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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论高等教育质量议程中的质量保障与质量提高 三、质量保障与质量提高：从对立到平衡质量保障与质量提高之间的区别和竞争关系尽管已经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认可并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也有许多学者并不同意这种简单的二元划分，特纳（Thune）13、斯汀萨克（Stensaker）14、罗萨（Rosa）15等研究者都一致认为在基于问责的质量保障和基于提高的质量改进之间应该形成一种平衡。其实，包括米德赫斯特、撒切斯和艾威尔等人对两者做出明确区分的学者也承认问责（质量保障）与改进（质量提高）之间的关系并非是截然对立的。他们认为，在理论上，无论是质量保障还是质量提高，都仅仅代表的是一种理想类型或范式。在实践中，两者
2、其实是“互补的”和“共生的”，我们应该将看似对立的双方放置在一个整体的质量框架之中，在一种动态的平衡中共同致力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从世界范围的高等教育质量运动的发展趋势来看，在具有集权传统的国家和地区，在进一步完善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的同时，各高等院校纷纷建立以质量改进为导向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质量提高日益受到重视。而在具有分权传统的国家和地区，高等院校尽管仍然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主体，但是它们也日益受到来自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问责。例如，在美国，认证就是高等院校基于协商一致和自愿原则而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一种传统方式，但是近些年来，联邦政府不断加大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问责的力度，试图以联邦资助为杠杆，用
3、统一的标准对各高等院校进行比较性评估16。2006年，斯佩林斯委员会（The Spellings Commission）发布的检验领导力：规划美国高等教育的未来（A Test of Leadership：Charting the Future of U.S. Higher Education）的报告更是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出了问责的直接要求。可以说，在现实中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仅仅采取一种策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现实的高等教育质量活动往往是在质量保障和质量提高的连续谱系上运行。因此，在以问责为基础的质量保障和以发展为导向的质量提高之间进行平衡，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而且也符合高等教育质量运动的现
4、实。程星从“信息不对称”的视角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一个平衡两者之间紧张态势的思路。他认为，在国际化和市场化的影响之下，社会和公众等诸多利益相关者都希望获知更多有关院校质量的信息，但是，高等教育行业与生俱来的专业特性使得院校倾向于采用传统的评估方法进行质量评估，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最终引发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信任危机。要化解这种信任危机，程星认为外部社会和公众需要的是透明度以及可以进行相互比较的有关质量的信息，因此，院校之间需要建立共同的质量指标并与社会大众进行沟通并以此取得后者的信任并接受其监督。与此同时，院校内部可以继续通过传统的评估方法不断改进高等教育质量。概言之，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外部利益
5、相关者与高等院校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或者说利益契合点，即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同时加强质量信息的对话与沟通，所以，两者之间才能够突破对立走向平衡。这就是他从“信息不对称”的视角所提出的一个“内外有别”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模式17。这种评估模式既满足了外部社会对于高等教育进行问责的要求，也充分考虑到了高等教育自身的组织特性。正如特纳（Thune）所言，以问责为目的的外部的、系统化的质量保障在保证公正性、可靠性、权威性、广泛性、一致性以及透明性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成功的外部质量保障是以其与以信任、承诺和理解为特征的院校内部的质量改进之间耦合的程度为基础的13。因此，质量保障和质量提高尽管在诸多方面存
6、在冲突乃至对立，但是，它们共同的目的都旨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两者之间存在平衡的可能性。因此，为了实现质量的持续提高，质量保障和质量提高之间在对话和妥协的基础上保持平衡才是最佳的策略选择。四、结论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高等教育质量中的问责与改进之间的分歧或许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源于工商业领域中的质量保障的优势在于能够充分反映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的诉求，同时能够对不同院校的质量进行比较。但其缺陷同样明显，即倾向于以控制和标准化为特征的问责忽视了院校作为一种“底部沉重”的学术组织的特性，难以激发高等院校提高教育质量的内在动力，“没有达到使高等教育机构很好履行其改进和提高学生学习这
7、一责任的预期目的”18。因此，这是一种“消极的”或者说是不可持续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路径选择。与之相比，质量提高则是高等院校从自身存在的质量问题出发来寻找提高质量的对策，而不是为了迎合外部的客观化的标准做表面文章。但将院校作为质量主体，若走向极端就是以院校为中心而不顾社会的需求，其结果就是质量难以获得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认可而最终丧失外部社会的支持。因此，对于现代高等教育来讲，不以质量提高为基础的质量保障终将会因其难以获得教育上的合理性而丧失其合法性；同样，对于漠视监督或问责的质量提高而言，不通过满足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以获得合法性的结果必然是其合理性难以维系。质量保障和质量提高各有其优势和不足，
8、但对于高等院校而言，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这一点上，两者之间有着可以妥协和平衡的利益契合点。因此，质量保障和质量提高“在实际运作中并非不可调和：两种方法都可以提高质量，相反的，只运用某一种方式可能无法成功地提高质量。这种争论只是混淆了手段与目的。教育质量若要得到改善必须接受一定程度的监督，或者说是监视；任何有效的监控方法都必须认清需要改善的领域。尽管一项政策可能只着重某个目标而相对忽视了其他目标，但质量保障政策的整个实施过程必然包含着改善与监督两种目的。”19在具体的实践中，近些年在美国兴起的“自愿问责制”（VSA）或许就代表了一种试图平衡质量保障与质量提高之间紧张关系的努力。不同于传统的重视资源
9、和投入的问责范式，“自愿问责制”（VSA）的“逻辑起点是公立院校对教学质量以及整个美国社会发展所应担当的集体责任，体现出一种基于承诺履行的伦理契约和价值理性”，它“将学习结果评价与带有学科专业特点的校本评估有机结合起来，也整体推动了院校的自我改进”18。参考文献：1Vroeijenstijn A I. Improvement and Accountability：Navigating Between Scylla and CharybdisM. London：Jessica Kingsley，1995：xviii.2Harman G. Quality Assurance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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