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论与新乐府运动_常识教育白居易是杜甫的有意识的继承者，也是杜甫之后的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沿着杜甫所开辟的道路进一步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下面是的办公室王老师为你们整理的文章，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白居易的生平和思想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又曾官太子少傅，后人因称白香山 白傅或白太傅原籍太原，后迁下硅(陕西渭南县)，他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家庭，世敦儒业，祖 父皆以明经出身 白居易的青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由于战乱，他十一岁时就离家避难越中，常常是“衣食不充，冻馁并至”，以至“常索米丐衣于邻郡邑”贫困的生活，使白居易接近了人民，这对他的诗歌创作差不多一开始就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有着重大的作用 白居易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儒 释 道三家杂糅的色彩，但主导思想则是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他说：“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又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与元九书》)可见这一思想不仅支配了他的政治态度，同时也支配了他的创作方向。
他的一生，大体上即可依此分为前后两期，而以四十四岁贬江州司马为分界线 (一)前期—即从入仕到贬江州司马以前这是白居易“志在兼济”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在仕途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二十九岁，一举成进士，三十二岁又以“拔萃”登科，为校书郎，三十五岁复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以第四等入选，由校书郎为幸至尉，不久入为翰林学士，又做了三年的左拾遗所以诗人曾不无自负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 社会现实和个人闻见，既使诗人深感有“为民请命”的必要，而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又使他觉得有此可能，于是“兼济天下”的思想便占了主导地位：“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新制布裘》)为了实现这种宏愿，他非常积极 勇敢，也不怕牺牲自己：“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折剑头》)“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喔咿常憎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这不仅是他的政治态度，也是他的创作态度当校书郎秩满时，他“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写成《策林》七十五篇，针对当时经济 政治 军事 文教各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意见他指出人民的贫困是由于“官吏之纵欲” “君上之不能节俭” “财产不均，贫富相并”。
他要求统治者“以天下之心为心”，“以百姓之欲为欲”为了了解人民的“心”，他建议统治者“立采诗之官，开讽谏之道”在元和三年至五年做左拾遗期间，他一方面利用谏官的职位，“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一方面又利用诗歌的特点来配合斗争，凡“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秦中吟》和《新乐府》等讽谕诗便是这时写出的这些诗象连弩箭似的射向黑暗的现实，几乎刺痛了所有权豪们的心，使得他们“变色” “扼腕” “切齿”然而诗人却是“不惧权豪怒”! 元和十年(815)，盗杀宰相武元衡，白居易认为是书籍以来未有的“国辱”，首先上书请捕贼，权贵们怒其越职奏事(白居易时为赞善大夫)，造谣中伤，遂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得罪的原因还是在于那些讽谕诗，所以他自己说：“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 (二)后期—即自贬江州到死这是他“独善其身”的时期江州之贬是对诗人一个沉重的打击，“换尽旧心肠”，诗人虽未免言之过分，但比之前期确有了显著的不同在江州司马期间，他还有某些激情，写出《琵琶行》和《与元九书》，唱出“不分气从歌里发，无明心向酒边生”这样的诗句但已转向消极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险恶，在前期还只是偶一浮现的佛 道思想，这时也就逐渐滋长。
他糅合儒家的“乐天安命” 道家的“知足不辱”和佛家的“四大皆空”来作为“明哲保身”的法宝他悔恨自己“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而力求做到“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他缄默了，不敢再过问政治了：“世间尽不关吾事” “世事从今口不言”，他认为“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为了避免牛李党争之祸，他为自己安排下一条“中隐”的道路这就是不做朝官而做地方官，以地方官为隐因此他力求外任，在任杭州和苏州刺史之后，又“求致身散地”，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在洛阳度过最后的十八年“似出复似处”的生活所以刘禹锡称道他说：“吏隐情兼遂，儒玄道两全其实是可悲的在这种消极思想的支配下，白居易的诗歌也丧失了它的战斗性和光芒大量的“闲适诗” “感伤诗”代替了前期的“讽谕诗” 但也应指出：白居易的消极毕竟不同于王维的“万事不关心”他的兼济之志并未完全消失，在力所能及而又不触怒权贵们的情况下还是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如在杭州时的筑堤浚井人民对他也很有好感：“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刘禹锡《白太守行》)他晚年在洛阳也时常想到人民：“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只是老百姓“饥冻”的根源，他再也不去追究 揭露了。
