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大学思想及其对美国的影响 摘要：柏林大学创办已整整200年，学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等原则构成了柏林大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并成为近代大学的原则和标志，对世界高等教育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其中，美国受到的影响最为全面、持久和深刻美国大学在向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学习时，根据本国情况和特点，进行了选择、调整和变革，从而形成了具有多样性、包容性等特征的美国特色高等教育 关键词：柏林大学，学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美国大学 19世纪初，以柏林大学的创办为标志，德国率先吹响了近代大学改革的号角，短短几十年间，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引领了其他国家的大学改革诸多国家中，受德国影响最深最大的当属美国19世纪下半叶，美国以德国大学为师，并结合本国实际，完成了高等教育现代化德国大学衰落后，美国取而代之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领头羊，其优势一直保持至今 一、柏林大学思想的起源和发展 柏林大学创办已整整200年，它究竟靠什么持续影响了世界高等教育的进程？众所周知，柏林大学的精神缔造者施莱尔马赫、费希特和洪堡等人都曾受到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并参加过创办柏林大学的讨论，各自描绘了自己心目中的新大学的蓝图。
最终，由时任普鲁士教育大臣的洪堡将大家的思想贯穿起来在柏林大学付诸实施 由于个人经历、学识等方面的差异，大家不可能形成完全一致的大学观，但共同点是主要的，这些共同点成为柏林大学的主旨和原则，并深深地影响着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学其中最主要的共同点包括三个方面：学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相统一，哲学院的中心地位 1.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是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近代大学的核心思想施莱尔马赫在1808年撰写的《关于德国式大学的断想》中，明确指出思想自由和思想独立他认为大学教育的首要目的不是学习而是认识，因此必须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使他们独立地深入到科学当中为此，大学要有一种精神上完全自由的气氛，科学要从对任何一种外来权威的屈从状态中解放出来施莱尔马赫认为，自由可以使人集中精神而变得机敏，这是从事学术活动的前提[1]但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学术自由让人在知识的海洋中找到各自的兴趣所在，却会受到国家或学术团体的限制[2]他并不反对大学满足国家的需要，大学的独立性与大学对国家的功能应并行不悖此观念对后来柏林大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807年，费希特受内阁枢密顾问拜姆的委托，撰写了《在柏林建立一个高等教育机构的构想》一文，强调大学思想以及以学术为标志，他认为这种“科学机构”的最终目标是“在德意志组织教育活动，以此为基础达到精神和灵魂的不惑与自由，最后彻底重建人类关系”。
[3]德国当代学者勒鲁斯（Hermann RhrS）认为费希特和施莱尔马赫大学思想的相同之处是“国家需要发展学术来培养有知识的国民学术自由则可以保障学者们（包括学生）在学术交流中促进知识的发展[4] 洪堡是学术自由最坚定的提倡者针对当时外族入侵和专制政府对大学的粗暴干预，他主张学术自由，认为学术问题必须遵循自身规律去研究，不能由政府下令规定，专制政府的作用仅是提供工作所需的设备和条件以及合理的制度，“应当常铭记的是，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对大学的工作越俎代庖，一旦干预就往往会成为一种障碍”[5]值得注意的是，洪堡一方面提倡学术自由，强烈反对国家对大学的过度干涉；另一方面又相信办大学是国家的职责，致使其后的德国大学处于国家控制之中他相信“国家给予大学独立自由的良好传统和发展空间，大学就能为国家培养出学识不凡且开明的政府官员”[6]其实，学术自由并非洪堡首创，1694年创办的哈勒大学以及1734年创办的哥廷根大学已逐渐形成学术自由的传统洪堡的贡献在于他明确了保护学术自由对大学生存所起的关键作用，而大学的良好发展符合国家的利益需要[7]鲍尔生指出：“柏林大学不仅被认定是国家的教育机构，还被认定为‘赋有特权的法人社团’，其最大的功能就是自由地追求知识。
