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语境下边疆多民族地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策略选择_1》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两种语境下边疆多民族地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策略选择_1（9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 两种语境下边疆多民族地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策略选择 二、两种语境下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反思与纠结1.普适化语境下的反思值得深究的问题是：在普适化意义上，边疆多民族地区高等教育是否能够实现其跨越式发展的誓言？也就是说，在高等教育普遍性、类精英性及可量化性上边疆多民族地区能否实现对平均发展水平的赶超？与此相关又值得进一步借鉴的经验是，云南省曾有过特殊的生产关系跨越式发展，也就是所谓的直过区。20世纪50年代初期，党和政府对云南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已进入阶级社会但阶级不明显、土地占有不集中、生产力水平地下的景颇、傈僳、独龙、怒、德昂、佤、布朗、基诺8个民族和部分拉祜、哈尼、瑶等民族共约66万人居住的
2、地区，采取直接过渡，即不进行土地改革，以“团结、生产、进步”为方针，通过党和政府的特殊政策和帮助，保证他们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实现历史性跨越。经过60年的发展，“直过区”的经济、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发展实现了飞跃。由此连带出我们的问题，生产关系的跨越式发展能否迁移到教育中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须比较“直过区”与其他地区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直过区”的发展相对落后了，尤其是当部分特殊政策取消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个体主体意识和素质全面提高；而“直过区”的教育水平以及人口素质却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恰恰是教育水平的落后导致个体主体意识和生产能力的落后，最终导致“直过区”与云南其他地区整体水
3、平差距增大。对于“直过区”跨越式发展的思考，我们明确了这样一个道理：生产关系的跨越式发展不能代替其他发展，这种跨越也不能迁移到教育中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跨越也许是最难以实现的。另一个案例来自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南联合大学与云南大学。抗战时期，由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昆明也成为抗战的后方，一些大学迁到昆明，特别是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使得战时的昆明成为中国学术精英的聚集地，加之时任联大三常委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学术独立、大学独立，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兼容并包与学术自由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敬业勤学的精神，为
4、共同事业团结合作的精神的极力倡导，西南联合大学铸就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辉煌。同时，与之相邻的云南大学交相辉映，因为独特的办学业绩栖身当时中国著名大学行列。也就是说，虽然地处边疆“当地”的事实存在并未改变，但云南省曾经因为“当时”的特殊原因，已然造就出普适化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辉煌。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被撤销，三所大学分别回迁。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院系调整，部属云南大学一些重要且有特色的系科，如航空、土木、法律、铁道等被划出并入当时的四川大学、北京航空学院、西南政法学院等高校；工、医、农等先后独立建校，并逐步发展为今天的昆明理工大学、昆明医学院、云南农业大学、西南林业大学等高校。1958年，云南大
5、学由中央高教部下放云南省管理。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被撤销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抗战而成为后方的云南昆明此时已不具有后方的含义；1953年政府对云南大学的院系调整主要从高等教育应该放在远离边疆的后方来考虑的，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封锁的冷战时期，这一举措的确是必要的。但从客观上看，西南联大的撤销，一大批师生的北迁，使得云南省的高等教育实力大减；院系调整又从根本上削弱了云南大学的实力与发展潜力，尤其是云南大学由中央部属院校改为省属院校，更加使得云南大学的发展边缘化，云南大学再也没有达到它曾有过的辉煌。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云南省高等教育是在国家战略中心转移的背景下层开的，云南省作为边疆省份
6、，也由抗日时期的中心变成如今的边缘。这段历史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值得思考，同样对于一个边疆省份高等教育的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云南省虽然地处边疆，但当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来临，它也可以成为中心，也可以拥有高等教育发展的辉煌，可以拥有普适化意义上高等教育的中心地位。解放后云南大学的调整，恰恰是国家战略将一个边疆省份的高等教育由普适化意义上的强省调整、分解为弱省的事实进程，虽然这种战略具有符合当时需要的种种合理因素。由此可知，边疆多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可以有跨越式发展，前提是国家重大战略转移和政策调整。真正的问题是，在和平年代和现有的条件下，已处于边缘的边疆多民族地区高等教育能否有必要、是否还能够实现
7、跨越式发展？这是一个十分现实且不容回避的问题，并且每每被提到国家议事日程中来。当前，在国家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指导下，各省的教育发展规划在相对统一的表述模本之余，总是力求结合当地当时的现实发展情况寻找新的生态位，并从中确立今后突破的方向和重点。边疆省份的生存状态危机在比较时往往彰显无遗，而对于怎样改变落后的面貌却不知所措、左右为难。从数据中找到差距是很容易的。因为每年各省和全国都会有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发布，对这些数据进行简单比较就可以看出明显差距。如，2010年云南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0.02%，而全国高等教育的平均毛入学率为26.5%，落后全国6.3个百分点。根据落后的情况可计算出如果要缩小
8、这种差距，需要扩招多少学生。为了突破办学条件的瓶颈，云南省加快了呈贡大学城的建设步伐，多所大学的办学容量增大，规模迅速扩大，由此可以推知，云南省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将有望在较短的时间内赶超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另外一些差距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在短期内改变的。如云南省高校的院士数，“985”大学以及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布点，云南省拥有博士点的学校数，国家重点实验室与重点学科的数量等指标，均不可能在缺乏国家倾斜政策扶持的情况下依靠办学热情而得到本质性改变。这些主要体现高等教育质量的指标是短期内无法赶超的。也就是说，短期内能够实现数量化的追赶，但是，反映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依然是无法跨越的。换言之，在和平年代
