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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学研究-阎廷瑞从闯关东到闯关东大潮 光绪二十三年（1897），我舅公阎庭瑞（泽溥，1879-1932）从燕山界岭口附近的一条盘肠小道，攀援到长城一个坍塌的豁口前。他不会辩赏边塞古堠的风光，对他来说后面是重峦叠嶂，前面还是重峦叠嶂，只不过穿过豁口到了关外，就逃脱了直隶官府的追捕。他也不会意识到，他正站在近代东北历史的一个节点上那一年被认为是清封禁令松弛、真正开始向东北移民的“元年”；他更不会想到，此后他会主动地站在东北发展的另两个节点上十年后作为清朝满蒙地区移民屯垦的主管，成为闯关东从“候鸟型”向定居型转变的推手；又二十年作为北洋政府的赈务督办和财政总长，成为数百万关内民闯关东大潮的推手。闯关
2、东肇始和中国的东北疆域阎家祖籍浙江，于道光年间落户直隶天津卫北郊，到阎廷瑞时穷的无立锥之地，在天津丁字沽、西汊一带扛活打工。他新入行处处遭欺凌，一次被把头带着打手驱赶，按耐不住与之拼斗，将把头打倒不知死活，知道闯下大祸，急遑遑跑回家中，跟老婆撂下句话就又匆匆往北边逃，直到跑出天津卫地界，才倒在荒野地喘息。伤了人，马上就会被官府追捕，而仇家也不会放过他。天下之大，哪里是容身之处呢？阎庭瑞想起听人讲，关外地多人少，大片黑油油的沃土荒在那里没人种。直隶这些年旱涝蝗疫灾害连连，有些人便不顾官府禁令，铤而走险去闯关东。他盘算走投无路，不如去闯关东，当个二三年人丁攒点钱，等伤人案子风头过了再回来，若是混得
3、好能置下块儿地，迁家定居也不是不行。闯关东之为“闯”，不是因为关东沃野广袤，也不是因为自然条件严峻，而是因为清廷实行封禁政策，到关东需要“闯”过封锁线直隶民多私越长城走辽西、山东民多泛海偷渡到辽东，所以称之为“闯关东”。明清之际中国东北疆域的北界，是蒙古诸族游牧的北温带草原与寒带的分界线。清代明后，就在时空上与彼得大帝革新图强的俄罗斯遭遇了。康熙与之签订的中俄尼不楚条约，通常讲中国失去了3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以前述游牧北界计算，则丧失的土地要近一百万平方公里。除了对边疆不重视，地旷人稀是失地丧权的重要因素。明末时东北人口有二三百万，经过努尔哈赤的屠杀和汉人大量逃亡、以及清初满汉八旗进关，人口
4、剧减。但满清贵族为了在中原立足不住时给自己留一块“退身地”，反对东北施行封禁政策。康熙朝颁布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令，修筑边墙“柳条边”，严禁关内人民去东北屯垦、狩猎、采参等等。乾隆五十二年（1787），辽宁、吉林人口合计96万人，黑龙江少到难以估算。到道光三十年（1850），辽宁吉林人口合计不过约289万人（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这一时期，清政府又丧失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库页岛，计100余万平方公里的东北领土。直到光绪二十三年，俄国又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东清铁路的权益、并谋划向满洲移民60万。后起的日本也武力和移民并举向东北扩张。清廷始加戒惧，开始对移民东北解禁。封禁令的松
5、弛便要从阎庭瑞私越长城的光绪二十三年计，正式废除则迟至清朝灭亡的前夜。阎庭瑞一程程跋涉出了关，见沃土千里，却大都有土无人。当时中国每平方公里平均43.6人，而东北每平方公里不到三个人，可见之地广人稀。但大片大片的土地都是满清皇室和八旗王公的庄园牧场，荒弃着也不准他人耕种。他只能流浪着打短工，帮客商贩运和做点小买卖。一天走货到大虎山附近，见几名汉子打一个小个子。舅公逃亡天涯仍是血性难改，上去劝阻。那几人打小个子，其实只为了一点细故，见有人劝，也就罢了。他和小个子一说还挺投缘，便拜了把子。这个小个子后来可是赫赫大名，就是东北王张作霖。光绪二十七年张作霖在广宁南乡拉杆子成立大团，阎廷瑞路过时便入了伙