会昌六年八月，诗人病死在洛阳，葬洛阳龙门山 白居易的诗论与新乐府运动 作为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还有其独特贡献，这就是在总结我国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新乐府运动的形成和开展，白居易先进的诗论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他的《与元九书》，便是一篇最全面 最系统 最有力的宣传现实主义 批判形式主义的宣言 首先，他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 “上下交和 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他响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所谓“为时而著” “为事而作”，也就是他在《新乐府序》中说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针对当时的社会特征，他特别强调“为民”，认为诗歌应该反映人民疾苦：“惟歌生民病” “但伤民病痛”将诗歌和政治 和人民生活密切结合，这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在他以前，还没有谁如此明确地提出过 这种观点，不仅是他自己的创作指南，而且也是他衡量古代作家作品的标准和领导新乐府运动的纲领对六朝以来那种脱离现实脱离政治的“嘲风雪 弄花草”的东西，他作了彻底的否定。
历来风骚并称，李杜齐名，但白居易却说屈原“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只“得风人之什二三”;说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不及杜甫的“尽工尽善”;而且即使是杜甫，他也认为为时为事而作的作品还不够多这样的持论虽不免偏激狭隘，但也说明他的大胆和坚决对廓清大历以来逐渐抬头的逃避现实的诗风来说，也有其现实意义 其次，白居易还认识到文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策林》六十九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并认为象《诗经》中《北风》之刺威虐，《硕鼠》之刺重敛，汉童谣“广袖高髻”之刺奢荡等，都是由“感于事”“动于情”而产生的因此，他指出要写作为政治服务的诗就必须关心政治，主动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泉源《秦中吟序》说：“贞元 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与元九书》也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便是这一理论的实践 第三，他阐发了诗歌的特性，并结合这种特性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与元九书》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矣，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他以果木成长过程为喻，形象地 系统地提出了诗的四要素情”和“义”是内容，“言”和“声”是形式，其中尤以“实义”为最重要义”即《诗经》的“六义”，主要是指那种“美刺”精神实义”即以义为果实，也就是要“经之以六义”，使诗具有美刺的内容因为只有这样的诗才能感人至深，并感人为善，从而收到“补察时政” “泄导人情”的效果所以说“莫深乎义”白居易强调诗歌应为政治服务，也正因有见于诗歌的巨大感染力 第四，为了充分地发挥诗的功用，更好地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白居易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必须服从内容，为内容服务《新乐府序》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所以他“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而力求做到语言的通俗平易，音节的和谐婉转这对于“雕章镂句”的时代风尚以及“温柔敦厚” “怨而不怒”的传统诗教都是一个革新 新乐府运动，便是在上述诗论的指导下开展起来的元稹 张籍 王建等人的新题乐府和少数古题乐府也都体现了或符合于这些理论精神 第三节 白居易诗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
他曾将自己五十一岁以前写的一千三百多首诗编为四类：一讽谕 二闲适 三感伤 四杂律这个分类原不够理想，因为前三类以内容分，后一类又以形式分，未免夹杂，但基本上还是适用的同时从他把杂律诗列为一类来看，也反映了律诗这一新诗体到中唐元和年代已发展到可以和古体诗分庭抗礼了他晚年又曾将五十一岁以后的诗只从形式上分为“格诗”和“律诗”两类，也说明这一情况 四类中，价值最高，他本人也最重视的是第一类讽谕诗这些讽谕诗，是和他的兼善天下的政治抱负一致的，同时也是他的现实主义诗论的实践其中《新乐府》五十首 《秦中吟》十首更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杰作，真是“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丰富的现实内容 从“惟歌生民病”出发，讽谕诗的第一个特点是广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并表示极大的同情这首先是对农民的关切在《观刈麦》中，他描写了“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劳动的农民，和由于“家田输税尽”不得不拾穗充饥的贫苦农妇，并对自己的不劳而食深感“自愧”在《采地黄者》中更反映了农民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没有“口食”，而地主的马却有“残粟”(余粮)：“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所以诗人曾得出结论说“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辛!”对农民的深厚同情使诗人在《杜陵叟》中爆发出这样的怒吼：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狗爪锯牙食人肉! 这是农民的反抗，也是诗人的鞭挞 在封建社会，不只是农民，妇女的命运同样是悲惨的对此，白居易也有多方面的反映，如《井底引银瓶》 《母别子》等对于被迫断送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的宫女，尤为同情如《后宫词》：“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白居易不只是同情宫女，而且把宫女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认为“上则虚给衣食，有供亿糜费之烦;下则离隔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请拣放后宫内人》)，要求宪宗尽量拣放因此在《七德舞》中他歌颂了太宗的“怨女三千放出宫”，而在《过昭君村》一诗中更反映了人民对选宫女的抵抗情绪：“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同情，诗人写出了那著名的《上阳白发人》： 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
惟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宫人白发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