这是由柏林大学的精神奠基人威廉•冯•洪堡予以界定的[8]费希特在柏林大学校长任职演说中声明：“这所大学的产生将以建立在近代科学和数学基础上的近代哲学取代统治了欧洲许多世纪的亚里士多德的那种权威学说；这所大学以‘不听信不足够的理由’为其学术自由的思想；这所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以追求真理为主旨；这所大学是以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以人类进步和人的完善发展，以自由探索真理为办学的主旨[9]柏林大学后来的发展，完全兑现了费希特的上述承诺 2.教学与研究相统一 教学与研究相统一，是近代大学的重要原则之一，也是柏林大学对世界高等教育的重大贡献整个18世纪，大学被视为是“中世纪式的”机构当时大学的普遍信念是，知识是一套封闭而固定的系统，大学唯一的任务就在于将现有知识原封不动地灌输给学生因而大声诵读经典是较为常见的教学方式[10] 施莱尔马赫和费希特都明确反对传统大学灌输固定知识的做法，强调认识在大学学习中的重要作用，而认识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才能实现施莱尔马赫认为：“教师不该讲述他所知道的东西，而应当再现他领会知识的过程唯有如此，学生才能持续不断地获得知识而非简单地积累知识，观察理性创造知识的活动并加以效仿。
[11]费希特认为，在大学里，重点不是仅仅教授“书本内容”，而是教授“扩展和超越书本内容的原理和方法”，他称之为“演绎”就方法而言，大学的目标并非“书本学习的重复”，而是以书本为媒介，教会学生“如何运用科学的理解，从而取得发展”[12] 洪堡反对传统大学将讲授知识作为主要职能的做法，主张大学的主要任务是追求真理科学研究是第一位的没有科学研究，就无法发展科学，也不能培养出真正的科学人才大学教学必须与科研结合起来，只有教师在创造性活动中取得的研究成果，才能作为知识加以传授，只有这种“教学”才真正称得上大学教学或大学学习 在以上思想的指导下，柏林大学确定了科学研究的地位并使研究成为教授的正式职责 身为教育大臣的洪堡对柏林大学提出基本原则：聘请一流学者并给予他们研究的自由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选对人才此外，洪堡对诸如组织形式、规章制度等细节几乎从不干涉他深信学者的个人才华是唯一要素如果追求知识成为大学的首要原则，那么我们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13] “柏林大学从最初就把致力专门科学研究作为主要的要求，把授课效能仅作为次要的问题来考虑；更恰当地说，该校认为在科研方面有卓著成就的优秀学者，也总是最好和最有能力的教师。
在这种理解下，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乃是取得新颖的知识，于是大学不再以博览群经和熟读百家为能事，却要求学生掌握科学原理，提高思考能力和从事创见性的科学研究[14]基于这种理解，大学的培养目标也随之发生变化，大学希望培养神学家而非牧师；培养法学家而非律师；培养医学家而非医师一句话，培养学者成为大学的基本任务 3.确立哲学院在大学中的中心地位 长期以来，哲学院在大学被看作是低一级的学院，是为学生升入医学院、法学院、神学院作准备的柏林大学的独特之处，是将哲学院变成大学的中心，并将哲学院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早在1793年康德就指出，哲学院和其他三个高级学院的区别不在于学者的等级，而在于与政府的关系三个高级学院培养公职人员，与政府关系密切；哲学院培养学者，以探求真理为己任，故政府不能随意发号施令哲学系必须被认为是自由的，只处于理性而不是政府的立法规范之下，因为它必须为它所要接受或承认的学说的真理负责[15] 施莱尔马赫明确提出哲学院是大学的核心，是居首位的这是因为大学的所有成员，不论他来自哪一个学院，都必须扎根于哲学院如果学生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归入非哲学的某个学院，这是很糟糕的在这一点上，费希特与施莱尔马赫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他们都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突破专业的界限建立学术思想来确保一切研究领域和专业都拥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每位学者首先必须是学习过哲学的学生，所有人在第一学年都必须先学习并且只学习哲学[16] 哲学院地位的提升与洪堡的努力更是直接相关中世纪大学绝大部分专业为文科，所有学生都必须以此为基础开始学习，之后才能获准进一步学习神学、法学、医学等到18世纪，文科专业被看作“低层次”的，而其他专业则被看作是“高层次”的洪堡颠覆了这种观念，他将文科视为深奥而先进的学科[17]因而有学者认为洪堡“在19世纪初创造了大学改革最关键的一刻他彻底将文科从所谓高级学科（特别是神学和法学）对大学的控制中解放出来”[18] 洪堡、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等人反复强调的哲学院在柏林大学不仅取得了与其他三个学院平等和并列的地位，而且大放异彩，成为科学研究的发源地和其他学院效仿的榜样哲学院的“任务是进行科学教育，其目的不是为了满足某种职业的需要，而是为了科学自身的目的如果要对此加以改变，就会损害德国大学最基本的特征”[19]“德国大学之所以能够在知识界、科学界赢得自身特色和地位，并建构形成德意志民族一切科学活动的基础，主要依靠哲学院。
德国在整个欧洲国家科学生活中的领先地位，也归功于哲学院为科学研究所做的培养工作……正是哲学院的榜样作用，其他三个高级学院才将拓展科学知识的边界视为自己的最终使命[20]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