6、。所谓大团，是甲午战争后关东兵匪横行状况下，各地方成立的武装自保组织，严格讲不是胡子或马匪。但那时跟着张作霖的一班人，都被认为是绿林出身。这段既不啸聚山林亦不剪径分金的绿林生涯，便成了奉系集团崛起的始点。洮南屯垦总办和移民屯垦的勃兴南乡大团失败后，张作霖又到八角台操办大团，不久被清新民府收编，变成了“新民府巡防马步游击队”，从光绪二十八年到三十三年（19021907），先后为官府剿灭了不少土匪绿林军，从副营级的马步游击队提升为旅级的奉天前路巡防营。阎庭瑞一直为他管军需。沙俄攫取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后，又鼓动、资助、武装一些蒙古王公和蒙古匪帮叛乱，图谋将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今蒙古
7、国）、甚至漠南蒙古（今内蒙古）都从中国分裂出去，而清廷民族政策及放垦措施的失当又激起牧民反抗，使满蒙情势愈发危险。张作霖部被派去剿匪平叛。满蒙交界的通辽、洮南、科尔沁一带的广阔草原，是蒙古武装活动的根据地，千人以上的就有好几股，都是一人双骑，精于骑射又熟悉民情地形，飘忽如风出没无常。张作霖部一到那里就陷入困境，几次濒于覆没险境，经改变战术又年余苦战，消灭了白音大赉和牙仟等部。张作霖被加封为洮南镇守使。但最凶悍的陶克陶胡在沙俄援助下气焰更盛，广阔的草原仍是蒙古武装活动的天然根据地；而张作霖部长期征战，根据地和供给问题日益突出。为改变不利局势，阎廷瑞提出屯田的建议。经张作霖举荐，他被任命为洮南屯垦
8、总办。这可不是舅公十年前筚路蓝缕出关时所想望的一小块耕地，而是可以容纳不计其数流民梦想的广袤处女地。作为一个失去土地、亡命关东的流民，他非常清楚移民和垦荒的症结所在，规定对来洮南开垦的移民，发给旅费、农具和种子，还免租税三年；很低的报领荒地价格，只需交每晌地（合十亩）银一角的保证金，即发给承垦证书；又规定对招徕移民屯垦十人以上的，为百户长，百人以上为屯长。种种优惠政策很快吸引了大批流民前来垦荒。既压缩了蒙古武装的活动空间，也为张作霖集团执掌东北政权后的大规模移民和屯垦做了铺垫。张作霖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寻找战机击败了陶克陶胡，暂时稳定了满蒙局势。东蒙当时多处于荒野未开、崇山未辟状态，清政府随即
9、开禁移民垦荒，阎廷瑞又兼任了蒙荒局的副局长、局长。据时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东三省政略，放垦蒙地科尔沁右中旗5.7万垧，科尔沁右后旗3.4万垧，科尔沁左中旗约8.6万垧，科尔沁右前旗23万余垧，郭尔罗斯后旗42万余垧，郭尔罗斯前旗21万余垧，共计放垦蒙地一百多万垧。为生计所迫闯关东的流民，比常人更多一分吃苦犯难的强悍坚韧。经过几年奋斗，洮南和新开蒙地成为了新兴产粮区。面对俄日两强交侵，清政权不得不开放移民垦荒。此前虽曾开放哈尔滨以北的呼兰河平原和吉林西北平原，但因条件限制效果有限，真正形成规模，便是在洮南和东蒙屯垦。也正是从这时，闯关东的关内民开始从候鸟般春去冬回打工型，向携家带口、永久迁居型转
10、变。满蒙地区的移民放垦对于实边、抗御列强侵略和东北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清政府和蒙古上层上下其手地大规模放垦，不可避免的侵害了牧民利益。长诗陶克陶胡和嘎达梅林，都是叙述牧民对蒙古上层贵族、满清政权及后来的奉系军阀勾结放垦的反抗。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华北大灾荒和闯关东大潮华北地少人多，人口密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人均占有土地居末次。1851年为4.46亩，1912年减少到3.66亩，1928年又减少到2.93亩（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算”，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1），而捐税之重则居前列，加上自然灾害和战乱频仍，人民生活愈加困苦。上世纪20年代初华北五省更出现长期大面积的旱荒，
