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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启超春秋战国史编纂的杰出成就(1) 梁启超有关先秦社会政治史的两篇名著春秋载记、战国载记是在1918年完成的。他于上年年底脱离了政坛，住到天津家中，这才实现了早先曾几次有过的潜心著述的愿望。这一年他用大部分时间撰著中国通史，从先秦写起。梁启超对诗、书、左传、史记这些重要典籍，早已熟悉到大多能够背诵的程度，当年在日本(19011902)就曾经着手从事撰写中国通史的工作，在材料上、构思上都有些基础，如今在哲学思想、西方社会学说和社会经验等方面都更有充分的准备，又当年富力强，思想敏锐、精力旺盛，正是著述的最佳时期。因此，这两篇著作进行得很顺利，著成后果然非同凡响。友人林志钧半日之内将四万字书稿连读
2、两遍，表示爱不释手。梁启超本人更自信书稿的价值，珍宝视之，当日写信告诉陈叔通说：“所著已成十二万言(前稿须复改者颇多)，自珍敝帚，每日不知其手足之舞蹈也。体例实无暇作详书告公，弟自信前无古人耳。宰平曾以半日读四万言之稿两遍，谓不忍释，吾计凡读者或皆如是也。顷颇思先秦杀青(约端午前可成)，即先付印(传志别行，此惟有年表、载记、志略三种，先秦之部都十一卷，冠以总叙一卷，约二十万言也。”稍后，又致其弟梁仲策信说：“今日春秋载记已脱稿，都百有四叶，其得意可想，夕当倍饮以自劳，弟亦宜遥浮大白以庆我也。拟于战国载记后，别为秦以前文物制度志略一卷，明日校改前稿一过，即从事战国”。1梁氏完全有理由这样自信，他
3、继承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出色成就，并向前发展，这两部书的高度学术价值和表述的成功向来受到高度重视。近代史家张荫麟认为：梁氏的春秋载记、战国载记和欧洲战役史论，如以质不以量言，非止可媲美近代中外名家，抑且足以压倒吉朋(17371794)，麦可莱(18001859)，格林(18371883)和威尔斯(18661946)。2可知两篇载记乃是享誉近代史坛的名著。一、春秋载记春秋载记约四万字(另附春秋年表约万余字)，它对于我们考察春秋时期的历史进程和改进历史著作的组织、表述方式，都有宝贵的价值。第一，梁氏做到了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向来把握春秋时期历史的趋势和特征，中肯地论述了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走向大一统过程
4、的极其重要的阶段。人类历史的演进有如奔流不息的长河，前后联贯，无法截然分开。历史需要划分阶段来研究，才能认识深入；但研究者的眼光又不能只局限在这一阶段之内，而必须上下联系纵贯考察，才能看清楚它的发展方向和作用。梁启超出色地做到这一点。在全篇之前，他高瞻远瞩，中肯地论述春秋时期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由春秋时期小国林立状态，经过大国争霸，成为走向华夏统一国家的意义重大的历史阶段。他指出：不能从表象看问题，认为春秋“分立百数十国，其盛强者尚十数，日寻干戈，二百余年”，似乎与统一之义相背反；而应该看历史发展的总向，认识春秋之世乃是统一的观念和动力酝酿、培育的时期，“非经此阶段，则后此一统之象决无自而
5、成”。梁氏又进一步论述：在春秋时期，中国境内各地区居民文明制度由较低级程度向较高级程度发展。具体讲，又可分为两个阶段。春秋初期，极多小部落散布错杂，范围狭窄，闭塞陋略，文明低下，“取精寡而用物啬，势不能大有发舒”。经过春秋前期实行兼并，形成了大国的规模，制度得到发展：“其大国皆廓境至数百里，尤大者逾千里。以千数百里之国，而建政府，设法制，备官守，其经纬擘画，易以纤悉周备，其治理之资，亦不甚觳薄。于是各因其土宜、民俗，浚发其物力，而淬厉其人文，缉熙向上”。由此跨出了部落、小国范围狭小的局限，形成了以各个大国为范围的地方文化的特性。梁氏认为这是春秋时期社会向上进化的第一阶段。进入霸政时代，各国在交
