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真谛 [摘要]在当代，大学是学者的社团，是探索和传播高深学问的场所，是探索和传播普遍学问的场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站，是一个具有共同的理念和目标的统一的有机体[关键词] 大学、学者的社团、高深学问、普遍学问、动力站、有机体[]G640 [] A []近年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或者研究型大学、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成为国内许多著名高等学府的奋斗目标，也成为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是，人们关注较多的往往是世界一流大学（或者研究型大学、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外在特征，如规模、师资条件、经费、科研成果、留学生比例等，却较少关注其背后的理念基础，而正是对大学真谛的把握，才是一些大学成其为世界一流大学（或者研究型大学、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根本原因因此，探究大学的内涵，揭示大学的真谛，也就具有积极的意义一、大学是学者的社团大学（university）在中世纪产生时， 就是一个具有行会性质的由学者组成的社团博伊德和金指出：“按‘大学’一词的原意，只不过是为了互助和保护的目的，仿照手艺人行会（gild）的方式组成的教师或学生的团体（或协会）”[1] 在中世纪，作为学者社团的大学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大学是由教师和学生共同构成的学者的社团。
起初，学者的社团在中世纪既指学生组成的社团，也指教师的社团，又指教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社团，只要是由探讨学术的人组成的组合，就是学者的社团，但后来主要指教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社团，这也是大学（universitas magistroum et scholarium）一词的涵义其二，中世纪大学是具有国际性的学者社团在中世纪，不但大学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国（当时主要是欧洲各国），而且教师也由各国聚集到当时的几个学术中心，共同探讨学问从历史资料看，12世纪的巴黎大学便聚集了来自英国等国的外国学者，否则便不会出现1167年英国国王召集英国学者从法国返回英国，促使牛津大学得以产生的佳话其三，大学是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探索学问的社团学者们建立各种社团组织，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利益，共同切磋学问，这和社会上的其他行会组织有着根本的区别学者的社团是探索学问、追求真理的社团，而不是为了谋取政治利益的政治团体或者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的经济团体从产生之日起，大学这个学者的社团就定位于探索学问、追求真理，而非追求权力或经济利益其四，大学是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和学术自由的学者社团在与宗教教会和封建世俗政权的斗争以及合作的过程中，大学取得一定的自治权，如允许师生结社、罢课、罢教，大学自己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诸如安排课程、聘请教师等），另外大学还有迁移权、行乞权、免除赋役和捐税等特权。
大学通过这些自治权或者特权，为学者探索学问提供了学术自由迄今，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仍然是大学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世纪以后的教育家大都接受了大学的“学者社团”性质洪堡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学者的社团这一概念，但他创建柏林大学，就是想组织一个从全欧洲吸收成员的学者社团，通过学术研究来实现国家的利益[2]在洪堡眼中，学者的社团既包括教师也包括学生，他们都是探索高深学问的学者雅斯贝多斯在《大学的理念》的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是一个由学者和学生共同组成的追求真理的社团” [3]他认为，社会需要一种机构，把以探索、传播科学真理为职业的人联合一起，开展纯粹的、独立的、没有偏见的科研，提供探索真理的服务，这种机构就是大学赫钦斯也继承了“大学是学者的社团”这一理念他在《学习化社会》中指出：“大学是人格完整的象征，保存文明的机构，和探求学术的社会” [4] 引文中所谈的“社会”，是香港学者对“社团（community）”一词的译法赫钦斯不但把大学看作一个学术社团，而且希望借助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建设一个世界性的学术社团克拉克•科尔曾经指出：“‘学者社团的黄金时代’是在中世纪，那时一小伙一小伙的学者聚成带有传奇色彩的‘学者的社团’，面对面地讨论学术问题。
[5]按照科尔的看法，早期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最符合这一大学理念，学者们自愿地组成社团，平等地参与其中的活动早期的波隆那大学是由学生管理教师的大学，学生和教师之间经常产生矛盾和冲突，而早期的巴黎大学虽是以教师社团为中心组织起来的，但受教会的控制太多，因而，都不能称为“学者社团”的典型学者的社团”使大学与社会的喧闹之间保持一个冷静思考的距离，使大学成为一个独立研究学问的场所同时，“学者的社团”也和导师制、研讨会（seminar）、自由讨论等方法融为一体，对学者人格和智力的发展、高深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事物间新的和复杂的关系的发现，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学者的社团这一理念却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冲击主要源自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国家对大学的控制早期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学生缴纳的学费以及社会各界的捐助，因此，大学较易保持独立性随着国家对大学作用的重视，国家加强了对大学的资助和管理，大学逐渐由学者的社团转变成为由国家主办、资助或依法管理的教育机构，在有些国家大学教授也成了国家公务人员其次，“服务站”理念的冲击自“威斯康星理念”产生并广为传播以来，“大学是社会发展的服务站”的理念在美国乃至世界各国流传开来。
