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文精神的实质-兼及大学人文教育问题1》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人文精神的实质-兼及大学人文教育问题1（9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 论人文精神的实质兼及大学人文教育问题 一、欧美的大学传统是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在ACADEMY建立第一所学园开始的。从柏拉图理想国、巴门尼德斯篇等著作记述的各种研讨、辩难的风格看，在ACADEMY学生学习的主要形式是研讨，但研讨没有严格的师生之分，大家平等，是探求真理的同路人，在这些讨论中，老师并不认为自己是有知识的人、教导者，老师只认为自己是知识的助产士（苏格拉底），从内容看，研讨的范围非常广，但是导师的主要目的是想把大家的目光导向世界的本源、神、纯粹善等抽象的本体论问题，在这里老师并不教学生怎么具体地做人，怎么具体地成事。在中国，情况恰好相反，中国教育的传统源自孔子，孔子是注重“人伦”和“事
2、功”的，孔子的确是一个很有境界的人，他是一个活得很审美的人，他听音乐会把肉的滋味也忘了，但是，孔子的境界也就是“人”的境界而已，他的学问大多集中在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上（“人统”）以及如何具体成事上（“事统”），并不教导学生以对知识的抽象兴趣，他不愿意像苏格拉底那样以讨论超越人伦事功之物为使命，子路问孔子怎样服事鬼神，孔子说：“活人还不能服事，怎么能服事死人呢？”子路又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说：“生的道理还没有弄清楚，怎么能懂死呢？”孔子关心的是如何“把生搞好，活下去”的道理，而不是“生”与“死”的大道理。另外，孔子和学生的关系是严格的师生关系，论语中主要是孔子被称为“子”，其他人都是学生，他们和
3、孔子不是平等讨论“真理”，而是“侍坐”、“问道”的关系。总的说来，中国思想是内敛的，其标志有这样几个：一、顺从。孔子是把“孝”作为人伦道德的核心范式的，孝作为伦理规范，它的要求是什么呢？顺从，儿子顺从父亲，臣子顺从君主，妻子顺从丈夫，整个社会被孝结构为一个阶梯型的顺从体，而这之中，顺从的核心是个人顺从家庭，子女顺从父母。这导致中国道德思想的第二个特征。二、中庸。孔子把一个人逾越自己的地位，议论国政大事看成是最大的罪，儒家强调的是每个人都要安分守己，安于自己的身份，守住自己的那份职责就可以了，儒家认为“孝”的礼仪已经给每个人安顿好了位置，逾越这些位置就有罪，就不合礼法，即使你是出于好的动机。三、
4、退避。息事宁人的退避是儒家道德观中的一个核心。孔子和孟子都主张“邦有道”时候，出来做事，用正直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而“邦无道”呢？他们都主张退避。一次孔子谈到古代一些不得志的人才，然后针对自己说道：“我和他们不一样，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孔子这样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他自己是一个懂得权变的人，孟子后来在评价孔子的时候说“孔子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就是指此点而言的。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我们只是止于人事、人心。人心尽到了，人事尽到了，事情也就到头了。当然，中国古代也有很博大的思想，如墨家是讲究“兼爱”的，但是这个兼爱经不住孟子的反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兼爱还是奠
5、基在人事、人心的基础上的，没有超越性。墨家的信徒夷子来找孟子，夷子说：“儒家的学说认为，古代君王的爱护百姓好象爱护婴儿一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并没有亲疏厚薄的区别，只是实行起来从父母亲开始。”孟子说：“夷子真的以为人们爱他的侄儿和爱他邻人的婴儿是一样的吗？夷子不过是抓住了这一点：婴儿在地上爬行，快要跌进井里去了，这自然不是婴儿的罪过。这个时候不管是谁家的孩子，无论谁看见了，都会去救的。夷子以为这就是爱无等次亲疏，其实这只是人的恻隐之心罢了。万物只有一个根源，就人来说就是父母，当然以自己的父母为最爱了。”人事的道理都是相对的，所以夷子的道理经不住孟子的反驳。在儒家看来
6、，爱是有条件的，人最亲的爱就是父母，然后才能推己及人，去爱别人。这样的思考是不是就是“人文”的呢？我认为还不全是，人文思考从根基处说是一种对存在的抽象玄思。实际上，Humanity（“人文”在中国并没有词源学基础），Humanity，它的根本性观念是从类的角度来思考人（Human beings considered as a group; the human race），思考人的存在根基，由此才会有下述超越性问题：人的本性、人的本源、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它把人作为类来思考，所以我们说它的思考是超越具体人伦事功，超越有限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人文”一词的根源古希
7、腊和罗马（Humanity在西方也可以解释为Th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of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the classics），它是以古希腊思想及其方式为根基的。二、西方的现代大学是启蒙运动的产物，19世纪启蒙主义兴起后，德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现代大学“柏林大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渐渐地引入了大学教育，它们和人文科学在大学里双峰并置。柏林大学的教育模式深深地影响了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人文教育是从北京大学开始的。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夸大北京大学的人文教育的性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打出了两个口号，科学和民主，
8、这两个口号都是事功性的，都不是“人文”（文学、艺术、哲学等）的，特别是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科学和民主是被简单地当作“救国”这个事功的工具来认识的。它没有获得更为根本的“人文”观念（对存在的本源性探究、本体论哲学）的支撑。相反，它的支撑来自“爱国主义”以及与之配套的“反帝主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爱国和反帝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只有反帝才能爱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仇恨就来自于这种教育，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20世纪成长起来的中国人都是在这种教育中长大的，我曾经说过，中国社会的爱国情绪其实不是由“爱（自己的亲人、国家”的正面情绪来支撑的，而是由“恨（西方）”这种情绪来支撑的，也因此这种精神体制之下