6、往中互相交流、吸收并且互相竞争，制度向前发展，形成了交往的规范，有共循的规则或新定的盟约，民力也获得了发展：“霸政既起，朝聘会盟征伐无虚岁，其劳费诚为各国所共患苦，然而交通之利坐是大开。其君其卿相得频相酬酢，其士大夫交错结纳，相与上下其议论而互濡染。其术学其军旅习于共同之行动，增长其节制而磨淬其材力。其道路衔接修治，奔走其商旅而通输其物材。而其国与国之相交际也，无论在平时在战时皆有共循之轨则，或出自相沿之礼制，或根于新定之盟约，各信守之，罔敢越也。故争斗虽频数，而生民之被祸不甚烈。霸政全盛之代，尤以仗义执言摧暴扶微为职志，各国不敢恣相侵伐，民愈得休养生息，以孳殖其文物”。由于竞争，原有各大国业
7、已形成的文化特性得到发扬充实，而且互相交流熔汇而成全中国范围的通性：“以交际频繁之故，彼此之特性日相互有所感受，徐徐蒸变化合而不自知。于是在各种特性基础之上，别构成一种通性。此即所谓中国之国民性，传二千年颠扑不破者也，而其大成，实在春秋之季。”梁氏认为，这是春秋时期社会进化的第二阶段。以上，是梁启超通过多层次概括春秋时期的史实，并运用其通识进行考察而得的崭新结论，发前人之所未发。他将这一套系统见解置于篇首，赋予春秋史以极重大而极深刻的意义。以此为基调，全篇分为六章论述。前两章，分述十二大国国势梗概，3首章论述决定春秋时期全局的晋、楚、齐、秦四大国国势盛衰变化，二章论述八个较次要国家的不同地位和
8、作用。后四章分别是“霸政前纪”、“齐桓晋文霸业”、“晋霸消长”、“霸政余纪”，从纵向论述春秋史的重大事件，霸业的消长和各国交互错综的关系。全篇形成纲举目张、互相配合的严整结构。第二，善于对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综合、归纳，写出春秋各国的特点，揭示出历史进程中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春秋十二诸侯国，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晋、楚、齐、秦四国。梁启超发挥了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的论点，认为：“晋、楚、齐、秦，分峙朔南东西四徼，实春秋之骨干，而晋楚尤其脊柱也。”这四国，只有齐在西周初封时是大国，余三国均微弱不足挂齿，它们之所以勃兴，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是因四国地处边远，周围相处的多是文明程度低下的少数族，若不
9、振拔求治则不能生存。“及其既已强立，次第蚕食群落以自广。剪灭虽众，而天下不以为贪；蓄力既厚，乘时内向以争中原，则弱小者固莫与抗矣。”诚如梁氏所强调，这是考察春秋史的一大关键。认识了共性更要认识特性，应该分别研究四国历史的不同特点。晋国受封较晚，被安排到边远地方，与戎狄相处，土地瘠薄，由是养成勤朴健武的作风。自曲沃桓叔、庄伯、武公、献公四代国君不断开拓，疆土扩大。至晋文公重耳，凭着他出亡在外十九年所积累的丰富政治经验，内修政治，取信于民，外联诸国，与楚争锋，城濮一战，把楚国打得大败，晋被天下诸侯奉为盟主，故“城濮之役，春秋第一大战，亦后此百余年大势所攸判也。”晋国称霸中原还有一项重要原因，是人材
10、兴盛，大臣忠心辅佐：“自晋文拔用贤才，其臣却縠、先轸、狐偃、赵衰、胥臣，栾枝等皆崇礼让。其后晋卿十一族，赵、魏、韩、狐、胥、原、栾、却、范、知、中行，更迭执政，代有贤良。若赵盾、士会、士燮、荀罃、韩厥、魏绛辈，皆一时名卿，忠于谋国。故历襄、灵、成、景、厉、悼六公垂百年，虽有汰虐之主，而晋霸不衰，诸卿之力也。”而且晋自献公以后，不畜群公子，公族内部少有纠纷，较能缉和，晋国颇赖于此而得以久霸。但公族势力逐渐衰弱，卿族势力不断膨胀，最终导致六卿瓜分晋室的结局。太公始封的齐国也地处边徼，在与落后的“蛮族”杂处的艰难环境中，以忧勤强奋立国。而齐国独特之处，是地理上有优越务件：“其地东至海，饶鱼盐之利；西
11、至河，凭襟带之固；南至穆陵，扼大岘之险；北至无棣，拊广漠之野。其势易以强，故春秋之世，最先兴焉。”又一特点是，齐桓霸业短促，此后频繁加兵于邻近小国鲁、卫、纪、莒、曹等，无力与晋楚两大国竞争，惟思侵凌小国以逞己私欲，屡兴无名之师。梁氏对楚、秦两国特点的论述也很精辟。与晋国“历代有强卿”不同，楚国“历代有名王”。成王统治楚国长达四十六年，后有穆王、庄王、共王、康王、灵王、平王、昭王、惠王，“皆雄鸷能善用其国”，故能长久强大而最后灭亡，而王室篡弑之祸也最烈。梁氏分析问题颇能体现出历史辩证法的精神。他认为，楚国北上中原争锋一再受挫，恰恰创造了楚对开发南中国作出重大贡献的条件。当齐桓公之世，楚国已地跨千
