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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流大学建设中知识生产创新优化路径研究 摘要：知识生产创新是一流大学建设的根本所在。中国现代大学属于“后发外生型”，在与西方大学对话和交融中，知识生产模式从传统“庙堂型”经历了“实验室型”、“企业型”和“多主体协同型”的变革。中国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形成了独特特征：知识生产嫁接其他国家理念和制度安排的同时，有效解决了文化基因不相匹配的问题，在管理体制、动力系统和内部结构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特色；大学不再是高深知识生产的垄断者，而是与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等知识生产创新主体共同形成了一个“权力场域”；大学知识生产更多受行政、市场等外在激励和规范影响，缺少西方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核心价值观做支撑。优化
2、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知识生产创新的路径，需要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胸襟准确定位，主动构建起具有分层次的、多样化的中国大学体系；与其他知识生产主体开展实质性合作，形成互补嵌入式关系；兼容并包，避免行政权力和市场力量对学术自由过度干预，坚持“立地”发展，为建立本土化学术体系和自信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贡献”。关键词：一流大学建设，治理权力，公民社会，知识生产创新，学术自信知识生产创新是世界各国参与全球竞争谋求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策略。我国将创新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5年，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明确“优化资源配
3、置，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将知识生产创新决策落实在一流大学建设的教育行动中。这是国家创新体系为高校知识生产创新活动带来的要求和机遇。本文在梳理近年来中国大学知识生产模式演变历程的基础上，概括其演进特征，从中把握发展规律，进而为加快一流大学建设中的知识生产创新探寻优化路径。一、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历史沿革知识的传承是一个持续过程，关注中国大学知识生产模式近年来的发展脉络，需要审视一下更长远的历史背景。中国传统大学采取“庙堂型”的知识生产模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在中国古代，更多是一种文化象征的符号，与西方围绕高深知识展开工作的地方完全不同。现代大学是借鉴西方大学的产物
4、，特别近现代以来，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美国、苏联等国的大学模式都不同程度地被引入我国1。但由于地域、文化、社会等的复杂性，人类对知识寻求的方式大相径庭。西方大学在进入我国后，受本土学术文化传统强烈冲击，我国传统大学在与之对话与交融的过程中，开始实现自我转型与发展。学科是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重要体现，大学变革首先体现在增设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课程，之后逐步反映到办学宗旨、学科设置、组织建制等方面，直至学科知识和科学方法被初步确立起来，我国才完成了“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大学建设。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秉承“学”借术以应用、“术”以学为基本、“学”与“术”有机关联的教育理念，率先对北京大学进行文、理、法
5、等学科的设置与调整，并强调大学必须运用科学方法进行教学和科研。在中国的现代大学中，教学贯彻逻辑思维方法，科研遵循实践应用方法，教学和科研藉此便被结合在了一起。与此同时，不同大学纷纷开始创建实验室，设立研究所和研究生院，颁布组织规程和法规，从组织结构、制度建立方面为培养能够独立从事实验研究的科学人才和关心知识创造的创新人才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从现代大学建立伊始，经世致用、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各类实用人才就成为中国大学办学的方向和目标。大学令第一条即指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重“术”轻“学”，学者对科学的应用研究相比“为学术而学术”的高深知识研究有着更高的热情
6、。王骥在梳理中国大学“企业型”知识生产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时指出：“当时兴办人士对美国大学实用主义理念的热衷”，“救亡图存”的任务与科学的应用研究更加契合2。也就是说，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实验室型”知识生产模式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突出地表现为面向社会和服务社会的“企业型”，尽管这一时期大学对产业界的辅助成效尚停留于初步发展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大学围绕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开展知识生产活动，“教学培养的是面向实际的专业人才，科研要能解决实际问题，而社会服务则要能够产生效益”。一大批校办科技企业成立并得到迅速发展。1999年，中国各种形式的大学科技园超过40个，国家科技部、教育部首
7、批22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试点建立，标志着产学研以及应用开发与基础研究相结合的“企业型”大学知识生产模式正式确立。大学既培养应用人才，也从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既是教育的中心，也是科研的中心。这种知识生产模式也体现在当前中国大学的一些特征之中。时至当前，持续多年的人才培养累积使得大学不再是高深知识生产的唯一机构，科学家、科研工作者这一职业广泛分散于公司、企业、实验室、研究中心。研究问题的日益复杂性和综合性也决定大学需要融合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科学家与科研工作者，提高大学知识生产的空间和能力，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开始转向“多主体协同型”。在与其他领域专家、学者合作的过程中，大学认识到深厚基础研究积淀的重
8、要性。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开始向基础研究技术创新过程的“上游”持续发力。自我国“211工程”“985工程”“2011计划”等项目启动实施以来，大学基础研究创新能力大大增强。2003年，中国科技论文数量居世界第5位，大学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重点项目数量4964项和144项，分别占项目总数的78.06%和57.14%。2014年，中国不仅每年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连续七年超过十万篇，排名位居世界第2位，而且十年来发表论文被引用次数连续三年居世界第4位，有19个学科论文被引用次数进入世界前10位，大学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重点项目数量进一步提高到12011项和442项，分别占项目总数
