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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与发展路径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实施对我国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的培养结构和培养内容提出了现实要求。当前，我国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的培养逐渐专门化、制度化，但面对新的要求仍存在复合人才培养不足、国家和区域覆盖不全、组织与师资队伍结构固化、学科归属不明等问题与挑战。基于现状和问题，可从国家层面、院校层面以及学科知识层面出发，开展多维度的政策支持与全面布局，建立跨学科的人才培养体系，强调多元化的学科知识和实践经历，全面系统地开展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工作。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挑战与路径
2、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一带一路国家与区域教育体系研究”（19JZD052）的研究成果2013年以来，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各部委相关文件的出台，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目标，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以下简称“五通”）成为后续合作的重点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多，各国家国情差异较为明显，较多国家的文化、政治体制、社会经济发展与我国亦有较大不同，因此对各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历史等的了解以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测成为“一带一路”这一国家级顶层合作倡
3、议落实的关键2。基于此，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的培养成为我国有效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与实践需求。一、“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的现实要求国别和区域研究在西方学术界也称为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或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正如美国资深的区域研究专家坦斯曼（Alan Tansman）所言，国别和区域研究是一个内涵广泛的概念3，并非一个具体的学科，而是针对特定地理上的、民族国家上的亦或文化上的区域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学术领域。国别和区域研究是一种统称与集合，涵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里诸多的学科，具体涉及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与宗教研究、语言学、历史学、经济学、
4、文学等4。基于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定义可以得出，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本质上是跨文化的研究人才，而任何单一学科都无法充分理解另一种社会和文化51，因此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应该是熟练掌握所研究国家或地区的语言，具备良好的科研素养，有多学科的知识背景，用跨学科的棱镜（multidisciplinary lens）去透视某一国家或地区某一类问题的复合型研究人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彰显，成为促进我国和沿线国家“五通”的紧缺人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多，社会发展水平、文化、政治体制等多方面差异较大，此外“一带一路”倡议明确指出我国和沿线国家需要建立全方位、多层次、
5、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互通合作，合作重点与目标较为多元6。这些现实情况对我国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1.人才培养结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众多，且分布在世界各个区域。这就要求我国全盘布局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机构，建立覆盖沿线各个国家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基地。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需要有对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究的专门人才，为我国政府、驻外企业、教育机构等开展对外开放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因此，我国在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专业方向的设置上应做好顶层设计与全面布局，各培养单位也需要基于自身学科基础建立优
6、势研究方向。基于此，国家应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专业方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硕士、博士学位点，培养一批在某一学科理论、方法以及问题域有深刻认识并能够对他国的某一方面进行深入、系统分析的专门人才3。2.人才培养内容。沿线国家语言种类繁多，部分国家还有多种通用语言，而语言是展开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基本工具，因此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需精通所研究国家的官方语言，对非官方的本土语言亦需要了解，以便分析一手文献资料，进行实地调研。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培养单位需要建立一支覆盖面较广的沿线国家语言教学师资队伍，开设相对应的语言类课程，重视学生多种语言能力的培养。沿线较多国家在文化、政治、经济等
7、方面都与我国有较大差异，对其研究时往往需要进行深入的实地考察，探讨现象背后的本质与问题产生的原因。这就要求我国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的培养单位开设系统的研究方法课程，让学生掌握定量、定性多方面的研究方法，规范合理地开展调查研究。此外，正如萨义德（Edward Said）指出的西方学者在做东方学研究时需要有他者思维，避免西方中心主义。我国相对于较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大国、强国，在培养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时，亦需要防止学生陷入大国中心思维，应让其理解和解构所研究国家和地区的价值系统7。二、我国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的发展进程与困境20世纪60年代起，我国开始了外国问题研究人才的制度化培养进程。在此过
8、程中，国家层面和院校层面协力推动，在全国高校以及社科研究所中建立了一批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基地，确定了较为明确的学科培养方向，搭建了本科、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点培养结构，形成了以研究领域为逻辑的培养模式。但是，“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仍存在复合型人才培养不足、人才培养的国别和区域分布不均等问题与挑战。（一）我国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的发展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外国问题的研究以及相关人才的培养。1963年，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周恩来总理主持拟定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外国问题的研究工作与外国问题的研究人才远远不能满足新中国开展外交的现
