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大学教师职称晋升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最新改革 一、澳大利亚大学教师职称体系概况 从 1850年创办澳大利亚第一所大学——悉尼大学至今，该国高等教育已经经历了160多年的发展历史，教师数量从当初的几百人增长到如今的4万人作为英联邦国家，澳大利亚大学的职称体系基本沿袭了英国的传统，但又有自身的特点该体系分为A、B、C、D、E 五个职称系列，分别对应副讲师（Associate Lecturer）、讲师（Lecturer）、高级讲师（Senior Lecturer）、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和教授（Professor）位于E档的教授系列在澳大利亚大学的席位数有着严格的限制教授通常拥有较高的学术威望和知名度，在教学、科研方面具有杰出的成就，并且担任学术带头人或系主任的行政职位，相当于北美和亚洲一些大学的讲座教授（Chair Professor）教授一般占教师总人数的10%，这一比例在研究型大学中更高一些[2]图1显示了1999年和2010年新南威尔士大学各类职称教师所占比例[3] 从图1来看，各类职称教师在10年间所占的比例没有太大变化，主要集中在讲师和高级讲师系列。
副教授和教授两个职称系列所占的比例均比较小，均在15%左右另外，澳大利亚大学的每一职称类别都和薪酬相关联，并且在每一职称类别内，再按照年限分为不同级别例如，讲师职称在一些大学可细分成8个级别的薪酬体系 二、澳大利亚大学教师职称晋升政策的历史变迁 澳大利亚大学的教师职称晋升政策伴随着高等教育改革、政府相关法律政策的实施以及教师利益团体（如工会）争取相关权益的努力而不断进行变革与调整 （一）澳大利亚大学双轨制时期教师职称晋升政策变革 自1850年第一所大学创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而稳定到1956年，全国共有9所大学在随后的20年里，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到了1976年已经拥有19所大学20世纪60年代，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马丁委员会）的倡议下，创建了一批高等教育学院，之后又相继成立了一批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这种传统综合性大学和新增高等教育学院并存的双轨制一直持续到1988年因此，这段时期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史上被称为澳大利亚大学的双轨制时期 1.改革背景与动因 在双轨制时期，在惠特拉姆工党政府的改革下，联邦政府承担了将近所有高等教育资金拨款的责任，从而对大学的控制也开始加强[4]。
1977年，澳大利亚政府成立联邦高等教育委员会（Tertiary Education Commission），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的管理和控制，对大学的财政拨款也愈加仔细和慎重1981年，联邦高等教育委员会认为，各大学分布在高级职称类别的人数过多，如高级讲师系列从1975年的23.9%增长到1980年的29.2%[5]大学管理层也意识到教师成本是大学最大的支出，教师晋升人数的增多和速度的加快都意味着更多人力资本的支出，当时教师的人工费用占到大学开支的80%因此，政府和大学对教师职称的晋升和聘任进行了相关改革 2.改革内容 首先，政府对教师的聘任和晋升政策开始进行干预例如，大学教师实行全国统一的工资标准，改革教师学术休假制度，在休假时间长度和条件方面更加严格 各大学在教师职称晋升政策方面做出的改革主要有两项内容：第一，在讲师和高级讲师系列增设晋升条件各大学对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实行绩效管理，绩效评估结果与晋升评审过程相关联第二，对各个职称类别（特别是高级讲师和副教授系列）设置定额政策 因此，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大学教师职称晋升的特点是：60-70年代，教师人数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迅速增加；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大学控制的加强和拨款的日趋严格，教师职称晋升的竞争更加激烈，教师的流动性也减弱，很多教师认为高级讲师系列已经是职业生涯的最顶端[6]。
（二）道金斯改革至21世纪初澳大利亚大学教师职称晋升政策变革 1988年，在时任就业、教育与培训部长约翰道金斯的倡议下，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系统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结束了20年的双轨制澳大利亚综合性大学与高等教育学院合并，形成全国统一的高等教育体系这就是澳大利亚教育史上著名的道金斯改革自1988年道金斯改革至21世纪初，澳大利亚大学教师在职称晋升政策方面经历了一系列变革 1.改革背景与动因 自澳大利亚形成全国统一的高等教育体系后，开始实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计划，向国内学生和海外学生进行收费同时，联邦政府从财政到教学全面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和控制，如在政府拨款模式方面实行竞争型拨款模式，鼓励大学按照市场机制进行运作因此，各大学为获得更多竞争性拨款、吸引生源，开始关注教学质量和科研成果，并在管理制度方面进行改革，实行企业化运作模式商业化、企业化和管理主义成为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管理的核心词汇[7]在这样的背景下，围绕大学企业化运行模式，澳大利亚大学教师职称晋升政策也相应地进行了改革 2.改革内容 首先，随着全国统一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各大学的五级职称体系正式确立起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高校合并，澳大利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十年前增长了64%，大学规模的日益扩张导致对教师的数量需求也在增长。
