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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运动参与动机的整合模型 一 引言在过去几十年中，社会运动的参与已经成为社会学、政治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多门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并产生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各个学科从不同角度对刺激人们参与社会运动的因素进行了阐释，相关理论也在不断更替和完善之中。基于近期研究，我们可以将社会运动参与动机的相关理论大致梳理出四类分析视角：理性视角（rational approach）、结构视角（structural approach）、文化视角（cultural approach）和情绪视角（emotional approach）。在理性视角中，效能感知（perceived efficacy）和风险感知（p
2、erceived risks）是解释人们参与集体行动的两个核心要素（Klandermans，1984；Muller and Opp，1986；Oberschall，1994；Opp，1986）。在权衡是否参与的过程中，人们会对实现集体工具性目标的可能性以及参与所带来的潜在风险进行评估。因此，从本质上讲，理性视角是将社会运动参与的动机理解为人们对收益（benefits）与成本（costs）的理性计算。结构视角将个人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以解释社会运动参与行为（Giugni，1998；McAdam and Paulsen，1993；Passy and Giugni 2001），即人们所处的社会结构（如
3、人际网络）会为其参与社会运动提供机会或施以限制。而在诸多人际网络（interpersonal networks）中，学者们发现，与其他参与者的社会联系在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McAdam，McCarthy and Zald，1988；Schussman and Soule，2005；Snow，Zurcher and Ekland-Olson，1980）。文化视角强调共同的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对推动个体投入社会运动中起到的显著作用（Klandermans，1997；Melucci，1995；van Zomeren，2013）。社会运动是旨在改善群体状况
4、的集体行动，它需要潜在的参与者将自己认同为该群体（即“我们”）中的一员，而不再是个人主义中的“我”，从而为群体的利益采取行动。因而在文化视角下，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被看作社会运动参与的促进剂（Friedman and McAdam，1992；Simon et al.，1998；Tajfel and Turner，1986）。从情绪视角出发的研究重视情绪，特别是针对所抵制对象的群体愤怒（group-based anger）在激发运动参与动机中的作用（Goodwin，Jasper，and Polletta，2001；Jasper，1997，1998；Strmer an
5、d Simon，2009；van Zomeren et al.，2004）。当人们认为他们所属的群体受到不公正待遇并且所受不公待遇是由另一个群体造成的时，群体愤怒便会产生。在群体愤怒的影响下，人们会对敌对群体产生有针对性的愤怒情绪，从而促进其参与到抵制对立群体的运动中（Carver and Harmon-Jones，2009）。情绪视角与文化视角联系紧密，它们都是近期社会运动研究中“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体现。以上四类分析视角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们参与社会运动的动机，然而各视角在发展过程中相对独立，既往研究缺乏对它们的整合，造成了自说自话的窘境，我们对各视角之间的关系也
6、尚不明确。基于这一理论缺陷，本研究力图将四类分析视角纳入一个整合模型中，从而对社会运动参与动机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入的剖析。我们认为四类分析视角所强调的影响因素是互相关联的，但是在促进社会运动参与过程中的作用方式有所不同，结构因素和文化因素相较于理性因素和情绪因素更为基础。此整合模型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结构、文化、理性和情绪因素会共同影响个体参与社会运动的决定过程。具体来说，不同的人际网络、集体认同、效能和风险感知以及群体愤怒会塑造出不同的参与动机，进而激发人们不同的参与行为。其次，理性计算并不是独立的影响因素，它由结构和文化因素决定。也就是说，人际网络和集体认同共同影响着个体如何感知社会运动
7、参与的效能及其潜在的风险。所谓理性是由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所建构出来的。最后，与理性计算一样，情绪也受到结构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即一定的人际网络和集体认同会激发或增强群体愤怒。群体情绪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所建构的。本研究试图建立的社会运动参与动机整合模型如图1所示：人际网络、集体认同、效能和风险感知以及群体愤怒都直接影响个体参与社会运动的意愿。同时，人际网络和集体认同也通过塑造人们对效能和风险的感知以及群体愤怒的形成来间接影响参与意愿。图1 社会运动参与动机整合模型本文主要有两个研究目的：一方面，我们将详细剖析四类分析视角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将其理论化，同时阐述我们建立的这个社会运动参
8、与动机整合模型背后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我们将应用该整合模型来研究我国近些年发生的反日游行。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争端，中日双边关系时有摩擦。在“二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这段历史记忆的问题上，两国长期存在分歧并曾多次引发争论，而在钓鱼岛主权上的争议也使双边关系进一步紧张。这也导致全国范围内的反日游行不断出现。2014年，我们在1458名北京在校大学生中开展了大规模问卷调查，探究其未来参与反日游行的意愿与动机。通过我们所建立的社会运动参与动机整合模型以及结构方程模型这一统计方法，本研究力图对我国大学生未来参与反日游行的意愿及动机进行深入剖析。二 结构、文化、理性和情绪因素的直接影响既往研究指出，当
