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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慈善事业的文化基因 一 前言沃伦韦弗在他关于美国慈善事业的权威报告中写到，这本关于美国慈善基金发展的书中，我们必定会注意相当多宗教热心团体的出现（Weaver，1967：19-20）。韦弗认为正是1620年“五月花号”船的到来将众多的新教朝圣者带到了美国。根据韦弗所言，正是这些朝圣者的道德审判对接下来数代美国人的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甚至影响到他们作为国民的社会与文化身份。梅尔凯特对韦弗的观察回应说，这些新大陆的早期定居者认为他们本身非常迷恋神的尊贵设计，时代的新来者也要非常虔诚地奉献于他们的信仰（Curti，1980：44）。新英格兰清教主义融合了经典哲学和复兴人文主义的精华，通过灌输推
2、理和心证作为其向全世界标榜的指导原则，在没有丝毫损害主世之神的权威的前提下，平息了世俗对其的焦虑。由此，清教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想，一道成为塑造美国社会思想的重要因素。然而，无论是宗教情感还是理性推理都未能成为美国社会文化的驱动力（Vidich and Lyman，1985）。游移于道德审判和理性推理之间，新英格兰清教徒在新教教义关于人类、人们之间的关系、世俗生活等内容上实现了和谐。其潜在的假设包括人类本身的脆弱和人类向神的意志屈服的迫切需求。正如神的意志中向人类提供服务的特殊召唤，人们在自己的社区里从事公益活动，被认为是基督徒生活的典型缩影。这就是塑造美国主流文化和文明价值的道德行为的特殊模式。
3、本文以20世纪的大慈善家如卡耐基和洛克菲勒为例，揭示了美国文化的伦理原则，并重点审视了这些伦理原则对美国有组织的慈善事业产生的影响。16、17世纪的变革在个人的公益行为中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它并不鼓励中世纪的传统慈善行为；另一方面，它对有组织的慈善进行了有力的引导。新教教义的双重作用使得现代人对于公益的态度以及公益活动执行的方式发生了深层次的转变。这些帮助他人的行为，从纯粹给予人们爱心，逐渐转变为弘扬上帝的荣耀。相应的，给予他人帮助也从人类情感本身剥离开而提升为一个细致和系统的活动。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的慷慨行为已不是减轻个体痛苦的自然反应，而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提升更大社会福利的计划。这
4、些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弘扬上帝的荣耀（Baxter，1825：253；Weber，1958：224）。新教这一关于公益的教义，明显与中世纪所倡导的兄弟之爱相矛盾。正如塔科特帕森所描述的：清教徒对中世纪慈善的简单态度难以包容。因此，在理性基础上，原有被保留的东西，以严格的规定组织起来（Parsons，1937：528）。新教伦理的“仁”，反对所有关于友爱的情感和感性诉求，而要求人们在所有的活动中遵循上帝的意志。像这样有关公益的客观行为，只能作为一种最大程度提升上帝荣耀的方式，而人们的个人情感必定被埋没其中（Weber，1958：226）。新教教义中对“仁”的定义基于以下看法：一是上帝已经给每个人限
5、定了其位置；二是对于人类的苦难，仅仅通过人们之间的友爱，以仁爱的形式表现是不被认可的。无论是一些人的好运，还是其他人的不幸，其实都是受上帝恩赐的一种状态。正如没有人注定要失去上帝的恩赐，也没有人宿命中已被否定获得上帝的恩赐。所以，对他们施以同情或遗憾，也就意味着对上帝做出铁面无私安排的质疑，甚至最终导致信仰缺失。李察巴克斯特，这一史上最具神性和代表性的清教徒（Flynn，1920：138；Weber，1958：155-156），明确警告并反对那些被他称为“非理性的爱”的行为。他写到，一种理性的生物不理性地去爱其他个体，无疑是不合适的。人们要经常花费很多的心思来隐藏他们对神的爱（Baxter，1
