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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代个人学问费孝通与江村经济 一 社会历史背景：社会工程与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费孝通先生江村调查的时间是1936年，江村经济出版于1939年。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费先生江村调研之前的时代背景。费孝通，1910年11月出生于江苏吴江。1905年，在中国延续了上千年的科举制被取消。1919年，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儒家知识的传统地位一落千丈。儒生们，也就是知识分子的地位，从原来受人尊重的“士”或者读书人，掉了下来。面对西方的知识体系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需要转型，需要形成在社会中有地位、对社会有贡献的新型知识分子。费孝通后来在论“知识阶级”一文中提出，希望原来掌握
2、社会规范知识的知识阶级，在社会规范知识（儒家伦理）被冲击失去社会地位后，能够转变成掌握自然和技术知识的现代新型知识分子。这个认识符合科举制被取缔和新文化运动下传统知识分子走出窘境的历史趋势。形势逼迫知识分子找到自己的新角色，转型为新型知识分子。恰好在这个时候，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学术界，发生了一次学术大转型，就是“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学术转向。原来的学者做学问是图书馆式的，就是从图书馆查文献，做研究，写论文。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等慈善基金会开始支持那些“社会工程”项目，即支持从实地进行调查的研究，通过调查获得的知识对社会
3、的改进进行规划和指导。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中国项目中，恰好就有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吴文藻先生的研究。吴文藻在回国前已经有做社区调查和比较研究的想法，为了在中国实践其学术设想，他“向罗氏基金会提交了一份研究计划，阐述其意义和价值，希望能获得资金支持”（阎明，2010：174）。吴文藻1929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来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第二年费孝通从东吴大学医学专业转到燕京大学学习社会学。费孝通在燕大师从吴文藻，成为其得意门生。费孝通出生于1910年，吴文藻比他长9岁。两代人之间的学术传承与转型，是一种难得的机缘。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看看吴文藻先生本人当年在美国做学问的训练，便可知他做的是图
4、书馆式学术。他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硕士论文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是英国人对中国鸦片问题的看法和行动（opinion and action）。这些都是坐图书馆查文献做的研究（Chiang，2001）。尽管如此，吴文藻到了燕京大学，在洛克菲勒基金支持下，开始了“社会工程”项目，带着费孝通、林耀华等弟子开展实地调查的“社区研究”。“到实地调查去”成了当时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型的方向。但是正如一切新生事物开始时并不为人所理解一样，这个做法也曾让许多人难以理解。比如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他出生于1895年，长费孝通15岁，也是从美国归国的留学生，他到实地调查的做法就遇到了不理解的声音
5、。比如，他在文章里曾写到他的亲友抱怨他的话：“不去做大学的教授，也不去谋机关的优差，却和龌龊的车夫与粗鲁的工人结下了缘，真令人莫名其妙！”（李景汉，1933）费孝通是“到实地去”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说：“到实地去是我们认为最正确的求学之道。这一点与我国传统见解不一样。以前的学者认为学问在书本上。且慢用外国名词来形容中国事实，我们先得在实地详细看一下。”（费孝通，1999a：405）1这种学术的转型，确实有别于传统知识分子从书中淘学问的路子。加快变迁的现代社会，大势所趋必然是更重视现实社会知识，而不是从前人书本中吸取解决今天新问题的办法。费孝通到江村进行实地调查同样让一些人难以理解，比如他说
6、：“读者读到了隔年历本本来是疯得可以了，何怪我过家乡时，我乳娘大大的失望，奶了这一个书呆子，不上南京去，反而到乡下去，整天乱跑，放着洋书不念，读隔年历本。”（费孝通，1999a：414）2但是费孝通对这项江村调查的巨大热忱，在他调查刚刚结束后撰写的江村通讯中可见一斑：“虽说我是个本乡本地的人，而回去一看，哪一样不是新奇巧妙得令人要狂叫三声。这一个月紧张工作，只令人愈来愈紧张。”（费孝通，1999a：414）3美国洛克菲勒基金支持的社会工程项目的学术转向是在获取具体社会知识的基础上有计划地改造社会，指导社会变迁。这恰好可以与儒家的“经世致用”传统对接，这就为原来的知识阶级找到了既符合传统合法性又
7、适合新时代需求的知识分子道路。4费孝通先生的知识分子角色转型和他的江村调查就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完成的。二 费孝通的学术训练背景：帕克的芝加哥学派和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1.燕京大学吴文藻：有机整体观与社区研究法在费孝通的学术发育期，吴文藻无疑是关键人物。吴文藻1929年入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费孝通1930年到燕大社会学系读本科。也恰好这时吴文藻进入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项目开始了“社会工程”新式学术研究。他把目光投向芝加哥学派的实地调查和人类学功能主义，采取社区研究的方法，如费孝通所说：“社区研究的长处就是阐明人类生活各节的关联。”（费孝通，1999a：403）5吴文藻与费孝通等沿着这个治学路子开
8、创了中国社会学三大学派之一的“中国社会学派”。另外两派是以曾任国立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孙本文为代表的综合学派和唯物史观社会学派（周晓虹，2012）。2.大师燕大讲学：芝加哥大学帕克和英国人类学家布朗1933年，吴文藻请来了芝加哥学派创始人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到燕京大学讲学。帕克的实地调查研究法和社区整体有机观对费孝通的治学道路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晚年，费孝通还写了一系列阅读帕克作品的补课札记。帕克本人是记者出身，他把深入一线的社会调查带到了社会学学术研究中，开创了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他在燕大的讲学对学生的影响很深，用费孝通的话说：帕克“教我们把北京当作实验室，甚至把我们带到北
