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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学研究-有关神会的两篇铭文神会塔铭和慧坚碑铭的注释 一、神会和中国禅宗在中国禅宗史上,神会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禅宗奉北魏时来华的菩提达摩为初祖,经过慧可、僧璨两代相传,至道信、弘忍时正式形成禅宗“东山法门”。但此后成为禅宗主流的是由弘忍弟子慧能创立并由其弟子发扬光大的南宗,而曾经在北方广大地区盛行的以弘忍另一弟子神秀及其弟子普寂为代表的北宗却逐渐衰微。禅宗的这一重大变革是与慧能弟子神会的努力分不开的。神会(684-758),俗姓高,襄阳(郡治在今湖北襄樊市)人。自幼从师学习儒家经书,又自读老、庄,出家后投荆州当阳玉泉寺神秀的门下学习禅法三年。神秀(?-706)在禅法上提倡渐悟,主张通过坐禅观心
2、,除去妄念情欲,使自性达到明净。他在武则天大足元年(701年)应诏入洛阳内道场说法,接受供养。楞伽师资记说他曾为武则天、中宗、睿宗(曾两度为帝)的“三主国师”。神秀的弟子普寂(651-739)、义福(658-736)等都受到唐玄宗的敬信和优遇。就在神秀应诏到洛阳之际,神会南下投到曹溪慧能的门下,并且成为慧能的十大弟子之一。慧能死后,神会奉敕到南阳(当时治所在今河南省邓县)龙兴寺居住传法,被人尊称为“南阳和尚”。他利用这个机会与朝廷官员、士大夫密切交往,广泛宣传南宗禅法。他在这个期间的传法语录有南阳和尚顿教解脱直了性坛语。当时以普寂为首的北宗处在隆盛时期,如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所说:“能大师
3、灭后二十年中,曹溪顿旨沉废于荆吴,嵩岳渐门炽盛于秦洛。普寂禅师,秀弟子也,谬称七祖,二京法主,三帝(按,中宗、睿宗、玄宗)门师。朝臣归宗,敕使监卫,雄雄若是,谁敢当冲?”是说南宗顿教禅法在慧能死后的二十年间于江南处在停滞状态,以普寂为首的北宗渐教禅法却在嵩山洛阳一带十分盛行。普寂自称七祖,在两京占据“法主”地位,先后被三位皇帝尊为法师,并受到朝廷官员的信奉,声势显赫。神会认为慧能是继承弘忍的六祖,所传授的顿教禅法直承达摩至弘忍的禅法,而北宗“师承是旁,法门是渐”(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之语),不甘心南宗沉寂下去,便在滑台(在今河南滑县)大云寺与站在北宗立场的崇远法师进行激烈辩论,自称“为
4、天下学道者辩其是非,为天下学道者定其宗旨”,扩大南宗的影响,为南宗争正统地位。天宝四载(745年),神会应兵部侍郎宋鼎之请入住洛阳荷泽寺传法,在不同场合继续批评北宗。唐独孤沛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就是记载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语录。由于北宗“势力连天”(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神会一再受到迫害。天宝十二载(752年)北宗信徒诬告神会聚众阴谋作乱,神会被政府贬逐出京,被展转放逐到荆州(治在今湖北江陵)开元寺。就在神会被放逐外地之时,爆发了“安史之乱”(755-763年)。政府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因军需粮草供应困难,便以卖官鬻爵和在各地设立戒坛度僧卖度牒的方法筹集资金。神会以其名望,也被请出来主持度僧,为
5、唐军在至德二载(757年)收复长安、洛阳两京作出贡献。此时“安史之乱”还没有完全平定,朝廷又令在“关辅、诸州纳钱度僧、道”(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三),神会可能又被请出来主持度僧。神会为此立功,受到朝廷嘉奖,唐肃宗诏入内道场供养,又派人为他在洛阳的荷泽寺建造禅室。然而就在收复洛阳的第二年(758年),神会在荆州开元寺去世,享年七十五岁。他的遗体被迎归洛阳安葬。“安史之乱”后,北宗迅速衰微,南宗开始盛行于大江南北。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记载: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敕皇太子集诸禅师,楷定禅门宗旨,搜集传法旁正。遂有敕下,立荷泽大师为第七祖。内神龙寺见在铭记。又御制七代祖师赞文,见行于世”
