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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析学术形态与批评文体论文关键词：学术形态；批评文体；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论文摘要：中国学术形态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批评文体产生影响则主要 体现在方法论方面：先秦了学的对话模式使得古代文论长久呈现出一种“以说为论”的批评形 态；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 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经学采用“传”、“注”与“章句”等形式，直 接启发了后世评点，评点中的夹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玄学的“得意忘言”使古代文 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问题时常常借助于隐喻。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 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中国历史上每个
2、时期均有其独特的学术形态：先秦的子学、汉代的史学和经学、魏晋 南北朝的玄学、宋明的理学等。学术形态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具有传承性和辐射性，不仅会 超越时代继续发展演变，而且能顽强地渗透到新出现的学术形态中去。它们共同影响着中国 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也影响着批评文体的创造与选择。笔者认为，中国学术形态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批评文体产生影响则主要 体现在方法论方面：先秦子学的对话模式使得古代文论长久呈现出一种“以说为论”的批评形 态；史学的叙事传统，孕有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 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经学的“传”、“注”与“章句”等形式，
3、直接 启发了后世评点，评点中的夹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玄学的“得意忘言”使古代文论 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问题时常常借助于隐喻，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 中重要的批评体式。一、子学之“对话”与批评文体先秦诸子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为后世学术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后世 的文学、文论深得诸了学说的滋养，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与文论。何谓诸了学说？文心雕龙诸子曾云：“诸了者，人道见志之书。”刘勰眼中的诸了 学说是一些“人道见志之书”，这里的“道”，应该是指诸子们认识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总结出的 规律。先秦诸子由于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群体，其思想主张千差万别。思想理论的自由，诸
4、子 个性的张扬，使得了学文本的言说方式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姿态。然而细观诸了文本, 发现不同的文木表现出的对话模式却是惊人的一致，诸了们喜欢在主客问答的对话中表达他 们的思想，阐述他们的理论观点。诸子学说都是在游说、讲学和论辨中产生的，诸子文本多为这些活动的真实记录，对 话理所当然成为最基本的表达方式。论语是孔子和当时一些统治者及其门徒、朋友谈话 的记录。很多章节写出生动的谈话场面，人物对话曰吻、神情态度都写得I分逼肖。墨了 是墨翟及其门人的言语记录。其中耕柱贵义等五篇是对话体，语言朴实明晰，条理 清楚，富有逻辑性。孟了也是对话体，是孟轲游谈论辩的记录，在语言文字上已相当铺 张。孟子能言善辩
5、，善于向别人陈述自己的主张，语言明晰流畅，意无不达，形象生动。庄 子是庄周一派著述的辑录，其中不少是庄周和时人或者弟子谈话的记录。庄了中，不 仅修养极高，神通广大的至人、神人、圣人时常妙语连珠，就连缺臂少腿、形貌残缺刊陋的 王殆、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驹它之流。甚至形形色色，离奇古怪的动植物，也不时在进行 对话，以此来阐明庄子及其后学形形色色、离奇古怪的思想。苟子韩非子基本脱离了 对话体，表现了专题论文的完整形式。尽管如此，藉对话形式阐述理论观点仍时有存在。从 论语到韩非了，我们可以窥见诸了文木中主客对话形式由实（真实）到虚（虚拟）发展到 虚实相间，然后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议论手法的历史过程。不管是
