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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ARWU排行榜看我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竞争力差距 （二）我国高校学术竞争力结构优化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存在较大不足GDP的总量固然重要，但其结构更为重要。学术竞争力并非简单的总量性问题，更重要的是结构性问题。Alumni、Award、HiCi、N&S、PUB和PCP是ARWU衡量大学学术竞争力的六项指标，这六项小指标构成了大学学术竞争力的结构性要素。这六个结构性要素只有协调和均衡发展，才能塑造出最具力量的学术竞争力。按照ARWU的计算标准，Alumni、Award、HiCi、N&S、PUB和PCP的贡献率分别为10%、20%、20%、20%、20%和10%时，六项小指标的结构分布才最为
2、理想。由图2可知，我国高校ARWU各个指标得分存在巨大的差距：PUB在4045分之间；Alumni、Award和HiCi在05分之间；Alumni、Award低至01分；N&S和PCP在519分之间。处于1015之间的总分，基本是由PUB贡献的。图3更是清晰地显示PUB对总分的贡献率高达70%80%；Alumni和Award基本为0%；HiCi除了2014年和2015年有所起色外，其余年份基本也停留在0%；N&S和PCP基本在10%13%之间。按照额定贡献率，除了Alumni和PCP均为10%外，其余都应该达到20%，但所有数据显示，只有PCP能够接近这个数字，其余则悬殊较大，显示出学术发展呈
3、现出的不平衡性。分析发现，这种学术发展不平衡产生的原因是缺乏高水平大学。由于Alumni、Award和HiCi，尤其是Alumni和Award，属于ARWU的高水平学术层次，所以学术水平较低的高校基本难以获得分数，甚至可能会一直为0；N&S属于ARWU中的中水平学术层次，处于中等层次的高校一般能够获得此项分数；PUB属于ARWU中的低水平学术层次，ARWU前500的高校一般都会获得此项分数。PUB和N&S的得分显示，我国高校2015年已处于ARWU的中高水平层次，正处于向高水平层次跨越的过渡期。PCP并非独立指标，影响其水平的除了以上ARWU的总得分外，还涉及教师的人力资源问题。从数据发现，P
4、CP贡献率在10%左右还是比较合理的，反映了我国高校对于科研效率的追求和要求。（三）我国高校学术核心竞争力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存在明显劣势高校学术竞争力的中心地带是高校学术核心竞争力。高校学术核心竞争力主要反映的是学校学术的高度问题，而不是体量和规模问题。因此，高校学术所达到和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是高校学术核心竞争的内核，是反映高校学术竞争力强弱的根本性标志。11年以来，“985”高校整体上在ARWU中进步较快，但这种进步主要不是依靠顶级学术水平Alumni、Award、HiCi和N&S的促进，而是主要依靠学术成果的总体规模效应和平均规模效应PUB和PCP的推动。程莹和杨颉的研究显示，2014年，
5、39所“985”高校校均发表SCI和SSCI论文3 300多篇，是2003年的5倍，“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发表的SCI和SSCI论文数都已位列世界前25名”；但39所“985”高校2003年在国际顶尖级期刊自然和科学论文发表折和数是0.13篇，到了2014年也只有0.94篇，进步并不明显，即使中国排名最靠前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2014年也只有7.65篇，而哈佛大学每年年均发表90多篇；“2003年，全球3 000余名高被引科学家中，中国大陆高校无人入选”，到2014年39所“985”高校校平均只有1.23人1。对于反映学术水平最重要标志的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我国高
6、校更是鲜有学者获得。因此，我国高校学术核心竞争力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存在明显劣势。这种劣势的存在是“后发外生型”高校在后发赶超阶段的一种必然现象，其反映的是高校科研质量上的差距。这种劣势的造成既有“先发内生型”高校历史科研质量积淀的原因，也有其先进制度提炼和先进理念发展的原因，更是其优良的科研条件和吸引优秀科研人才的结果。近年来，我国高校在赶超世界一流高校时存在过度借鉴和模仿的现象，从表面数据上看似在不断拉近与世界一流高校的距离，实际上却在核心竞争力方面更加扩大了“中心一边缘”的鸿沟。三、对我国大学“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提高学术竞争力的几点建议（一）积极借鉴别国发展成功经验，不断提升高校整体学术竞
7、争力20052015年间，在ARWU前20中美国高校就有1617所，ARWU前100中也有近一半以上的美国高校。2015年瑞士和荷兰各4所高校，瑞典3所高校，以色列、丹麦和比利时各2所高校，澳大利亚、挪威和芬兰各1所高校进入ARWU前100名，瑞士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甚至排名第20，进入世界顶尖大学的行列。基于此，我国不但要从瑞士等经济和政治小国身上获得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信心，更要学习其建设世界一流学术大学的经验。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长期在排行榜上保持着稳定的领先水平，必然与其办学特色息息相关。我国高校要学习这种长期保持高水平层次的大学的办学特色，努力提炼和挖掘这些高水平大学办
8、学特色以指导自身的发展。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丹麦的奥胡斯大学、以色列理工学院、比利时的根特大学和鲁汶大学，由2005年排名100之外上升到2015年的第100之内，特别是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由第153202位上升为第98位。它们在这11年中采取了什么办学方法使得大学的发展突飞猛进，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我们要学习和借鉴这些进步很快的大学追赶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并要走出教学和科研之间关系认识上的误区。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同是高校的基本职能，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是科研与教学的双向一流，而非单向一流。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经验表明，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不具有非此即彼的相互排斥性，
9、但一些高校在当前进行教学改革时，却将教学质量低下的原因归结为对于科研的过分重视。高校要纠正这种以提高教学质量压制科学研究的风气和氛围，“将科学研究引入教学”2，实现科学研究与教学的协同发展。（二）集中资源重点资助优势高校和学科，加快一流高校和学科的建设步伐在资源分配上，我国高校必须克服平均主义理念带来的成绩“平庸”问题。一流大学的建设需要大量教育资源，数量过多的高校加入一流大学计划，会稀释教育资源累积效应和聚合能力的发挥，减缓一流大学建设的步伐。中国应该学习德国“卓越计划”，勇于破除平均主义理念的束缚，大力资助数量较少的高水平大学，将更多的资源放在“效率”上，而非形式上的“平等”上，加快高校进
