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大学教育学科发展研究-以东南大学教育科为例》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近代大学教育学科发展研究-以东南大学教育科为例（14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 近代大学教育学科发展研究以东南大学教育科为例 摘要：东南大学教育科是我国最早设立的教育学科之一，它是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专修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1918年至1927年间，东南大学教育科集结了一批留学美国的教师，他们一方面积极参与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中国教育学科的科学化与本土化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开展广泛的教育实验活动，将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起来，培育了一大批教育学科的后备力量。这一系列活动使得东南大学教育科名噪一时，成为当时新教育运动的主要发源地。关键词：东南大学，教育科，师资培养，社会服务，教育史东南大学教育科（以下简称“东大教育科”）是在1918年南
2、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专修科（以下简称“南京高师教育专修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最初只是培养“教育学教员及学校行政、教育行政人才”的教学单位1-2。1920年，教育专修科更名为教育科，下设教育系、体育系与心理学系，办学宗旨不断扩充，并以“培养教育人员，研究学术，推广教育事业为目的”3192。在近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在师资配备、学生的培养质量，还是社会服务的效果，东大教育科都堪称同类院校教育科发展的翘楚，成为推动中国教育学科的科学化与本土化中的一朵奇葩，为后人所称赞。本文主要以东大教育科中的教育系为研究对象，以1918年至1927年为时间界限，系统梳理东大教育科取得的骄人成就，还原一代教育人为中
3、国教育学科乃至整个教育发展拼搏奋斗的活动历程。一、精通专业的师资队伍东大教育科自创办以来十分重视师资的选聘，特别是曾留美并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的郭秉文担任校长后，凭藉对教育学科的了解，借“留美期间的广阔交游和以后几次访美到各大学去博访周咨”的机会，加大对教育学科师资的引进力度，使得东大教育科“俊彦云集，极一时之盛。”4-5东大教育科主要教员的统计，如表1所示。从表1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在出生年份与任职年龄上。表1中所列出的15人中，10人出生于1890年代，5人出生于1880年代，其中年龄最小的是程其保，为1895年出生，年龄最大的为俞子夷、徐则陵和姜琦三人，都是1886年出生，其年龄差
4、距不过9岁。他们初到东南大学教育科担任教职之时，平均年龄只有30.5岁，年龄最大的35岁；最小的26岁。对于26-35岁这样一个年龄段，正值人生的青壮年时期，容易接受新事物、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有理想、有抱负、敢于拼搏、勇于冒险，其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已经形成，能用自己的价值体系去评价社会现实问题。他们的加入，给新生的东大教育科乃至整个沉闷的教育界带来了巨大的活力。第二，在毕业的学校上。表1列出的人员中都在国内大学就读过，且相当多的人就读于教会大学，这为他们快速进入美国大学进行专业学习提供了很好的前提保障。只有俞子夷没有留学国外，但他先后两次出国考察教育：一次是1909年受江苏省教育会之邀赴
5、日本考察单级（复式）教学法；一次是1913年受江苏都督府教育司所派前往欧美考察教育6。其他人则都留学国外，主要以留学美国为主，如廖世承、孟宪承和陆志韦分别毕业于美国的勃朗大学、华盛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陶行知、陈鹤琴、郑宗海、朱君毅、程湘帆、徐则陵、程其保、赵叔愚、姜琦和艾伟等人毕业或受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如此众多的留美生聚集在东大教育科，在当时大学教育学科都是少有的现象，而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东大校长郭秉文“哥大情结”以及追求科学化的办学理念息息相关。第三，在所习的学科或研究的领域上。教育心理学、教育统计与测量学、乡村教育、教育史等学科是他们学习与研究的重点，他们师从美国当时一批成就斐然、声