9、实需要，决定建立苏联东欧、美国、西欧、东南亚、西亚非洲一大批外国问题研究所8。1964年，中央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批准高等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建立研究外国问题机构的报告，在部分高校成立了相应研究所和院系。如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外国教育研究室、美国经济研究室、苏联哲学及文学研究室9，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苏联东欧研究所、国际共运研究所，北京大学成立了外国哲学研究所、亚非研究所、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室，复旦大学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等。各外国语大学、学院以及外交学院亦逐步开展起外语、外交人才培养工作。至此，我国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的组织雏形与培养方向基本形成。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的
10、现代化建设客观上要求加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因而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的研究再次受到重视，人才培养机构也日趋学术化和多元化10。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一批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组织机构，包括美国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欧洲研究所、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等，设置了不同国别和地区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以及经济方向的硕士点与博士点。此外，部分高校的外国问题研究系进一步扩展成为学院，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的国际政治系皆演变为国际关系学院，除了国际政治系外还设立了外交学系、政治学系以及不同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从国际政治、外交学、国际关系、世界经济等多个方向建立了本科、硕
11、士、博士三级人才培养体系。部分原有的外国问题研究室也都升级为所或院，如四川大学南亚研究室演变为南亚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演变为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亦获得了相应专业的硕士点与博士点。最后，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等外语实力强校各语种的教研室转成院系，并逐渐建立了本科、硕士、博士三级人才培养架构，开展相关语种的语言、文学和历史研究人才培养。1999年以来，教育部实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支持计划，选择了一批有历史、有基础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机构建立研究中心，包括国际问题领域下的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等
12、。此外，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黑龙江大学俄语语文言学研究中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等其他学科下的相关国别和区域研究机构亦受到支持。这些重点基地以研究生培养为主，仍以国际关系、外交学、国际政治、外国语言文学等为主要的人才培养方向，致力于较高层次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专门人才的培养，打造了一批本领域内的中青年学术骨干队伍11。重点基地支持计划促进了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结合，以研究项目推动人才培养，让较多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向教学层面转化。人才培养的思路也由学科专业逻辑逐渐向研究领域逻辑转变，为后续以研究领域为逻辑建立新的人才培养组织机构，开展人才培养工作打下了基
13、础。此外，研究基地的建立保证了图书资料库、数据库等办学资源，扩展了高水平师资队伍，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2012年起，为服务国家外交战略，促进教育对外开放，教育部出台了专门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支持政策，在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启动了区域与国别研究基地培育与建设工作。首批获得立项建设的培育基地共37个12。培育基地包括区域研究基地与国别研究基地两部分，区域研究基地涉及非洲、南亚、中亚、东盟、中东、欧盟、东南亚等区域；国别研究基地则涵盖美国、德国、日本、法国、加拿大、英国、俄罗斯等国家。相比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这批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覆盖的国家和地区更广，所依托学校和学科的数量和层次更加多元。20
14、17年，教育部出台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建设指引，开展备案与课题支持，进一步推动了大学设立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的进程。专门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培育与建设工作使得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逐渐跳出政治学、外国语言文学的圈子，开始独立生长。此外，部分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开始吸收除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专业以外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教师加盟，为人才培养方向的多元化和交叉人才培养项目的建立打下基础。（二）我国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的问题与挑战面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给我国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的培养提出的现实要求，我国高校、研究院等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机构在人才培养的逻辑确定、国别和区域分布、组织与师资结构、学科归属上
15、都存在问题与挑战。1.复合型人才培养不足。我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专门的外国语大学，综合性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国别区域研究中心等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下的各个国别和区域研究所承担，纵跨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但这三类机构皆有人才培养单一性的问题。其中外国语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方案主要聚焦在学生外语能力的提升，没有把学生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素养与研究能力培养放到重要位置；而部分综合性大学和研究所的人才培养则专注于某一学科知识的培养与研究能力的提升，忽略了开展某些国别和区域研究必须具备的非通用语种语言能力的提升。此外，学科培养方向往往集中在国际关系、政治学等某一个具体学
16、科或问题域上，忽视了国别和区域研究的跨学科特性，缺乏学科交叉培养13。此种培养模式造成了复合型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不足的现状以及外语能力、学科研究能力两张皮的问题。2.国别和区域覆盖不全。2012年以前，我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主要聚焦在欧美及日韩等发达国家。2012年以来教育部持续推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的培育，人才培养的大国化趋势得到一定改善，但是对“一带一路”沿线众多国家研究人才的培养仍显不足，部分新增的区域研究中心也存在只聚焦研究区域内少数几个大国的问题。“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5个国家和40余种官方语言，但国内目前教授的只有其中20种14，更不用说对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进行专题研究培养。此外，在全校性的公共课程和辅修专业方面，我国高校仍主要提供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国别研究主题，鲜见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的专题课程或辅修专业。3.组织与师资结构的固化。长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