计中，是否掌握了该学科的高深知识是准入的
7、前提和基础，按照这个标准来配置学术职业资源对于提升中国学术职业资源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职业权力是学术职业生涯的特殊权力学术职业的权力来自于对高深知识的控制和垄断。中国学术职业对于高深知识的控制和垄断能力还不足以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同，在经济、科技和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力还有待提高，这使得学术职业的权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学术职业的权力不是外力赋予的，是由拥有高深知识的程度决定的。“学者社群的专业化上升历史和发展目标是通过四个逻辑步骤逐渐完成的：构建职业市场赢得专业市场形成专业垄断独享特权地位。”学术职业专业化的目标是在赢得学术职业市场的基础上，形成对于高深知识的垄断，并享有特权。学术职业
8、专业化过程是一个对高深知识市场垄断的过程。控制与垄断能力越强，学术职业的权力越大。伯顿克拉克明确认为，“教授权力是高等教育系统权力结构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特殊的权力，是教授在其职责范围内的支配权和影响力。”教授权力从何而来？教授作为大学的学术精英，其权力的基石就是高深知识。教授的工作与权力是从特定的知识中产生的。教授对于学术知识的“垄断权”和其专业性的优势决定了教授在大学中的地位及权力。高深知识是教授权力存在与发展的起点。教授从自身所拥有的专业知识中获得权力，并通过教育实践来运用并保护权力。但在中国，教授权力和共同治理的传统很弱，中国的学术机构是政府建立起来的，缺少传统的教师权力。这导致了科层控
9、制权的加强和教授权力的缺乏。20世纪50年代，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召见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些教授时说：他非常高兴会见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employees）。在一阵沉默之后，一位资深教授站起来打破了沉默：“尊敬的先生，我们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我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这说明了学者在大学中无可替代的作用，大学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者的权力，是学术人员从事学术职业过程中所拥有的权力。学术自由是学术职业权力的基础。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学术职业的权力。“学术自由是大学成员自我认同的核心因素，对学术自由的任何威胁不但伤害他们的工作环境，更重要的是威胁他们的自我认同。”破坏学术自由的权利完全可以说就是摧毁
10、学术职业的权力。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学术职业的权力对于高深知识活动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学术职业缺乏这种权力。这是和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单位制度分不开的。有学者认为，单位是一种制度、是一种统治、是一种社会结构。这种观点显然概括了中国单位制度的特点。单位作为政府权力的延伸全面控制和影响着学术职业，使得中国学术职业缺乏独立性，没有自由性，没有职业自主权。而学术职业自主权缺失的原因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和教师的控制、集权的学校管理模式、应试教育模式的惯性等。张维迎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行政序列成了衡量一切职业的尺子，个人所有的成就、待遇、社会地位全都和这个行政级别挂钩，教师的学术职务在很大程度上也
11、是和行政系列挂钩（如系主任相当于处级、教授相当于处级），在这样的体制下，真正的学术自主性难以落实。”尽管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时代走向市场经济时代，但是，受强大行政权力的影响，中国学术职业权力的缺失使得其专业化程度受到很大的影响。中国学术职业从业人员没有明显的权力意识，这是和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职业对于政府的高度依附关系长期积淀下来的。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集权管理直接导致了学术职业对于政府的依附，政府的政策法规不断强化了学术人员对于政府的依附，政府制定政策管理知识分子，管理高等学校教师，使这种依附制度化。高等学校作为政府的延伸，协助政府管理知识分子，管理教师，不断强化教师的“单位人”意识。学术人员是计
12、划调配的产物，是用来分配的“产品”，学术人员成为了政府制度服务的工具。在一个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社会中，不同行业都有其不同的权力。譬如手工业者生产“产品”，手工业者决定生产何种产品，如何组织生产，如何在市场中交换产品是由手工业者自己决定的，这是其职业的权力。作为学术性职业，也有其特有的权力表达形式。医生被认为是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职业，在西方被称之为一种专业，就是因为医生可以决定对病人采取何种治疗手段或方法，社会共同认同这种权力，其权力来自于社会对医生所具有的高深知识的信赖，与其说这种权力来自于社会的授予，不如说是社会对于高深知识的信赖。如果说，医生开处方、制定治疗方案要经过政府或者政府授权的机构
13、来管理的话，那么，必然会导致医生权力的缺位而影响对病人的治疗，医生也就不是一个社会认同的专业了。对于高深知识的发现、传授、综合和应用为工作对象的学术职业，其拥有的职业权力比医生更大，更具有权威性，更不能受任何外在力量的干预。否则，学术职业就无法按照知识的内在发展逻辑来开展学术活动。在学科分化越来越细的今天，只有学者自己能够理解他所从事的学术工作，哪怕是其他学者，如果不从事同类型的研究和教学，就没有对这个学者学术工作的发言权。学术职业权力是特有的，是排他的，不是外界授予的，也是不能干预的。没有权力就没有创造，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有效地从事其他学术活动。三、学术伦理是学术人员需要遵守的特定行为准则大学
14、是学术职业的工作领地，因此，学术职业必须适应大学学术场域的变革和基本要求，其角色只有同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发展对大学的需求相适应，才能展现自身的价值。而学术职业伦理正是在这个相互适应的关系中形成和产生的，学术职业从业者必然要遵从其所在的学术场域的显性的和潜在的规则约束和塑造。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学术职业的伦理就是指在高深知识活动中教师与社会、大学、学生之间的规范准则，是学术职业从业人员需要共同遵守的道德法则。布鲁贝克分析说，“基于学者是高深学问看护人这一事实，人们可以逻辑地推出他们是他们自己伦理道德准则的监护人。只有他们的正直和诚实才能对他们的意识负责。学者们是他们自己的道德的惟一评判者
15、。制定学者公认的基本规范和决定学者行为准则交给了他们自己。学者们是真正的负有责任的专业人员。”克拉克克尔特别同意这个观点，“在科研中，诚实地探求真理是被极大多数从事科研的学者非常认真遵守的。”高深知识是学术职业伦理形成的基础。育人、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伦理都是由高深知识活动的特质所形成的。正直和诚实是学术职业伦理的本质要求。费希特对于学者的伦理有更高的标准。他认为学者的伦理和基督教对于门徒的伦理是一样的。他认为，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
16、良呢？学者应该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赖特，米尔斯也认为，“选择做一名学者，既是选择了职业，同时也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在努力使治学趋于完美的历程中，治学者也塑造了自我；为了挖掘潜力，抓住任何邂逅相遇的机会，他陶冶成了以优秀的研究者必备的多种素质为核心的品格。”马克斯韦伯认为学者对于高深知识的“陶醉感”是专业化的结果。而这种专业化首先是作为一名学者伦理的高度专业化。他说，没有专业化就没有这种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没有这份热情，没有“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默默中等待”的壮志，你将永远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召唤。然而，在中国，学术职业伦理还没有被社会和学术人员所关注和理解。中国学术职业更多体现为一种“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