11、灾区面积约271.27万方里，受灾共340个县，灾民达3000万人（崩溃过程中之河北农村，中国经济，一卷4-5期，1933年8月）。东三省虽经20世纪初叶放垦移民，开垦土地也只有可耕土地的约6%。民国三年统计，奉天开垦4084万亩，荒地36000万亩；吉林开垦3250万亩，荒地40500万亩；黑龙江开垦2200万亩，荒地67500万亩（农商公报1卷第2期，1914）。而田赋，奉天只是冀鲁豫的一个零头，吉林、黑龙江更可忽略不计。与中原战乱频仍不同，这一时期东北在张作霖统治下相对安定，经济高速发展。两相作用之下，关东就成了华北灾民的出路乃至向往的乐土。但这些饥饿待毙的灾民，是无法自行扶老携幼、千里
12、跋涉逃往关东的。阎庭瑞在满蒙屯垦后，又担任东三省官银号总经理，统一东北币制，运用货币发行权刺激经济，助成东北经济起飞和奉军“整军经武”，二次直奉战争时正在吉黑榷运局局长任上。榷运局管吉林和黑龙江的盐务、运输和缉私，是最有油水的衙门。后来满洲国的皇宫，就是他在长春的办公楼。但他在奉军入关后，主动请缨担任了山东赈务督办兼奉天赈务局长，统管关内关外的赈灾、移民及其安置。这其中不免有随张作霖进关分一杯羹的考量，但舅公一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难民情结，赈灾济民应是主要出发点，而他领导的赈灾行动也表明了这一点。他会同奉天当局制定难民救济规定和新入境难民救济规定，在天津设立移民局，在奉天多地设立收容所和救济会，
13、安排关内的移民和关外的安插；还规定京奉、奉海等铁路对移民减免票款。日本在华最大情报机构、满铁调查课的报告民国十七年满洲出稼者讲：“在移出地中，对移民最尽力的是山东赈务处。在1928年难民如潮的情况下，该处用运输粮食的空车把灾民送到东三省各县区，乘车期间的饮食全部由该处负责。另外，该处还设立了难民招待所，备有席棚、粥厂等，对出关难民提供食宿帮助。”为了抗御日俄侵吞和发展东北经济、扩充自身实力，张作霖集团一直大力推行移民实边。1925年张作霖亲自担任东北屯垦总办，拨出一千万元垦殖专款，在天津设立移民局，招募直隶贫民并派员到山东、河南招募贫民移民东北，发布告示讲：移民由专车运送出关，一切旅费及家族赡
14、养费均由移民局负担（大公报1925年1月8日）。阎庭瑞负责山东赈灾后，一方面就地赈济灾民，一方面充分利用铁路系统、加开专列运送灾民出关，同时发掘其它运力如海运。他在1927-1928兼任税务总署督办、掌管海关。当时海关统计，该时期山东移民要占到移民总数的七成。据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1986版），1928年和1929年烟台、青岛、龙口三港到东北地区的客运量分别达61万人次和64万人次。据陈翰生：难民的东北流亡（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1册），1921年关内向东北移民为20.9万人，1926年增为56.7万人，1927年又增为105万人，1930年减少为67.3万人。日本满铁
15、太平洋问题调查准备委员会1931年的统计，关内各年移民东北的人数为：1923，342038人；1924，376613人；1925，491949人；1926，572648人；1927，1026000人；1928，1128700人；1929，1080800人；1930，810000人。中研院和满铁的统计主要基于近代交通工具，而“私越”、“私渡”的则难以统计，因此实际移民人数应较上述为多。九一八事变后移民潮停滞和倒流，东北人民不堪日本侵略军蹂躏纷纷逃亡。七七事变后日军强征和抓捕约500万关内民到东北当劳工，但这与移民有本质不同。上世纪30年代南开大学曾对东北一千多户移民进行调查，民国时期（1911-1931）来的占90%，其中1925至1930年间来的占其50%以上（“中国农村人口增减趋势以及农民离村部分考察”，中行月刊，9卷3期，1934.9）。因此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是移民东北的高峰。近代中原地区的几次大灾荒，1877-1878华北旱灾造成1000多万人死亡；1928-1930陕甘饥荒造成550-600万人死亡；1942河南饥荒造成200-300万人死亡；而始自1920的华北五省旱荒，受灾时间、面积和人口都超过其它，且前灾未平后灾又起，但只灾荒之初造成约50万人死亡，而后未再出现大面积死亡。当时晨报报道，1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