在此情形下，各大学在各个职称类型的聘用形式方面，除了终身制教师外，开始聘用合同制教师，并模仿美国大学的聘任体系，即讲师和高级讲师在经过3到5年的合同试用期后，有机会转入终身体系 在教师晋升标准方面，与大部分西方国家相同，主要依据教师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成绩与绩效一般传统的权重是：教学和科研分别占40%，社会服务占20%但在实践中，科研成果往往占更大的比重教师们也纷纷抱怨，在职称晋升过程中，缺乏对教学成果的重视，过于关注科研论文发表的数量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大学市场化机制的运行和对科研商业化的强调，各大学更加鼓励教师进行科学研究，争取更多的企业资金在职称晋升评审过程中，科研绩效的优势更加明显 20世纪90年代，随着澳大利亚大学企业化模式的运行，各大学也和企业一样，在劳资关系方面有着更大的自主权，实施企业协议（Enterprise Agreements）的方式企业协议通常由高等教育机构与教师工会代表协商后制定，由教职工投票表决，获得大多数人同意后方能生效企业协议也必须遵循国家及州的相关劳动法案澳大利亚大学教师工会（National Tertiary Education Union，NTEU）在协议修订和捍卫教师权利与福利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各大学的企业协议规定了教师聘任、职称晋升政策和教师工资待遇等条款企业协议一般三年修订一次各大学如有关于职称晋升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也会在新一轮的企业协议中进行修订[8] 从以上改革内容来看，道金斯改革后的20世纪90年代是澳大利亚大学职称晋升政策变化较大的阶段一方面，大学职称晋升在制度上更加完善，奠定了五级职称体系和职称晋升的权重标准另一方面，随着外部环境和政府政策的变化，大学开始实行企业化运作模式，在新管理主义思潮和市场化的驱动下，“效率”和“责任”逐渐成为各大学的核心追求大学在职称聘任和晋升政策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与教师和工会进行三方协商，进而通过企业协议来规定教师的聘任和晋升条件另外，这一时期的大学为节省开支、降低工资成本，打破了教师终身制，开始聘任越来越多的合同制教师，教师的流动性和竞争性得到加强 三、21世纪澳大利亚大学教师职称晋升政策改革 进入21世纪，澳大利亚各大学的教师职称晋升政策也发生了重要变革教师岗位设置改革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科研型教师、教学科研型教师外，各大学出现了更多教学型岗位教师这一变化也引发了职称晋升政策方面的改革：澳大利亚各大学调整了相关职称晋升标准，给予教学型优秀教师更多职称晋升的机会。
（一）改革的必要性与动因分析 1.全球化背景下“教学学术观”理论对大学教学质量关注的推动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相继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大学的教学质量非但没有上升，反而出现下滑迹象，“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在大学普遍出现在此背景下，1991年，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前主席欧内斯特博耶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学术的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提出了“多元学术观”理论[9]博耶认为大学里的学术不应仅仅指科学研究，还应包含整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Scholarship of Teaching）博耶的学术观点特别是教学学术的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激发了西方各国高等教育机构对教学的重视，促使其认可和奖励教师的优秀教学这场关于教学学术研究的运动也给澳大利亚带来持续的影响澳大利亚各大学相继成立教学学术中心，重新思考学术职业的内涵，在教学和教师评价及激励制度方面进行相关改革[10]政府层面也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来奖励优秀教学、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11]21世纪澳大利亚教学委员会（Australian Learning and Teaching Council，.ALTC）的设立则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史上关注教学质量的分水岭。
该机构每年投资2700万，用于支持和提高澳大利亚大学的教学质量2011年，时任首相吉拉德取消了教学委员会，在澳大利亚政府部门——教育、就业和劳动关系部成立了教学办公室（Offic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OLT），并计划在接下来的四年中拨款5千万澳元资助和奖励澳大利亚大学的优秀教学[12] 2.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自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教育体系后，真正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到2011年，高校学生的入学人数比20年前翻了一倍，从1991年的53万人增长到2011年的122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国际学生如今，澳大利亚政府正在积极出台一些改革措施，以响应布莱德利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审核报告》中提出的建议[13]高校将继续大力招收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计划到2025年，25岁-40岁年龄段获得学士学位的人数占这个年龄段总人口数的40%学生人数的增加和生源的多元化给大学教学带来一系列挑战学生作为消费者与社会其他利益相关者一起，对大学的问责也不断加强，从而对教学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切使得大学不得不重新思考教学的重要性，亟须采取措施来倡导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大学文化。
3.澳大利亚政府对大学教育质量的重视 进入21世纪，澳大利亚政府开始重视大学教学质量，尤其是本科教学质量为此，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政策，设立质量保障相关机构 首先，政府通过财政拨款模式改革，对各大学的教育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5年澳大利亚政府设立“教学绩效基金项目”（Learning and Teaching Performance Fund），专门用于奖励教学质量优秀的高等教育机构该项目通过“课程体验问卷”（Course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和“毕业生去向调查”（Graduate Destination Survey）等评教工具，设立一套全国性的教学绩效指标，检测大学的教学质量，从而决定各大学的拨款金额2012年，澳大利亚政府开始按照学生人数和办学绩效进行拨款，这使得大学之间为争取生源和拨款经费的市场化竞争更加激烈，问责制得到加强，从而对大学的教育质量提出更高要求 2011年，澳大利亚政府成立了“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Tertiary Education；Quality and Standards Agency，简称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