9、京的红灯区八大胡同，要我们直接去观察”，“我们在报纸和小说中读到过这种地方，但从未实际看到，所以只有抽象的概念”。帕克的社区研究是社会有机整体观。所以说“文化实在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要改变一部分，就要改变其他部分”。这种直接观察实地的调查观念和文化有机体观念，是费孝通后来做江村调查所持有的观点和方法。江村经济就是这种观念和方法的成果，它考察了一个村庄的社会文化的各个部分，并将其作为一个有机体来分析。吴文藻于1935年请来了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大师拉德克里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到燕京大学讲学。布朗强调将人类学与社会学结合，以及用参与观察的方法研究社会生活。吴文藻还写
10、了论文，引介布朗的功能论和整体观思想。费孝通也受到布朗的功能主义理论的影响。3.清华史禄国：人类学训练和江村调查的助缘费孝通从燕大毕业后在吴文藻的安排下去了清华大学，跟随因俄国革命在中国避难的俄裔人类学家史禄国读硕士。本来史禄国给他安排了长期的从体质人类学到语言人类学，以及考古和最后一阶段的社会文化“民族志”等的长期学习计划，但是后来由于有了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博士的机会，费孝通就提前结束了在清华的训练。在史禄国那里读书，费孝通学习体质人类学，通过对测量的大量人体骨骼进行分类并找出模式的训练对他后来的学术发展影响很大。他自己回忆说，要研究不同类型的村庄、找出不同的模式，就受到这个训练的影响
11、。江村调查就是这个找出不同村庄模式宏伟计划的开端。后来费孝通从英国回来后在云南沿着江村调研的思路，开始“云南三村”的调查。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才有了他的理论著作乡土中国以及乡土重建。史禄国希望费孝通在出国之前能在国内做点实地研究（一年的实地调查），然后再出去念书，带着调查材料出国，才更容易有目的性地接受训练。恰好，广西李宗仁（教育厅）那里有个课题，要弄清广西大瑶山居民的来源地，弄清他们是从缅甸还是越南等地移民来的，所以需要测量他们的身体骨骼。费孝通新婚妻子王同惠在大瑶山调查中牺牲，而费先生在大瑶山受伤后来到江村养伤，他想把自己学习的研究初民部落的人类学方法，应用于研究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文明社会
12、，江村调查就是这个尝试。4.英国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人类学从去英国读书到跟随功能主义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读书，费孝通都要感谢吴文藻先生，这是吴文藻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发展的深谋远虑，果然后来终成正果。关键点在于费孝通的学术品位和方法与马林诺夫斯基的恰好契合，这大概是天意。费孝通出国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功能主义者，用他自己的话说，马林诺夫斯基只不过让他的功能主义更加成熟。当然，他20多年后在留英记里回忆，认为马氏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给了他很大影响。马林诺夫斯基显然充分意识到了人类学界的学术转向，即从研究初民社会到研究文明社会。他个人的研究方向是初民原始部落，而在这个转向期，费孝通的江村调查让他看到
13、了一份绝好的学术转向的材料、个案。马林诺夫斯基的宏观把握对费孝通学术训练的影响，则是江村调查的学术价值提升的关键。三 江村经济的前世今生首先我们看看江村经济的题目。1939年在英国出版时英文版的书名为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中国农民的生活）。实际上，费先生原来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原来的题目更符合实际。这本书开头的话，简单告诉了我们这本书的主旨内容。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专著，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
14、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因此，这本书将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现在我们来看看江村经济的产生和之后的命运及其影响。前面我们谈到费孝通在老师史禄国安排下，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去了广西大瑶山做调查，由于迷路误入捕捉老虎的陷阱，妻子为救他牺牲了，他自己则受了重伤。在养伤的时候，他姐姐费达生先生邀请他去江苏吴江的开弦弓村养伤。这样，他就来到了开弦弓村。当时费达生已经在开弦弓村做缫丝业的改良工作10多年了（1923年来到开弦弓村，推广养蚕新技术），因为她懂技术，德才兼备
15、，被当地人尊称为“费先生”。费孝通来了，则被尊称为“小先生”。1936年的7月到8月几乎两个月的时间，费孝通在江村实地调研，他走村串户，身影遍布江村的角角落落。6从他的江村通讯里可以看出他对这项调研的投入和激情。这样，费孝通当年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念博士时，带去了两个调查资料作为博士论文素材：一个是史禄国先生安排的在广西大瑶山的花篮瑶调查，另一个是在吴江开弦弓村的调查。当费孝通向弗思先生拿出两个材料，问选哪个作为博士论文时，弗思选中的是后者开弦弓村的调查。不久马林诺夫斯基回到英国，了解了情况，即刻把费孝通收到门下，亲自指导其论文写作，后来费孝通写出江村经济，此书被马林诺夫斯基称赞为“人类学实地调
16、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笔者在群学书院的演讲，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做了评议。在评议时，说到费孝通做博士论文的事情，他说费先生一直对大瑶山的调查情有独钟，倾心的并不是江村调查。而后来在江村，笔者与了解费孝通更深的与费孝通先生在江村有过20多次接触的姚富坤先生聊天时，他说出了不同的看法。笔者的演讲与王建民教授的点评他也在现场听到了。他告诉我，他不同意王先生的观点。他说，费孝通在大瑶山的调查是要完成导师的任务，是广西李宗仁那里的一个课题，要弄清大瑶山居民的来源地，是缅甸还是越南等地，所以测量他们的身体骨骼。即便费先生不断念叨大瑶山调查，也只是因为费孝通新婚妻子王同惠在大瑶山调查中牺牲了。而后来费先生在大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