6、名显赫的大师级人物，如著名的哲学家杜威、教育测验专家麦柯尔、实验教育心理学的先驱桑代克、教育史与比较教育学家孟禄、教育哲学家克伯屈、教育社会学家斯内登等人，接受系统的专业知识学习。回国后，这些人在教育领域施展着自己的拳脚，如陶行知、郑宗海和赵叔愚等人发起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一直关注着平民教育；陈鹤琴注重学校教育测量，积极开展形式各样的幼儿教育研究，成为中国幼儿教育的开拓者；廖世承、朱君毅积极从事智力测验及教育实验活动，廖世承在担任东南大学附中主任期间，使得“东大附中几执全国中等学校的牛耳，投考人数，为全国称首。”7俞子夷是中国著名的小学教育专家，一直从事教学方法的改革试验。一大批学有所长的教
7、育研究者把国外的先进教育理念、教育方法与教育实验带回到中国，并在东大教育科开设相关课程，培育中国本土的教育研究人员，为中国教育学科的科学化、民主化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另外，他们身先士卒地从事着各种教育实验与测量活动，加入到教育改革的洪流中，为整个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书写了浓墨的一笔，在此过程中，一些人成为国内教育领域的开创者或领军人物。二、富有特色的人才培养首先，在入学的资格上。东大教育科在最初的招生简章中，对招生人数及教育教学经验的要求十分严格。如在学额上，规定“现招教育、体育、农业、商业专修科各一班，每班二十五人”；在入学资格上，需要“具有完全师范或中学及同等程度之学校毕业、身体坚强、品
8、行端正且有志于教育者。惟教育专修科生除上列资格外，须在教育界任事有一年以上之经验，应由服务之机关缮具说明书。”8从招生简章可以看到，东大教育科招生人数少，利于小班教学。教育经验作为能否被录取的重要参考依据，符合教育学科自身发展特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他们也是这样遵守的，如1918年入学的罗炳之在自传中记载到：“我二十岁吉安中学毕业后，曾任城、乡小学教师各一年。当小学教师，原为解决个人生活问题；通过教学实践，我逐步感到当教师的兴趣，也觉得很有意义，这对我后来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有一定的影响。”于是，“1918年7月，我在南昌考取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8月往南京入该校教育专修科肄业。”91919年入学的
9、陈启天这样描述：“我第一次在大学专攻的学科，虽是政治经济，但是毕业以后，并未立即走入政治经济界，而是在学校教书。自民国五年秋至九年冬，我在小学、中学以及大学连续教了四年半的书。因此我深深觉得不懂教育而当教师，未免自误误人。民国八年前后，又是新文化运动正盛的时候，有心人多半讨厌政治，我也不免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于是决意重新专攻教育，于民国十年春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专修科。”10971920年入学的吴俊升回忆道：“升学高师，本是先父的设计，也是我的素志”，“我因为立志从事教育，所以不仅进入高师，还选择了高师的教育科。”115-16东大教育科在入学资格上重视学科背景与教育经历，其目的是为学生学习教
10、育学科提供一定的支撑，切实有效地将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起来，缩短教育科学人才的培养周期，入学前的志向使学生的学习更有目的性与针对性。其次，在课程安排上。东大教育科的教师大多有留美经历，他们耳濡目染美国新教育运动，十分重视教育科学的科学化与专业化运动。在这种背景下，东大教育科规定凡教育科学生共同学习的课程有：英文、国文、社会学、生物学、世界大势、哲学入门、科学发达史、体育和择业指导，共计39学分。共同必修的专修学程为：教育通论、教育心理学大纲和教育统计，共计12学分3192-193。而教育科的具体课程，据陈启天回忆：“我在南高及东大先后选习的功课，有英文、生物学、遗传学、西洋哲学史、西洋教育史、西
