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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部民族地区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探究 蝴蝶效应是混沌学理论中的一个概念，由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于1963年提出。原指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在美国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后被应用到行为科学领域，指对于一切复杂系统，在一定的“阈值条件”下，其长时间大范围的未来行为，对初始条件数值的微小变动或偏差极为敏感，即初值稍有变动或偏差，将导致未来前景的巨大差异，这往往是难以预测的或者说带有一定的随机性。由于“蝴蝶效应”的初始状态是混沌的，在不准确或者说是不精确的状态中产生，所以什么样的可能都会发生。此效应说明，哪怕是一个微小的行为，如果加以正确的引导，也会给人
2、们带来巨大的福祉，而如果不加以规范与调节，则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危害。正如洛伦兹所说，正是由于“诸多因素的交叉耦合作用机制”才导致复杂系统呈现混沌性行为，在未来条件不确定的情况下，极易产生蝴蝶效应。因此，蝴蝶效应的产生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必须有蝴蝶的初始行为；二是对蝴蝶的初始行为不够重视，以致社会环境存在的许多不可预知因素对蝴蝶的初始行为产生催化；三是经过一系列的催化，蝴蝶的初始行为扩大化，最终对未来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下面，我们围绕蝴蝶效应的三个构成要素，对风险社会下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进行分析。一 西部民族地区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现状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
3、ion）是现代政治学中的一个术语，前人已做了大量的研究。早在古希腊，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孕育着政治参与思想，他认为公民政治参与是符合正义的，由于全体公民都有天赋平等地位，所以，无论从政是一件好事或是一件坏事，都应该让全体公民都参与政治1。现代意义的政治参与思想来源于近代民主理论中有关人民权利的思想，卢梭、密尔等人把公民参政视为公民的权利，提倡公民参政。林肯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思想后，政治参与的思想渐趋明朗化，政治参与在当代资产阶级民主制下有了新发展，出现了丹尼贝尔的精英民主论、熊彼特的修正民主理论、罗伯特达尔的多元民主论等多种论断。20世纪50年代，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
4、的民主一书中强调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向人们指出“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2。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政治参与的研究也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其研究对象不仅涉及发达国家的公民参与行为，还将注意力转向发展中国家；不仅涉及政治参与概念的界定，还开始出现对农民政治参与特别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研究。在农民政治参与尤其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方面，美国政治学家米格代尔指出，农民之所以参加政治完全是出于经济的考虑；农民政治活动的起点是对外界的信任：农民不相信来日方长的许诺，只承认立竿见影的好处3。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则从东南亚的农民反叛入手，认
5、为贫穷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只有当农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4。另外，亨廷顿通过对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认为农民在政治中的角色是双重的，“农民可能充当一种极端保守的角色，也可能充当一种具有高度革命性的角色”5。从20世纪90年代起，国外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其目的是利用中国农村的经验来检验他们的政治理论模型，并对中国的民主未来进行预测性分析。21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开始关注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首次对国内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方江山博士。他对转型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成因、类型、特点、趋势等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认为政府在发挥政
6、治参与中的主导作用时应把握利益平衡，考虑政治参与的综合成本，并提出建立以互惠为基础的政治参与模式6。随后，学者们围绕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形式、原因、结构、消除策略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学界对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消极影响研究得不多，即使有，也比较零散，与风险社会背景以及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发展趋势不相协调。一般认为，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农民采取不符合国家宪法、法律、规章、政策、条例等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而进行的影响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正如蝴蝶的初始行为是产生蝴蝶效应的前提一样，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也是风险社会下影响农村社会稳定，扰乱农村社
7、会秩序的“初始行为”。这些初始行为包括哪些呢？为此，2010年7月，我们对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进行了专门调查。囿于经费、时间的压力以及该问题的敏感性，我们采取的是电话调查的方式。调查涉及西部12省份285个村的350个家庭。调查内容为该家庭的经济状况，以及近10年来是否通过非制度化手段参与政治，参与的形式、频次、原因、结果。为了保证调查结果公正、客观、有效，课题组首先对调查人员进行了电话调查技巧的培训，然后把每个家庭的调查结果交与该家庭的学生核对，以免其父母由于语言不通、文化水平低下而引起偏差。由于通信障碍、语言不通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有效问卷回收率偏低，为63.7%（共回收问卷223份）。调查