9、的80.07%和73.06%。除了大学内部，大学与政府部门、高科技企业、科研院所等组织建立起官产学研结合基地、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通过汇聚资源，瞄准世界科技前沿，为推动不同学科间交叉融合，实现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发挥功能。大学高水平学术论文和科研项目总体数量虽然在增加，但平均到每一所大学所获得的基础研究数量并不多，且差异非常大，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质量也存在一定差距。世界科技论文被引用次数平均值是11.29次/篇，中国平均每篇科技论文被引用次数是8.14次。大学被人为地划分成三六九等，“名校”资源优势得到了正向强化，但却破坏了平等竞争秩序，加剧了社会大众焦虑。大学里的产学研合作并非都是高
10、新技术、高水平的合作，多数停留在技术含量较低的常规合作上。于是，2015年11月5日，国务院公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不仅第一次提出中国大学、学科在一定时间内进入世界一流前列的宏伟目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引入竞争机制，打破了中国大学“终身制”的身份壁垒，为不同类型大学营造了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从“庙堂型”到“实验室型”、“企业型”再到当前“多主体协同型”，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作用于中国现代大学建立并发展至今一百四十年的历程中。我们很难为之准确定位每一种模式的转变时刻，因为每一种类型不是截然分明的，每一个转变也不是戏剧性地或突然地发生的。可以肯定的是，许多不同类型的大学知识
11、生产模式会贯穿于学者、科学家的整个职业生涯，使其能够亲身经历这些模式变迁，并从中继承优良传统，发现和面对新的特征，迎接新的挑战。二、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演变特征（一）在不断学习和调适中形成自我特色中国大学是外部导向型的产物，但同时也是内部逻辑推动的结果。西方大学模式在进入我国后，“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3，大学在嫁接其他国家理念和制度安排之际，有效解决了文化基因不相匹配的问题。表现为在知识全球化的浪潮下，一方面吸纳合理内容，一方面坚持实事求是路线，在动态演进中形成自我特色。管理体制方面，分权改革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体现在大学外部治理中，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直接握有少数精英大学的管理权限，同
12、时具有其他地方大学总量控制、审核备案等权力，只将一些项目的审批权和管理权下放给地方政府。与西方大学权力转移的分权改革不同，中国大学的分权改革是一种权力分散，较高层级的政府机构将部分大学治理权转向较低层级的政府机构后，仍然拥有相关权力，即中央与地方政府共担责任、共有权力，由此形成了大学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两级共管的管理体制。政府在大学的制度变迁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动力系统方面，中国大学特殊的分权改革决定了大学发展并非由单一力量所驱动，而是多种力量复合发生作用。知识生产创新成果这一目标是政府、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和金融等五方力量相互作用实现的4。大学知识生产创新含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和大学等四方
13、复合力量5。市场的转型突破了大学长期由单一政府驱动的发展机制，从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存量资源利用和教育质量评判等多方面助推大学不断变革。也就是说，尽管不同学者在提炼动力维度和名称时不尽相同，但其本质观点都强调了复合动力系统对中国大学发展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日益重要。内部结构方面，中国大学没有沿袭西方大学由校董事会、基层学院治理的垂直模式，抑或去行政化的同僚水平治理模式，而是通过制度创新和不断改革，形成了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权力有机统一的特色治理结构。这一特色治理结构可以概括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即党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大学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衔接融通，以此为根本，充分发挥校长
14、、院（部、处）长等为代表的科层群体，教授、学者为代表的校（院）学术委员会、专业型委员会等学术群体，以及广大教职工为代表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民主群体的作用，三位（群体）一体，共同服务于大学的知识生产创新活动。（二）日益多元的利益相关主体共同治理全球治理浪潮对国家创新体系造成冲击，政府或公共部门在其中发挥着元治理的重要作用6，但“企业”、“公民社会”等的引入改变了知识生产传统，大学不再是高深知识生产的垄断者，而是与其他知识生产创新主体共同形成了一个“权力场域”7。一直以来，大学追求知识产出的“有用”，涉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使得不仅基础研究缺乏基础，应用与开发研究水平也并不高，
15、高技术领域成果转化率处于较低水平。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30%左右相比，中国大学每年的科技成果被转让、许可的“活专利”占比不足10%。据光明日报报道，2013年中国高校专利出售总金额和实际收入分别相当于同年高校科研经费支出总额的0.37%和0.20%，与美国高校2010年时的3.8%相差甚远8。大学与企业、科研院所等的合作停留在较低水平的结合上，缺乏从单向地应用和开发现状之中寻找出基础研究问题，向双向地利用基础研究成果运用到实际社会问题之中的转变机制，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短板突出。不少大学把“年均到校纯研究经费X万元以上”作为教师专业技术基础岗位新聘或聘期考核的基本要求，“重数量，轻质
16、量”，使得教师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招揽并完成低创造性或重复性的与企业合作项目，不能静心聚焦基础前沿研究，推动专利成果有效转化。受内部自省与外界冲击影响，中国大学意识到自身发展的软肋与不足，开始向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本真价值回归。大学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合作的对象不再局限于企业，智能社会生产方式带来的虚拟经济和创意经济使得公民社会乃至个体成为生产力的重要构成9。个体既是信息或知识的选择者、传播者，也是信息或知识的创造者，并在高度发达的自媒体时代弥散化为社会公众，成为知识产品质量的重要裁决者。大学将公民社会纳入原先与企业、政府合作的知识生产体系中，与关注知识产出市场效益的企业，关注可持续发展社会福祉的公民社会一道，驱动知识创新资源动态优化整合10，在博弈互动中实现大学的理念与价值。外部治理方面，大学办学自主权得到扩大，政府将行政干预转向法治工具、经济杠杆等的宏观调控，大学社会美誉度广受关注，媒体、第三方组织等机构强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