6、描写还是议论，主客问答即 对话形式是先秦诸了文章中采用得最为普遍的表达方式。对话体既有着极强的思辨性，更具 有鲜明的审美特性。论证形象直观。行文极具审美张力和雅俗共赏的审美魅力。由“说”成“论” 于是成为了学的一个突出特征。“论”与“说”本来就存在互相融合的可能性，“论”之理论性与 “说”之教谕性、“论”之感情性与“说”之形象性，成为了互相融合的内在依据。先秦诸了学说 的对话模式以及由“说”成“论”的学术形态对中国古代文论著述产生极大的启示作用，古代文 论长久呈现的“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就是一个显著的证明。汉代以降虽然没有先秦百家争鸣的言论环境，文人士子也逐渐丧失了高昂的精神魄 力。但他们骨了
7、里对立德立言的迫求从来没有改变过。对先秦诸了人格精神的向往也从来没 有终止过，历代士了无不崇尚诸了，他们读了书、研子学、习了体，这股研习诸了的热情延 至近代都没有消退。刘勰深刻地洞察到这点，他在诸子篇说：“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 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浸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以扬雄 的法言为代表的那种用“言”、“语”来立“论的言说方式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扬雄他们 的著作大多标榜“咸叙经典，或明政术”，但正如刘勰所说：“虽标论名，归乎诸了。”这些著 述沿承了学文木的对话模式，在“或问”、“或曰”等拟设虚构的对话中，文学批评思想得以形 象呈现。从文本言说形态上来说，我们可
8、以看到先秦诸了对话影响下的鲜明印迹。宋代，一种独立的批评文体“诗话”出现。诗话自诞生始，就带着诸了“对话”影响 的痕迹。诗话最初是一种口头的和社交的话语形式，后来行之于文字变成书面文木时。就成 了那些曰头诗歌创作与谈诗论赋社交场景的迫想性记录，保留了许多文人讨论诗作诗法有趣 对话的原始记录。生动有趣的对话模式，奠定了诗话“以资闲谈”的基调和轻松活泼的漫谈风 格，如果说诗话最初确实是凭借着欧阳修在文坛的声望发展起来的。那么最终它能成为古代 文论使用最广的一种批评文体，靠的还是自身独特的魅力。诗话不仅著述繁富，蔚为大观, 还带动了一系列类似文体，诸如赋话、词话、曲话的出现。形成中国文论史上一-道亮
9、丽的风 景。迫寻诗话的历史根源，应该可以上溯到先秦的诸子学术，其“以说为论”的对话形态在诗 话里得到发扬，而诗话亦凭借着“以说为论”的形态使其自身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形式，尽情 彰显了它独特的风格趣味。二、史学之“实录”与批评文体在中国所有学术中，史学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与其它学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又是其它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基石。每种学术史都是一种史学，因此史学成为了解中国文化 的重要窗口。早在上古时期，人们就有了以史为鉴的初步意识，诗经大雅荡就有了这样的诗句: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以夏商史事为借鉴，周代人才能更好地处事。到春秋战国时期， 以史为鉴意识变得愈发强烈了，战国策赵策一提出
10、：“前事之不忘，后世之师。”史学虽 为历史记录之学，但其所蕴含的经世致用精神，透过历史记录表现出来。因此历朝历代统治 者都十分注重史的现实作用，把前朝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变成治理当今现世的明鉴。中国的史学产生于春秋时代，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溯史传体之源，称古者左史记事, 右史记言，“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刘知几史通叙事讨论史官文化的叙事 传统及叙事原则。亦视尚书、春秋为滥觞：“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 载务于寡要；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尚书是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春秋是 最早的编年体国别史。而“务于寡要”、“贵于省文”则是它们的语体特征。这也就是文心雕 龙反复论及的尚书辞尚体要、春秋一字