10、入世界一流的步伐，然后再回过头来带动其他高校走“先富带动后富”的道路。在政策上，我国可借鉴为快速发展经济而划定“经济特区”的方法，赋予优势高校和学科更大的学术自由和院校自治权。国家和政府要为学术的自由发展和高校的自我治理提供宽松和积极的外部环境。国家和政府在经费投入上应该是高校的积极参与者，但在学术发展和高校治理上应当是“旁观者”。“高等教育处理高深学问”，只有学者才能最有效地处理高深学问3，它的处理应该交由懂它的学者进行“同行评议”，国家和政府只能监督评议的程序和方式，而不能干预评议的结果。在方法上，我国要实施重点资助、重点扶持，优先打造一批世界一流学术高校和世界一流学术学科。2015年世界
11、学术一流分界点第100名的总分为23.9分，而我国高校该年度排名最为靠前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总分分别为23.73分、21.8分、21.13分和20.28分，已离实施“985工程”17年以来所追求的世界一流大学不远。2015年北京大学理科、清华大学工科、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科、上海交通大学工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科、华南理工大学工科和西安交通大学工科排名分别为第43、第12、第23、第28、第43、第48和第50，这些学科已经进入世界一流学科的范围。我国必须要加大力度资助和扶持这些大学和学科，增强我国高校学术的国际竞争力。（三）构建科学有效的学术评价体系，激发高校争创世界一
12、流的动力我国要改变重形式评价轻实质评价的学术评价制度，不断完善科研质量激励机制，加强研究者的学术信仰教育，在科研评价中充分重视质量，将科研质量评价指标精细化，将衡量学术科研成果质量的因素引入学术评价，作为学术评价的重要指标。“中国高校要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设立科研成果和论文奖励基金，根据不同学科的具体情况划定科研成果和学术刊物等级范围，制订质量并重的奖励方案，有针对性地激励教师（特别是人文社科领域教师）提高论文发表的主动性、积极性，多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质量科研成果，不断提高科研产出数量和水平。”4我们要改变重成果发表刊物级别的形式性评价倾向，转为重学术成果质量水平的实质性评价方向，建立大数据下
13、的同行评议体系，拒绝以学术成果的实用性作为主要评价依据。学术评价目的不同使得学术评价指标体系制定依据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学术评价的终极目的在于学术研究的健康持续发展。我国应改变外在于学术发展逻辑的学术外评价倾向，建立以学术发展逻辑为主导的内评价发展模式，并适度融合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社会经济贡献等方面的因素，建立多元的、综合的、全面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学术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既要反映高层次的学术水平，也要体现中低层次的学术水准，既要顾及现实的学术水平，也要适度反映潜在的学术能力，还要反映国家现实状况和地域差异性特色。（四）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优化高校资源配置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高
14、校在制定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时，要有全局意识和长远眼光，要以制度的形式确保计划实施的执行力和连续性，不以学校领导的更换和喜好而随意废止既定计划。高校要积极制定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全面而深入地落实依法治校政策。大学章程是高校依法治校的宪法，高校要有效制定、完善和落实大学章程。章程事关高校治理的顶层设计问题，具体活动的实施还必须依靠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则和细则。高校要根据学校的阶段性目标和现实条件，制定全面而具体的规则细则，切实保障高校各项工作有效运行，不留制度和规则的空白。高校要努力加强学术组织建设，依法实施专家治校和教授治校。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指出：“加强学术组织建设，
15、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充分发挥其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权力的基本特征决定了没有约束和限制的权力必然会被误用和滥用，只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确保权力被合法、合理地使用。”5我国高校要有效厘清权力实施的边界和范围，切实提升高校行政权力的服务意识和服务功能，既要防止行政权力干预学术权力，又要防止学术霸权和学术利益集团的出现，从而有效促进权力有效作用的发挥。“高校要明确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作用范围，不是让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分离，使学术权力取得绝对主导地位，而是采取两者相互制衡的方式，让高校内部的权力能够相互配合，保证内部管理高效有
16、序。”6教育资源是稀缺性资源，高校要有资源配置的总体性规划，要进行资源配置前的效能预测及实施后的效能评估，保障教育资源配置最优化，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资源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我国高校“应尝试着综合运用多学科分析视角、多层次讨论资源配置的结构和形态等行政性决策与大学的组织结构、激励机制、行为结构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常用的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外，特别应该加强质的研究方法的运用，通过专访、观察和实物分析等方法，通过与被研究者互动，将动态的资料进行归纳、解释，从微观层面去揭示资源配置模式与绩效的互动关系”7。学术成果产出不同于市场产品的生产，学术研究本身具有系统性、长期性和滞后性的特点。高校在进行学术资源配置时必须要给学术研究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避免效率至上的急功近利行为，坚决拒绝跟风式、应景式和快餐式的学术产品，严防“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出现，以构建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注释： 2是显著结果的效应量，20.8是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