6、825：253）。所以慈善法令必须基于理性，而不是情感。这样理性的法令也必然是歌颂神的法令。这就为有组织的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伦理哲学，因为它允许个体将他与同胞的情感同个人诉求相分离。不像旨在减轻个体苦难的施善，有组织的慈善致力于挖掘特殊问题的深层原因，因而更理性和客观。有组织的慈善所要达成的目标不是去帮助特定个体，而是面向更大的社区或社会。这反过来也被视为上帝恩赐的见证（Carnegie，1889：653-654；Rockefeller，1984：112）。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对新教伦理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关系的分析中，综合阐述了新教教义对现代社会的总体影响。根据韦伯的
7、论述，新教教义把这些公益活动理性化为对上帝服务的活动，将传统的救助邻里的人性含义，替换为通过奉献社区和社会来帮助他人的更理性含义。新教对“仁”的新定义，是和施善相悖的（Weber，1958：226）。特别是韦伯强调用严格的英国济困立法，替代传统中世纪教会所实施的传统救济（Weber，1958：176-178）。他指出新教教义最尊贵的经济品质就是对传统慈善形式的破坏。首先，他摒弃了施舍救济。最后的中世纪教会关于教主基金如何分配的细则规定的引入，以及中世纪医院的建制，标志着慈善事业系统化的第一步已经迈出（Weber，1963：220-221）。新教对那些存在施舍行为的机构充满怀疑，认为这样的工作浮
8、于形式，最终会导致乞讨。鉴于新教把财富分配作为神的任务这一观点，那不曾可见的上帝对财富分配不公拥有充分的理由，因而对乞讨或慈善没有半点同情。其次，韦伯认为，这被视为对上帝法令不尊重的标志。新教教义强调，人唯一能在职业上证明他自己，依靠施舍而生活，其实违背对他人友爱的禁令（Weber，1963：221）。对施舍捐献的否定态度，为把系统和组织化的给予作为提升上帝荣耀的手段，赋予了一个更为理性和积极的倾向。这能够通过生产性劳动增进公众财富，减少贫穷、孤立和其他人类痛苦。韦伯说对穷人的关心应导引到不鼓励懒惰这个目标。在任何情况下，慈善都应该是具有理性的事业，它的宗教意义因此也应被去除或转向相反的方向。
9、这与禁欲者和理性的宗教是一致的（Weber，1963：221）。这些就是关于友爱的最理性的宗教观点，为现代慈善奠定了良好基础。韦伯认为，所有人存在的最终目的即让上帝荣耀。这一新教观点，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并对完成个体对上帝的使命与职责的活动方式的拓展，起到有力的刺激作用。如在Majorem Dei Gloriam所描述的，世界上的新教徒活动原本就很单一。因此，只要不是让上帝荣耀而带有其他目的的活动都是有罪的（Weber，1958：225）。从这个意义上，对新教徒兄弟之爱必须没有任何保留，只能表明为上帝之荣耀，并且个体不得通过直接的亲身服务建立关联。正因为这一规定，新教徒过去都很关心并最经常被
10、宗教组织问到的问题是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新教徒会毫不含糊地回答：为人类服务。正如巴特所言：公共服务是上帝最伟大的服务（Baxter，1825：456），这一法令所暗含的意思即“社会功利性”。这一评价所有活动的标准，其实也是非常重要且值得表扬的荣耀上帝的最有效手段。这一标准的内涵是：虽然上帝本身不需要我们对它做什么，但那些能实质上取悦它的，或者它真正感到高兴的，是它对我们自己和他人利益的关注（Baxter，1825：322）。根据韦伯，社会功利主义原则，对于海外有组织的使命活动有很强的刺激（Weber，1958：225），这些便是美国慈善事业走向国外的先导（Curti，1980：138）。依据上
11、帝绝对自由的法令所进行的选择性力量必须致力于世界的合理化目标。从这方面而言，新教徒（Weber，1958：148），好的方面就是有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动导引着所有积极能量为公众而非个体的利益服务。巴特说：人们只是神所恩典到他并给予他这些好处的受托人（Flynn，1920：306）。他必须像寓言中的仆人一样，对受托的每一分钱负责。所以，如果超出了提升上帝的荣耀这一目的，而花哪怕一分一厘，都是不被允许的。人们对其财产有一种使命，因而他得使自己像个温顺的仆人。这种观念在19世纪美国产生的百万富翁中有很强的心理影响。一方面，他们不能无视对他人的利益及上帝荣耀配以巨大财富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们不能用那些尚不