6、。这意味着朝廷正式承认南宗为禅门正统,慧能为六祖,神会为七祖,为南宗迅速发展成为禅宗主流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在敦煌遗书发现之前,佛教史书中关于神会的资料很少,仅凭这些资料不可能对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得出全面的评价。本世纪20年代胡适最早从敦煌遗书中发现相当一部分神会的语录,校订整理后以神会和尚遗集的书名出版。胡适在晚年又据新的发现作了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他死后被收在新版的神会和尚遗集的附录当中。日本铃木大拙等学者也陆续从敦煌遗书中发现一些记载神会语录,并作了深入研究。敦煌名士任子宜1935年从敦煌千佛洞发现一部手抄文书,上有神会语录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等,
7、50年代经史学家向达介绍,立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笔者在国内外学者辛苦搜集的资料和研究的基础上,对神会及有关资料作了进一步的考察,1990年编校了神会和尚禅话录,已在199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可以说,现在从事神会研究已经具备了比较齐备的资料。二、神会塔铭和慧坚碑铭在神会研究中的意义(一)关于神会塔铭在神会塔铭发现之前,对于神会的一些问题不好断定。一是神会的生卒年岁问题。佛教史书对神会去世时间有不同的记载:景德传灯录卷五作上元元年(760年)七十五岁、宋高僧传卷八作上元元年九十三岁、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作乾元元年(758年)七十五岁。学者当中,胡适考证认定神会于唐肃宗新改的“元年”(762
8、年)去世,享年九十三岁。(1968年台北胡适纪念馆出版胡适神会和尚遗集附录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著两种“附记”)印顺接受胡适对神会死年的考证,但认为神会享年七十五三岁。(印顺著,台北正闻出版社1983年三版中国禅宗史)卒年不同,于是便推算出各种不同的神会生年。然而由于神会塔铭的出土,对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可靠资料。神会塔铭所记神会的卒年和享年与圆觉经大疏钞的记载一致,都是乾元元年,享年七十五岁。这样便可以证实圆觉经大疏钞的记载是有根据的。二是提供了神会荷泽法系对南宗传法世系看法的资料。神会在与北宗辩论中反复申明从达摩至弘忍的正法的直接传承者是慧能,六祖是慧能而非神秀。(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神会入洛
9、阳荷泽寺之后,曾在寺内建慧能的真堂(灵堂),宋鼎撰写并立碑,神会叙写禅门“宗脉”(祖统),“凡六祖,尽图缋其影”,太尉房官作六叶图序。(宋高僧传卷八慧能传)神会塔铭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实证。塔铭是由神会的弟子慧空撰写的,自然反映荷泽法系的观点。塔铭说:“粤自佛法东流,传乎达摩,达摩传可,可传璨,璨传道信,信传弘忍,忍传慧能,能传神会。宗承七叶,永播千秋。”在神会的法系看来,慧能是六祖,神会是七祖,是天经地义的。当年神会与北宗辩论时虽以七祖自许,却不敢公开讲自己就是七祖。当崇远质问他:“能禅师已后,有传授人不?”他答:“有。”当进一步问:“传授者是谁?”他只是含糊地回答:“已后应自知。”(菩提达摩
10、南宗定是非论)神会死后,弟子们无须隐讳,以神会直承慧能而为禅门七祖。后来朝廷立神会为七祖,自然与神会弟子的活动是分不开的。三是关于神会遗体在洛阳安葬的问题。神会死于荆州开元寺。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载:乾元二年“迁厝于东京龙门,置塔,号般若大师之塔”。对这一过程,神会塔铭提供新的重要资料:“有庙堂李公嗣虢王,再迎尊颜于龙门,别有施主功臣高辅成、赵令珍奏寺度僧,果乎先愿。”其中“嗣虢王”,在塔铭出土发表的录文中写作“嗣号王”。笔者参考新旧唐书改作“嗣虢王”。嗣虢王名李巨,在旧唐书卷一一二、新唐书卷七九皆有传,是在开元年间继承其父李邕的爵号为嗣虢王的。肃宗至德二载(757年)唐军收复长安、洛阳。李巨