9、，缺少特殊的政策，没有长期稳定的发展积累，边疆多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是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2.特色化语境下的纠结边疆多民族地区高等教育有其特殊性，这一点毋庸置疑；边疆多民族地区高等教育要融入国家发展与省级发展战略，这也无须讨论。但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在于，区域高等教育自身与国家战略或省级发展战略之间应该怎样融通汇合才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淹没于共性洪流之中的特殊性应采取何种存在方式才能使得身处其间的高等教育展现生机与活力。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大凡良性的发展阶段均呈现出独立自主的特征。但是，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制定过程中，操作者却不得不将国家及省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方向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上
10、位逻辑依据，政府强大的行政资源保障既是当地教育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更是区域教育政策走向的风向标，偶有的越界行为当然也可能成为教育失策的肇因。近年来，在许多省市大力推进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特别组建起来的教育改革小组成员主体一般由官员构成，有时甚至出现全部都由政府各部门领导人担任的现象。强大行政推动力固然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改革的最后效果来看，由于高等学校自身自主性并没有得到体现，也难以完全融入改革之中，加之难以逾越的体制机制障碍，教育改革往往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形式上轰轰烈烈，本质上浮光掠影，根本无法深入。从高等教育特色化语境来看，并不是只要有区位优势、行业优势，就能自然成就高等教育的个性。高
11、等教育的内在个性在于培养人的过程的内在一致性。如果只有外围动力，即便可以营造较好的外部环境，还是难以促使教育过程本身发生根本的改变。归根到底，特色化必须来自于高等学校自身的生存发展动因及自我完善的努力，尤其是高等学校对于学术追求以及人才培养过程本身的理解和独到设计。只有将区位优势，经济发展优势真正转化、融入学术探究和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才能使外部动力与内在动力协调一致。对云南省而言，“两强一堡”战略可以影响院校的走向、人才培养目标的表述、学科体系的构建、强势学科的形成、对外国际交流频度甚至包括扩大的就业市场。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有机地融入学校学术活动和教育过程中并以此为前提，只有融会贯通于具体的学
12、术与教学活动中，才能取得实效，愿景才有可能归真。三、两种语境下边疆多民族地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策略选择边疆多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在普适化和特色化语境中因遭受双重挤压而深感彷徨。一方面看不到普适化语境中赶超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的可能性，相关办学指标的差距并未如愿迅速弥合，反而有些指标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又不能在现有的体制格局下构建自己个性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外围性教育指标的压力挥之不去，始终笼罩在这些地区高等教育决策层和和实施者身上。为了使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找到自信与活力，无论是决策者还是实施者都有必要在这双重的压力中作出自己的抉择，从而明辨未来发展的真实方向。诚然，价值判断与原则抉择是先决条件。
13、从大方向上看，首先，需要适度淡化对普适性、显性指标的关注。如高等教育大众化指标其实对于边疆多民族地区高等教育来说并非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近百年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所造成的差距绝非短期能够消除，阶段性的数据差别本来就不是制约该地区发展的唯一因素。其次，需要理性挖掘并适时强化自身的个性特征。边疆多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在普适化意义上处于边缘地位，但是该地区许多特色化、有个性的教育形式却是可能取得中心地位的，如民族特征、多样性生态、个性化的文化样式以及丰富多彩的立体社会符号均应融入高等教育而成就办学特色。其三，在普适化意义上的腾飞离不开国家战略的重大倾斜，而不能够仅仅局限于小修小补和专题援助。因为在总体落后的
14、情况下，靠修补性的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该地区高等教育落后的现实。对此，边疆多民族地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策略选择在思路上有必要作出相应修正。1.放弃数量化的追赶边疆多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在普适化意义上是落后的，因而数量化的差距十分显著。但我们务必清醒，落后的根源非短期而成、现实造就，而是长期历史的归因。教育发展百年落下的差距不可能通过几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圆满弥合。即便如此，区域教育行政决策的倾向依然十分执着，总希望在短期内完成数量化的追赶，虽然愿望良好，但从动态的角度看，这是无济于事的。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并未停滞不前，裹足等待。因此，相对的数量指标差距的弥合其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各
15、种各样在普适化语境之中盛行的办学指标，像博士点的数量、院士的数量、国家级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的数量等，均非一朝一夕之功。退一步说，即使一些数据在表面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仍然不足以沾沾自喜。比如，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好不容易迈入大众化门槛之时，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普及化阶段。因此，正视客观差距的存在是边疆多民族地区教育决策者的应然态度和决策起点，为此，及时果断地放弃数量化追赶正是现实判断和理智策略的关键所在。真正的目标应聚焦于区域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调整以及办学水平的提高上来，与此同时，需要更多关注并适时发掘自身的特色教育资源，促进个性化教育的充盈与改善，使得自身特有的
16、个性呈现亮点并创造出与众不同的价值才是发展正途。2.谋求国家战略性倾斜资源非均衡投入才是国家均衡战略的正确作为方式。对于边疆多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国家先后采取了各种资助扶持政策，如东西部高校对口援助、西部专项援助等。这些政策对于边疆地区教育发展的确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但从国家战略层面上看，这些支持仍旧是杯水车薪，无助于整体均衡战略的实现。从总体上看，只有非均衡超常规的投入才能够真正实现省区教育的均衡发展。尽快促进云南大学恢复教育部直属高校地位，在云南省建设一至两所国家重点大学是稳定西部，支持“桥头堡”政策的理性之举。如云南省原有中央部属院校两个，由于国家调整，现在没有一所中央部属院校。作为加大支持力度的实质性举措，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