11、褒贬。尚书春秋的体势及体貌，构 成中国史官文化的叙事之源。史学与史官密切相连，从上古时代的南史与董狐等被称为良史以来。确立了中国史学 据事宜书的传统。这种据事宜书的精神，以后则成为以儒家价值观为中心之传统史学的重要 标准。也提高了中国史学表述的客观性，因此中国史书皆是一个事件接着再叙述另一个事件 的形态，在事件之间似乎没有联系性，但实际上。那些史料是经过一番筛检，按照一定原则 整理出来的事实。史书体裁基本上可分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种。编年体史书以 时间为经，史事为纬，反映出各历史事件的关系。纪传体的重要特征是以大量的人物传记为 主要内容，呈现出记言与记事结合的状态；纪事木末体以记事为
12、主，详细叙事历史上各大事 的来龙去脉，完整叙述整个事件的过程。史书的实录性叙事极大地影响了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尚书与左传关于“诗（乐） 言志”的记载，实为古代文论叙事性言说之滥觞。语出尚书的“诗言志”和语出左传 的“季札观乐”，都是在历史叙事的语境中出场的。尚书尧典对“诗言志”的记载，有人物（舜 与夔），有事件（舜命夔典乐），有场景（祭祀乐舞），有对话（舜诏示而夔应诺），叙事所须具备 的元素一应俱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吴公子札来聘”实为“乐言志”，与舜帝的“诗言志” 相映成趣。季札观乐而明“乐言志”，也是在历史叙事中生成的。之后司马迁著名的“发愤著 书”论也是诞生于历史的叙事中，史记太史公自
13、序详细地叙述了著史记的前因后果, 描述了自己的家世和人生遭际以及发愤著书的过程。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 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 体。序跋最初是作者在文章或著作写成后，对其写作缘由、内容、体例等加以叙述、说明。 明代徐师曾解释说：“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 若丝之绪也。”但他又说序文“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文体明辨）。也就是说, 议论与叙事木来就是序文的两种功能，两者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大量的序跋在议论中叙事, 在叙事中议论，彼此交融。“诗话”之体远肇六朝志人小说，而“诗话”之名却近取唐末宋
14、初之“说话”或“平话”。“说 话”是小说，是文学文体；“诗话”是文论，是批评文体。“民间说话之说，是故事，文士 诗话之说，也一样是故事；二者所不同者，只是所说的客观对象不同而已。”“说话” 与“诗话”，虽然叙事内容有别，但叙事方式却是相同的。当然，“说话”（文学叙事）可以完全 虚构，“诗话”（文论叙事）则以征实为主，后者与中国史官文化的信史传统及实录精神血脉相 联。北宋欧阳修早年撰写过新五代史和新唐书，史书经也致用的实录型叙事，深刻 地启发了他晚年的诗话创作，那些“退居汝阴”之后写下的“以资闲谈”的诗话，秉承的就是历 史追忆性的微小叙事传统。欧阳修之后，司马光也同样进行两类叙事：史学实录和文论
15、叙事, 前者有资治通鉴，后者有温公续诗话。除此之外，史学著作的体例对古代文论批评文体影响也极为深巨。“论赞”是史著一种 独特的评论方式，史学家往往详记史实后在篇末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进行直接评述，左 传“君了曰”成为史论之滥觞，之后司马迁史记有“太史公曰”，于是这种形式遂成定制。 班固汉书用“赞曰”，范晔撰后汉书除用“赞曰”，另加“论曰”，陈寿三国志用“评 曰”，来表达对史实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国古代史著这一体例影响了后世文学评点，其篇 末论赞是评点这种批评文体篇末或回末总评的直接渊源。明代历史小说评点，还直接保留了 “论曰”这一形式，如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题“论曰”、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题“
16、玄 真了论曰”、列国前编十二朝传题“断论”等，带着明显的史著体例影响的印记。三、经学之“传注”与批评文体儒学定于一尊之后，儒家典籍的地位也相应地上升至经典的位置，“经”成了所谓“恒 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经学是关于儒家经典的学问，通过阐 释儒家经典的思想内涵，用以指导人们的思想和实践。经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就是儒家学说 的重要典籍T三经”。从个人角度言，学好儒家经典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 以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从政权角度言，儒家经典确立了君权的绝对权威，令天下士子臣服 在他的脚下，甘愿为大一统的政权服务。这样来看，儒家经典的价值确实是无与伦比的。经 学的根木任务就是揭示这种价值，从而发挥儒家学说的治世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