12、能确信没有违背上帝的诫勉的特殊方法（Weber，1958：170）。当他们意识到并非能免费地享受超出他们的基本需求的资源时，他们新获得的财富所赋予的责任感完胜一切。作为一个赞美神的恩赐手段，这种责任变成在他们生命中为公众散布财富。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是上帝金钱的受托者，他必须对他所花的每一分钱负责并向上帝汇报。他必须在分配他的财富时，要有最谨慎、理性的判断，并运用相应的组织技能。在关键组织者的观点看来，现代慈善起源于20世纪早期，以影响这些富人为公众利益分散个人财富为基础。对于这些相信自己幸运成为上帝受托者的富有美国人而言，当前述条件出现时，如何分配他们的累积财富，就成为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了。二
13、慈善理念的形成阶段科顿马瑟（16631728），是北美殖民地最早的慈善拥护者。他通过他的回顾性著作阐述了新教关于慈善的真谛。马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是Bonifacius（1710），这是那些对人类同胞忠实抱有完成使命责任感的人的实践导引。这也是一本重要的历史文献，展现了早期清教徒的信仰与创造力的相关活动。它对那些新教业已存在的旨在荣耀上帝的中世纪审判没有丝毫妥协。马瑟告诫所有的基督徒在世上多做好事。马瑟正如之前所有的英格兰清教领袖一样，认为生命的目标不是简单地做好事，而是荣耀上帝，这是生命的善终（Mather，1966：xxviii）。通过宣扬每个人对他人都有一份责任，并且履行责任是不以产生任何
14、的人身依附关系为条件的，新英格兰清教阻止了潜在的封建义务服务的产生和发展（Gross，2003：29-48）。根据马瑟，做好事不是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模糊表达。它具有很特殊的意义，代表着新教在他所处时代的状态。做好事是颂扬上帝的一种方式，正如他指出的：做好事，人们能够将他人赞美上帝的障碍移除。从这个意义上，马瑟认为做好事和荣耀上帝是相辅相成的，每个人都被上帝赋予了一种崇高的责任，那就是让其他人能看到上帝。他认为富有是上帝的礼物，而富人就是神的管家，负有为其他人做好事的责任（Mather，1966：107）。在Bonifacius中，潜在的主题就是新教基督徒需要在信仰和努力工作中克服的矛盾，那就是
15、真正的基督徒必须有通过好好工作来严格衡量的信仰（Mather，1966：112）。马瑟建议，美国同胞须明智地花费他们的财富，避免遗留大量财产于身后。不管多么智慧与否，当你活着，你需做好你的财产；当你死的时候，只需让你的名字在后代中流芳百世（Mather，1966：112）。这一特别的命令在每一代富人身上都有很深远的影响。几乎在Bonifacius面世后的两个世纪，在他的财富的福音这篇文章中，百万富翁和著名慈善家安德烈卡耐基的慈善理想就受到马瑟的影响。或许在北美殖民地最活跃和最具想象力的慈善支持者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不像马瑟，富兰克林对新教的仁慈采用了一个更加世俗化的解释。他
16、用“静然为善者”的笔名，批判马瑟（Schneider，1964：237-239）。在假借对马瑟关于新教仁慈的教条观点的批判中，富兰克林质疑他那个时代带有宗教意味的社会活动的真诚性：世界充满了骗子和恶棍，但宗教骗子是骗子中最恶劣的，在宗教外衣下的恶棍最为卑劣。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他们有关人们的谈话，将发现他们看起来充满宗教虔诚的表达，比普通话题更为严肃，也无关乎时间、地点以及他们的公司等。但是，也正是这些人往往被发现是最大的骗子形象。他们会掩饰和撒谎，洗牌和吹嘘。若有可能，他们将超越和欺骗所有对付他们的人（Breitwieser，1984：9-10）。富兰克林攻击那些被社区具有一定影响力成员的不轨行为所保护的宗教信仰。然而，富兰克林在他的自传中赞扬马瑟，并认为Bonifacius给了他足以影响他生命中大事的思维转变（Nye，1958：10）。不像马瑟那样对于独立的原因和行为有着发自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