11、在乾元元年(758年)四月受任河南尹,充东京留守,直到翌年二月因“苛政”被贬为遂州刺史,在洛阳有十个月时间。就在他任东京留守不久之时,神会去世。大概他与神会生前有交往,或许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由他出面,将神会遗体从荆州迎归洛阳安葬。因为当时“安史之乱”尚未结束,对神会遗体仅作初步安葬,虽置塔所,但尚未建寺。这年九月,再次反叛的史思明又攻陷洛阳。直到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军再次收复洛阳之后,安葬神会遗体和在塔所建寺度僧等事才得以继续进行,至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最后完成。(二)关于慧坚碑铭慧坚碑铭的发现为搞清楚以下问题提供了崭新资料。一是关于神会的后继弟子的问题。神会的弟子,各书记载多寡
12、有异,据日本宇井伯寿、镰田茂雄的统计,在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中载有19人,在其圆觉经略疏钞卷四谓有22人,在宋赞宁宋高僧传中载有约14人,在道原景德传灯录当中载有18人。(宇井伯寿著,岩波书店1339年出版禅宗史研究第五章;镰田茂雄著,筑摩书房1981年第三次印刷禅源诸诠集都序第29页)其中有详细传记的人很少。在禅门师资承袭图所列神会的弟子中有所谓“西京坚”者,镰田茂雄在禅源诸诠集都序的注释(该书第294页)中说:“西京坚,即唐招圣寺慧坚。”但未言所据。柳田圣山在其语录的历史(载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5年出版东方学报第五十七册)之34漕溪的后继者中已经注意提到此碑,对慧坚的事
13、迹略有介绍。慧坚碑铭有一千余字,为我们研究神会死后荷泽禅系的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二是朝廷确立神会为禅门七祖,以南宗为正统的问题。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禅门师资承袭图虽载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敕皇太子召集禅师“楷定禅门宗旨,搜集传法旁正”,敕“立荷泽大师为七祖”等。但对于禅宗史上这一重大事件的酝酿经过却未涉及。慧坚碑铭记载,在贞元初至贞元八年(792年)慧坚去世之前曾奉诏“与诸长老辩佛法邪正,定南北两宗”。说明从朝廷提出确定禅宗旁正宗旨到最后做出决定,绝非在贞元十二年之内完成。三是关于神会禅法的顿悟渐修的问题。神会虽主张顿悟,但并不否定渐修。他曾说:“学道者须顿见佛性,渐修因缘”
14、(南宗定是非论);“于顿中而立其渐者。”(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这种观点也被后来的宗密注意到,其禅门师资承袭图指出:“荷泽则必先顿悟,依悟而修。”慧坚继承神会的禅法思想,也主张顿悟渐修,慧坚碑铭说:“开示之时,顿受非渐;修行之地,渐净非顿。”四是为嗣虢王李巨将神会遗体迎归洛阳安葬的事实提供旁证。原来因为对神会塔铭字迹辨认不清,录文误将“嗣虢王”写作“嗣号王”。笔者据唐书作了校改。现在有了慧坚碑铭又提供了新的证据。碑铭记载,慧坚在洛阳从神会受法之后,到汾州受戒,又到抱腹山修行和传法一段时间,再次到洛阳,“时嗣虢王巨,以宗室之重,保厘成周”。可见慧坚再度回到洛阳正是李巨从乾元元年(758年)四月至翌
15、年二月任河南尹兼东京留守的时期。李巨对慧坚“展门人之敬,乃奏请住圣善寺”。神会死于乾元元年五月,据神会塔铭,正是李巨主持将他的遗体迎归洛阳安葬的。会通这两篇铭文,可以推想,慧坚在“安史之乱”尚未完全平定之时再到洛阳,也许就是为了参加神会的葬礼。撰写神会塔铭的“门人比丘慧空”,从名字看大概与慧坚是同时受戒的师兄弟。宋高僧传卷九所载的慧空是普寂弟子,曾应代宗召请入居西京广福寺,没有旁证证明他与这位慧空是一个人。笔者鉴于这两篇铭文对研究神会和中国早期禅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不揣冒昧,决定在尊重并吸收有关学者所作出的宝贵贡献的基础上用简化字重作校订,以便为更多的人利用这两篇资料提供方便。三、神会塔铭校释神会塔铭全称是大唐东都荷泽寺殁故第七祖国师大德于龙门宝应寺龙岗腹建身塔铭并序,神会弟子慧空撰文,法书。1983年12月,位于洛阳龙门西北侧的唐代宝应寺遗址,在基建破土时发现神会的墓,从中出土这方塔铭。最早报道此事的是温玉成。1984年出版的世界宗教研究第2期发表了他的记新出土的荷泽大师神会塔铭的文章。此文前一部分简要介绍了此方塔铭的学术价值,后面校录塔铭的全文。此文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1992年文物第三期发表了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的洛阳唐神会和尚身塔塔基清理的报告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