12、里；处在中原的小国陈、蔡都附属于它。齐桓公率诸侯之师伐楚，未能取胜，在召陵主盟后北还，但楚国北进势头也被压制。至晋文公称霸，城濮之战大获胜利，楚遭受更大挫折，遂久不得志于中原。而楚国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全力在南方扩展，向东灭了江、黄、蓼、六、英、舒等小国，占有淮河、颖水流域，向西灭了庸、夔，控制了巴、蜀地区。故梁氏得出崭新的看法：“晋之攘楚，亦楚之所以滋大也。”此后，楚庄王常常告诫国人：居功侈大，必将招祸，应记取祖先的创业精神，勤劳不懈，才能保国。因而使楚国达到政治修明、国力增强，楚庄王也被史家列为五霸之一。更值得称道的是，梁氏有力地廓除了以往封建文人长期所持的一种旧见，认为楚灭国最多，“以夷猾夏
13、”，应加以谴责。梁氏强调，当时南方这些小国文明低下，中原的大国无力顾及。楚国兼并这些小国，是把它们的文化提高到开化的程度，在此过程中，楚国本身的文化也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故说：“当时江淮间古部落棋布，其俗尽在半文半野之间，文化远在楚下，江以南则群蛮百濮所窟宅，使其孳孳浸大，则为害于诸夏者岂有量。夫此非中原诸国之力所能及也。楚自武、文、成、庄以来，以锐意北向争中原故，力革蛮俗，求自侪于上国，春秋中叶既甚彬彬矣。然后出其所新获之文明，被诸所灭之国，广纳而治化之。缘地远民情之异宜，卒乃孕育一新文明统系，与北方旧系相对峙相淬厉，而益骈进于高明。微楚之力，何以及此!”因此历史的正确结论不应是“以夷猾夏”，
14、而是“举蛮夷以属诸夏”，有大功于中国！梁氏这些分析极富启发意义，说明他比封建文人站得更高，能够揭示出历史进程中深层次的有价值的东西。梁氏认为，秦在西部兼并诸戎族小部落，对中国文明的裨益与楚国灭群蛮群濮，晋灭群狄，齐灭莱夷、山戎相同。而秦在春秋时期的特点是：秦晋两国交往频繁，秦穆公与晋结为婚姻，值秦国内乱，两次纳置晋君(惠公、文公)。秦之所以这样做，是想借此以向东发展，而不是对晋国怀有偏爱。故两国关系又有长期矛盾的一面，秦东窥中原的努力常受晋国的扼制。“终春秋之世，两国交欢时甚暂，而交争时甚长。晋不衰，秦终不能以得志。”秦国又一特点是多用客卿。梁氏分析，这种特点也起于秦穆公，而后世仿效。原因是秦
15、偏处西陲，文明开化程度低，只好从别国借来人材，而且求之甚切，故说：“秦穆三名臣，曰百里奚，虞之逋臣也；曰蹇叔，齐之寒门，而百里所荐也；曰由余，晋人而仕于戎者也。穆公皆罗致而宠任之，秦用以昌。盖诸姬之国，其公族皆受特别教育，多贤才，其民亦宗而归之，非是莫莅也。如秦者，僻在群戎间，塞野无士大夫，有雄主起，舍借材异地，无以善治。故求之独勤，而任之独重。穆公以此治谋，世世子孙袭之。以区区之秦，兴于附庸以并天下，皆客卿之力也。”秦国以此在西部长期经营，到春秋史结束，秦便对全局掌握着主动权。对于次等大国，梁氏始终把它们放在大国对峙的背景下来考察。梁氏分析它们的命运如何受大国摆布，不得不有所依附或偏向，又因
16、环境不同而形成本身的特点。鲁、卫两国与周王室至亲，建国都在华夏文明的集中地，在政治上、军事上，它们无法与大国争强，故两国在春秋史上主要对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在姬姓国家中最后灭亡。但也由于它们立国以后处于中原安宁的环境，右文而不习武，养成文弱的国风，故只能恭事霸主，行繁文缛节，也是其致弱原因之一。孔子居卫久，称其国多君子，孔子弟子中也以卫人为最多，故梁氏称鲁卫“同为春秋文化中坚”。第三，梁氏又恰当地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观察一国的历史、作用，始终置于春秋史全局之中，看它与春秋霸政的关系，使之不游离于全局之外。梁氏研究宋、郑二国，始终抓住此二国在晋、楚争霸的大局中所处的地位，所充当的角色来论述，行文游刃有余，堪称相映成趣。篇中突出两国所据有的战略要地如何成为晋楚两国掌握战场主动权和牵制对方所必争的目标。宋、郑同为兵家必争之地。宋为微子之后，西周始行分封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