9、个体具有如下特征时往往会更有动力参与到社会运动中：（1）认识已经投入该社会运动中的参与者（结构因素）；（2）对所属群体产生集体认同感并关注所属群体的群体状况（文化因素）；（3）认为参与该社会运动将有助于改善其所属群体的群体状况并且不会面临过高的风险（理性因素）；（4）受到触发该社会运动的导火索的影响而产生了强烈的情绪性反应（情绪因素）。（一）人际网络研究发现，就整体而言，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会对人们参与社会运动的意愿产生影响（Klandermans and Oegema，1987）。一些学者将复杂的社会网络进一步细化为以社会运动相关或非相关的组织成员身份为基础的正式网络（
10、formalties）和以个人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ties）为基础的非正式网络（informal ties）。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正式网络与非正式网络对社会运动参与的作用方式有所不同（McAdam and Paulsen，1993）。如前文所述，正式网络以组织成员身份为主要形式，其对成员参与社会运动具有推动作用，而这种推动作用在那些拥有很多社会运动组织的国家会更为常见和显著。非正式网络，如与曾参与到社会运动中的朋友、家庭成员或熟人之间的人际联系，也会促进个体加入社会运动（Della Porta，1988；Snow et al.，1980；Yu and Zhao，2006）。在
11、近些年的研究中，非正式网络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逐渐受到学者重视。在某些社会环境下，人们倾向于避免“长期参与”（long-term engagement）到正式组织中，因而在很多社会运动中并没有正式的社会运动组织来进行组织和动员（Klandermans，van Stekelenburg，and Walgrave，2014：498），参与者更多的是通过相对松散的先存非正式人际关系动员起来的。在我国反日运动中，非正式网络可能扮演着更为核心的角色。由于国家对民间团体的活动有严格的监督和控制，通过社会运动组织形成的正式网络关系在我国比较少见，个人与其他已经投入社会运动中的个体间的非正式关系可能对动员其
12、参与该运动起到更为显著的作用。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没有对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进行操作上的明确区分，而是重点分析人际关系在动员人们参与反日游行中扮演的角色。如果人们认识曾经亲身经历过反日游行的人，那么他们可能会更加愿意加入反日游行。一方面，人们通常会有意识或下意识地模仿周围人的行为，从而发展出与周围人相似的行为模式并参与相似的社会活动；另一方面，认识曾经参与过反日游行的人有助于个体获得游行的相关信息，并且受此人际关系影响，个体可能在与其交往的过程中被说服从而也加入反日游行。研究假设1：认识过往反日游行参与者的个体，会更加愿意参加反日游行。（二）国家认同通过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
13、ty theory），学者将集体认同与社会运动参与联系起来。社会认同理论主张人们可以超越个人认同（即“我”），并与特定群体产生认同（即“我们”）（Brewer and Gardner，1996；Huddy，2001；Tajfel and Turner，1979；Turner et al.，1987）。这种“我们”的认同会给群体成员带来“内心的义务感来依据内在化了的运动相关的特定规范和目标来行动”（Strmer and Simon，2009：684），并且增强群体使命感（group commitment）和团结度（Hunt and Benford 2004），在群体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尤为明显（Me
14、lucci，1995）。社会运动从本质上讲是基于某种社会相关认同（即群体归属感）的集体行动（van Zomeren，Postmes，and Spears，2008）。拥有群体归属感会使人们关注所属群体的群体状况并且愿意为群体的利益采取行动。当个体产生集体认同时会对所属群体的不利态势更为积极地做出反应并且通过集体行动来应对群体所处的不利状况，因而他们也就更有动力参加社会运动以改善群体状况并追求集体利益（van Zomeren，2013；van Zomeren et al.，2008）。总而言之，个体对某一群体的集体认同感越强，就越倾向于参加为该群体争取利益的社会运动。并不是所有的集体认同都会在某
15、个社会运动中起到动员作用，依据该运动抵制的对象或针对的问题，某一种集体认同扮演着更为突出的角色。具体来说，在抵制外国目标的社会运动中，民族或国家主义（nationalism）提供了最有力和显著的集体认同形式（Calhoun，1993）。对于国家的强烈自我认同会创造出一种“民族或国家主义美学”（nationalistaesthetics），使人们对他们所属的国家投入强烈的情感（如自豪感）（Berezin，1997；Zubrzycki，2009）。特别是在转型国家中（如我国），“公民社会组织的多样性较为缺乏或不能提供多元化的公众话语和集体认同”（Calhoun，1993：387），国家认同（nat
16、ionalist identity）往往比较突出。拥有强烈国家认同的人们自豪地将自己认同为国家的一部分，他们可能感到更有义务参加反日游行来表达对国家利益的捍卫。研究假设2：拥有更为强烈的国家认同的个体，会更加愿意参加反日游行。（三）效能感知和风险感知学者们（Huber，1997；Klandermans，1984；Muller and Opp，1986；Oberschall，1994）通过理性选择概念将社会运动参与中的理性动机（rationalist motivation）理论化，以反映人们在考虑是否参与集体行动时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cost-benefit calculation）过程（Klandermans，1997）。工具性目标会刺激人们参与社会运动，此类工具性目标包括要求改善消极状况或追求积极的社会变化等。如果人们预计该社会运动可以有效帮助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