社会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市场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大学不知不觉地社会化了，政治化了，市场化了大学与外界间的一道有形或无形之墙已经撤销了在这种情形下，大学已非一独立研究学问之地，而成为即产即用的知识的工厂，大学与社会间的一个保持清静思维的距离也消失了”，“大学已不再是一独立的‘学人之社会’，而成为大社会知识工业的神经中枢[6] 第三，教育民主化和大众化的冲击学者的社团”在人才培养上比较重视师生的交流和导师的亲自示范，具有一定的学徒制色彩而随着大学的民主化和大众化，大学在人才培养上逐渐采用工业型的培养模式，强调标准化、批量化培养，从而对“学者的社会”这一理念造成不小的冲击第四，教学与科研的割裂自德国大学强调大学的科研职能以来，研究型大学逐渐成为大学的发展模式，重科研轻教学成了研究型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研究之受到如此之重视，许多教授的精神时间都泰半投入到研究中去，相对之下，教学特别是大学本科教学，是居次要地位了师生之疏离固而日见严重，即教师之认同亦自其所属之大学而移转到支持其研究经费的基金会、公司或政府身上在此情形下，大学不过是一传舍，而大学之为一‘学人之社会’之理念亦因而受到伤害。
[7] 在学者社团的理念受到冲击的同时，一些教育家明确坚持学者社团的理念如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在1962年以《学者的社团》（The Community of Scholars）为名出版了一本专著，为学者社团的理念呐喊，并认为这种社团的理想模式是150个学生与几位教师一起自由地讨论学术问题[8]在功利主义高等教育哲学盛行的时代，学者的社团常被人喻为“象牙塔”诚然，在当代社会，大学的学者和学生可以为知识而追求知识，但不能不顾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不能在为社会发展服务的过程中失去自我我同意金耀基先生的观点他说：“大学学者与学生不能萧然物外，对社会无萦念，对生命无热情但假如急急于走出“象牙塔”，则不啻放弃了大学之为学习与创建知识的目标大学之对社会保有一距离是有必需的，此一距离是维持一观照反省的智慧之客观条件……总之大学不能遗世独立，但却应该有它的独立与自主，大学不能自外于人群，但却不能随外界政治风向或社会风尚而盲转、乱转大学应该是‘时代之表征’，它应该反映一个时代之精神，但大学也应该是风向的定针，有所守，有所执著，以烛照社会之方向[9]我国近代大学产生和发展的时期，正是功利主义高等教育占主导地位、学者社团的大学理念日益被侵蚀的时期。
我国近代大学一产生，就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被置于科层制的官僚体制之中，根本没有形成学者的社团，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大学的行政权力超过学术权力，大学的自主权不足，大学的学者缺乏共同的价值准则和学术规范，缺乏学者社团应有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在市场力量不断膨胀的今天，大学定位不准而导致企业化和商业化，浮躁之风日盛，教师和学生深受功利主义影响而不能静心追求学问我们认为，我国新世纪的大学理念应该把大学看作由教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探索学问、追求真理的社团当然，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不可能复制中世纪的学者社团，而是要汲取其基本精神，与时代特征和需要相结合，建立新时代的学者社团在这种社团中，探索学问、追求真理是他们的唯一目标，学者们根据共同的价值准则和学术规范自由地探索学问，他们在探索学问的过程中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承认其他任何的权威在这个社团中，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平等而密切的关系，在交流思想的过程中发展智力，推进学说，在密切的交往中发展个性，完善人格在全球化的时代，学者的社团应恢复一度缺失的国际性，建立国际性的学者的社团学者社团的建立需要外部环境的调整，更需要大学人的努力二、大学是探索和传播高深学问的场所翻开美国人写的一些有关高等教育的书，可以发现一个词经常出现在他们的书名中，这个词就是“高深学问”（higher learning）。
如赫钦斯的《美国高深学问》（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维布伦的《美国高深学问》（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博克的《高深学问》（Higher Learning）、亚瑟•列文（Arthur Levine）的《美国高深学问1980～2000》（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1980～2000）等他们为何使用“高深学问”而不使用“高等教育”（ higher education）一词？这是因为他们强调的高等教育的核心因素或者说逻辑起点“高深学问”，而“高等教育”则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甚明确的概念可惜的是，我国的一些学者在翻译这些著作时，并未能体味出“高深学问”与“高等教育”的不同，而以“高等教育”代替“高深学问”高深学问是大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和逻辑起点正是因为此，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开篇第一章便是“高深学问”，而且把高深学问作为贯穿全篇的核心概念为什么说“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布鲁贝克指出：“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在某种意义上，所谓‘高深’只是程度不同。
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是如此突出，以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教育阶梯的顶层所关注的是深奥的学问那么什么是高深学问呢？布鲁贝克进一步指出：“这些学问或者还处于已知与未知之间的交界处，或者虽然已知，但由于它们过于深奥神秘，常人的才智难以把握[10] 虽然布鲁贝克并没有将高等教育与大学划等号，但他在全篇中谈的主要是大学，而非学院N•M•普西在《学者的时代》的一书中指出：“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11]在历史上，大学（studium genarale）由“学馆”（ studium ）发展而来，而学馆则是探索和传播某一方面的高深学问的学校洪堡是较早阐述这种大学理念的教育家，19世纪初，他把要建立的柏林大学称作“柏林高等学术机构”，便体现了这种思想在《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中，洪堡明确指出大学高等学术机构，是学术机构的顶峰，它总是把科学当作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难题来看待，它因此也总是处于研究探索之中，在洪堡看来，大学是带有研究性质的学校，它一方面进行纯科学的研究，从而发展科学，探索真理，一方面将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