11、洋科学史、论理学、社会学、教育哲学、教育原理、中等教育、小学教育、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心理学史、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验、心理测验、体育、音乐、教育实验及参观等科目。”1087 1919年入学的教育专修科学生章柳泉则有更详细的记载：“我入学的第一学期，就有一门介绍科学常识的课，陶老师（陶行知）在这门课中给我们讲遗传学，从达尔文到德弗里斯，特别是孟得尔的杂交试验。第二年我们就学科学的发展史（张子高老师教的）。生物学又是教育科的必修课程（秉志老师教的）。心理学是教育学的重要科学基础，我们学得不少，有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等。实验心理学是重
12、点，共学两年，做过很多实验，还开设有心理学史课程（都是陆志韦老师教的）。此外还有教育统计学（陶行知老师教的），测验之编制与应用（是以麦柯尔等人为主教的）。”12332从课程的安排我们可以看出，东大教育科不仅重视本专业课程的学习，而且也积极拓展学生的综合能力，陶冶学生的性情。对此，吴俊升后来回忆到：“除了必修的教育学和心理学之外，我在高师选修的课程，多在哲学和文学方面。刘伯明先生所授的西洋哲学史和论理学，使我获益不少，后来我在教育方面专治教育哲学，与这两科有关。”1118东大教育科这种培养模式，在教育科学发展程度不高的时代，对于提升教育科学的学科品质，系统培养教育科学人才，使学生掌握教育、心理专
13、业知识与以后开展教育实验活动都是大有裨益的。最后，在培养模式上。东大教育科十分重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此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东大附中、附小以及后来陈鹤琴创办的南京鼓楼幼稚园，都是东大重要的教育教学实习单位，而“教育专修科与附属小学校、中学校之关系尤为亲密，故于1918年、1919年先后规定初等教育学程与附属小学主任职务、中等学校学程与附属中学主任职务，各由一人担任，庶使学理与经验有所联络。”3192对于东大附小的性质，1918年入学的胡叔异有这样的介绍：“东大附小是国立的小学校，这个学校的性质有三种：一方面是公益学校，以教育儿童为目的；一方面是实验学校，以试验新教育原理原则
14、为宗旨；一方面是实习学校，供东大教育科研究初等教育实习之用。”13东大教育科教师廖世承、俞子夷和陈鹤琴三人分别担任附中、附小与幼稚园负责人，这为教育科的教学与实习提供了便利。对于具体情况，毕业于东大教育科的李清悚这样回忆他的学习生活：“鹤琴老师在教学上极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他所教的儿童心理和家庭教育课程中往往以其子女个案调查事实为例证。讲幼儿教育就带我们到他所创办的鼓楼幼儿园中，一面观摩，一面教学。许多问题，往往和我们探讨，不坚持己见，择善者而从之。”14不仅东大附属学校作为东大教育科的重要实践与实习基地，全国各地的学校也是他们实践的舞台，章柳泉对此回忆道：“中华教育改进社大力提倡，编了四十
15、多种测验，有团体智力测验和各种教育测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供各校采用，按照麦柯尔的体系编制，主编的人如廖世承、陈鹤琴和俞子夷等，都是协助麦柯尔教我们测验课的老师，我们学这门课时，在导师指导下，到江苏各县小学初试，提取数据，编成各种测验的常规，也还出过力。”12332-333正是东大教育科富有特色的培养模式，加上学生们个人的努力，东大教育科的毕业生大都成为社会的佼佼者，在教育与其他领域大放光彩。东大教育科部分毕业生的统计，如表2所示。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东大毕业生一开始大多站在教育的第一线，从事着中小学教育工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的一些人从教学转移到领导岗位，成为近代中小学校长，并在学校办
16、学特色与发展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一些人留学国外，继续深造，回国后在大学教育科中任教，积极从事各种教育改革与实验活动，在中国近代教育舞台上施展着他们的才华；一些人改学其他学科，为中国的学术与社会发展奉献毕生。这些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骄人的成绩，个人的努力必不可少，但东大教育科的培养模式同样不可忽视。三、形式多样的教育服务第一，创办期刊，向社会传播最新的教育讯息。新教育创刊于1919年，每年出版10期，1925年10月停刊，在近6年的时间里共出版11卷53期。该杂志起初由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学校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等5家单位联合发起。东南大学，尤其是东大教育科，自该杂志创刊之时，一直在新教育的编辑与出版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