9、的中国教育必然要以西方为假想敌，一方面是中国人对西方发达国家本能的嫉恨，另一方面是长期对西方世界的妖魔化导致几乎没有中国人能客观公正的认识西方。近代中国人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就是“向西方人学习是为了打败西方人”，翻译成具有道德讽刺意味的语言就是“向老师学习是为了打败老师”，这种只讲策略不讲道义的“非道德主义现代化思路”实际上一直主宰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这使得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向着两个方向背道而驰，一方面是经济的不断发展、军事的不断强大，一句话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是对西方的嫉恨也与日俱增。这种嫉恨经过“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矛盾”理论的提升，经过中国国内的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的直观教育，
10、最终发展到了今天这样的局面：人们因为嫉恨而失去了起码的同情心这是对“以嫉恨为现代化动力”的中国社会之现代化结局的一个最好的注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的人文教育应该反思。中国现代化的曲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非道德主义现代化”的曲折，何以“夷人”的长技（科学和民主）在“夷国”有效，拿到中国效果就是另一番模样呢？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以前很少思考到的我们缺乏超越的文化基础。民主和科学作为西方人的“长技”在西方的确是有用的，原因是民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契约需要有更高形式履约的保障，在西方这履约的保障是人与上帝之约，人们信仰一个上帝，都要向上帝负责，而在中国就没有这样的基础。20世纪中国思想界走得
11、最高远的人是鲁迅，但是，鲁迅并没有走出中国思想的最高境界“虚无”，他的怀疑、绝望、厌恨、“痛打落水狗”等等思想就是例证，而整体上看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例，现代中国并没有出现类似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那种教人以面全人类的爱、悲悯、同情的超越的文学家、思想家，中国现代有的是那种主张阶级斗争的作家歌颂暴力革命的作家，赞美战争的学者，却没有一个像托尔斯泰那样能够超越一国文化的有限视野，用世界的超越的精神来关照地球和人类的思想者，而这正是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把五四以来北大在人文精神的创造力以及教育力方面的表现神化，和中国社会的经济建设相比，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人文精神及其教育的发展是滞
12、后的，缺乏整体性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在外观上正急速现代化，但是，中国社会并没有同步地建构自己的现代人文精神体系，中国人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人文家园。三、“人文”的核心命意是超越个体、超越种族、超越国家从人类整体甚至宇宙大全的角度思考世界，它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界处开始的一种超越性思想观和价值观。在当代，“人文”精神的根本命题是由全球化带来的。但是，全球化作为一种普世主义思想在当代中国尚缺乏被正确理解的基础，全球化作为一种现代人文价值观，不仅仅意味着建立世界化共同市场的经济观念，建立以联合国为首的世界政府的政治观念，更主要的它还意味着把人置于政治之上和国别之上的世界主义人本观念。这种观念，在西方
13、是建立在一元论哲学以及基督教思想的基础上的，一元论哲学追求总体、本源、统一的思维导致对世界一体化的追求，而基督教思想追求万有归一更是为全球化价值观念奠定了基础；中国哲学是没有本体论关怀的，中国思想中最流行的是怀疑论和相对主义，这种思想状况和中国在宗教信仰上的多神偶像崇拜联系在一起，这些使得中国思想中有家族之爱，有忠君爱国，却没有世界之爱，有对等级的崇仰和热衷，却没有对平等和自由热爱，有对物的爱却没有对人的抽象爱，而没有后者作为基础，就难以理解全球化所暗含的价值观前提。而除了这价值观前提之外，当前的全球化还包含了重新确立人和地球的关系（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内涵，重新确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思想内
14、涵，重新确立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反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的思想内涵，进而甚至还包含了对人神关系（呼吁世界范围内的宗教现代化改革）的重新理解，而这些无论在什么层面上都是和中国学者的思想传统以及当前见解相抵牾的。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被中国知识分子们理解为是西方跨国资本剥削中国，西方强势文化侵略中国民族文化的机会和借口，就不是什么难以认识的事了。只要在东西方二元思维的基础上，中国思想界就永远不可能理解全球化的真正涵义。何以如此？中国思想和精神不利于培养基于世界感情以及人类感情基础之上的现代人文意识。我这里所说的世界感情不是指某一种宗教，而是指那种把全人类联结起来的意
15、识、团结的意识、互爱的意识。在这个前提下，我愿意这样认为：基督教为上述世界宗教意识提供了样板（当然，它还不是我所要的这种意识本身）。在这方面中国思想是匮乏的。圣经马太福音中有“论爱仇敌”一节，其中讲道：“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的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这是古代拿撒勒的耶稣所阐扬的精神，而正是对这种精
16、神，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能理解的。基督是用“兄弟之伦”来规范整个世界的，他要所有的人都以弟兄相称，他为自己的门徒洗脚，就是为了让自己的门徒知道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都是兄弟，要互相示爱，因而基督思想中天然地包含着平等、博爱的内容。而儒教是以“父子之伦”来规范世界的，孔子把一切人伦都看作是“父子之伦”的衍生提倡以“孝”治天下，“父子之伦”是“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不平等、不自由的伦理，这种伦理是不以博爱为原则的，而是等级主义的服从为原则的，儒家的“仁爱”思想主要包含的是对血缘关系（国家、民族、家族的爱）的认同，是有条件的，因而儒家文化区的知识分子后来也很容易接受“阶级”学说。中国人是强调斗争的民族，民国时期的内战、文革的内斗锻造了国人的暴力思维，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没有什么牺牲是不可以的，为了一群羊可以牺牲草原小姐妹的生命，为了一个主义当然可以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