8、发现，西部民族地区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主要有以下方式。1.通过宴请、送钱、送礼等手段拉拢干部调查显示，近10年中，共计349名村民采取拉拢干部、越级上访、暴力对抗、静坐游行示威等非制度化手段参与政治，参与总频次高达501次，是调查样本量的2.2倍。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目的是争取合法利益、避免个人利益受损或谋取不正当的个人利益。其中，通过宴请、送钱、送礼等手段拉拢干部的人数比例最高，为68.6%。有153人承认10年内曾一次或多次为了自身利益向村干部或乡镇工作人员宴请、送礼（我们认为他们的大多数行为还够不上行贿）。农民宴请、送礼的对象主要是基层干部和执法人员，其目的主要是在土地规划、承包合同、
9、扶贫救灾物资分配、拆迁或占地补偿、计划生育、子女入学参军等方面获得特殊待遇。承认10年中同时通过送礼、送钱与宴请3种手段拉拢干部的有42人，占样本量的18.8%。同时，通过暴力对抗、游行静坐示威等方式参与政治的村民人数也较多，在调查的223人中，41.7%的村民（93人）承认曾参与过。2.个人、集体越级上访明显增加调查显示，近10年来，西部少数民族农民越级上访人数与频次明显增加。在我们调查的223人中，承认曾个人越级上访的有56人，占调查村民总数的25.1%，集体越级上访的有47人，占21.1%，二者合计103人，占样本量的46.2%。贵州L县Z村村民尹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让自己的违章建
10、筑在修高速公路时得到合理赔偿，夫妻两人曾5次直接越级到北京上访。为了解决此问题，该乡曾5次派工作人员将其从北京接回，前后产生费用共计34万元（含给尹某的拆迁赔偿款9万多元，尹某夫妻两人以及两名乡政府工作人员5次到北京的所有开支）。由于越级上访者一般带有强烈的愤怒与怨恨情绪，因而会对农村社会的稳定、乡镇工作人员的工作秩序以及农村社会的稳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3.暴力对抗、静坐游行示威等现象时有发生数据显示，暴力威胁、围攻基层政府以及游行、静坐与示威是风险社会下西部农民非正式制度参与的主要形式。在调查的223人中，41.7%的村民（93人）承认过去10年中曾参与过上述行动。这种现象在经济文化比较落
11、后的西部民族地区尤为突出，一方面这与村干部素质低下，粗鲁、蛮横的工作作风有关；另一方面这也受制于西部农民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他们对政策、电视、广播信息有时会误读或断章取义，因而在其合法权利受到侵犯后，往往采取非理性的应对方式。二 西部民族地区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风险由于对蝴蝶看似简单的抖动翅膀的行为未加以重视，以致其经社会不可预知风险因素的催化后，却产生了一场飓风，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农民非度化参与也是如此。从理论的角度审视，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正式参与的一种补充，若积极引导、有效规范，必能在拓宽农民权益的表达渠道、增强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丰富政治沟通资源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然而，现实情
12、况是，由于参与行为的渗透性、参与手段的粗暴性、参与规则的非法性、利益要求的狭隘性、参与意识的落后性，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能力低下、破坏性较强，其负面效应远远大于正面效应。如若不引起重视，在当前社会风险事件频发的语境下，必将引发新的社会风险。具体内容如下。1.容易形成负面的示范效应，增加乡村治理的难度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往往带有煽动性与刺激性，容易形成负面的示范效应。因为部分农民采用越级上访等非制度化手段参与政治后，不仅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获得某些合理或不合理的利益，还能给基层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相反，一些人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反映问题，不但效率低下，还可能遭到打击与报复。这就使农民的心理发生了变化
13、，越来越多的农民把越级上访、暴力威胁、围攻基层政府等方式当作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的主要渠道。“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负面示范效应给了农民一种心理期盼，即认为通过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能够对直接管理他们的领导干部施加压力，从中获得利益或维护自己的权益。正是这种心理期盼，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农民们一旦在基层遇到问题或遭遇不公时，就可能采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7。贵州L县Z村村民尹某5次到北京越级上访后，其违章建筑获得了9万元赔偿，这让另外两家早与政府签订合同的村民后悔万分。“这件事之后，村民们达成了共识，大到房屋补偿小到禾苗损失补偿一律往高了要，如果政府不同意，就越级上
14、访、静坐示威。”8难怪该乡党委书记指出：“像尹某这样的越级上访案例虽然不多，但却是一个社会毒瘤，容易传染，如若不引起高度重视，必将形成负面的示范效应，大大增加乡村治理的难度。”92.冲击正式制度规范，扰乱农村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村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是农村民主化进程的主要表现。然而，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则会阻碍农村民主化的纵深发展，削弱民主选举的公正性，降低民主决策的科学性，抑制民主监督的有效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对民主化进程的消极作用可见一斑。虽然暴力威胁、越级上访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表达了一些愿望和渴求，不一定都是非法参与，但大多数都违反了法律规范，很难达到参与目的，参与效果较差，因此导致参与主体的
15、政治效能感较低，严重打击了农民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性。此外，即使有些农民通过特殊手段达到一时的目的，最终也往往会受到司法机关的追查和处理，加大了农民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的叛逆和敌视心态，为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埋下了不安定的种子。3.削弱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在政治体系中是十分重要的。阿尔蒙德认为，如果大多数公民确信权威的合法性，法律和政策就比较容易实施。反之，如果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受到怀疑，社会政治谣言四起，法律和政策难以贯彻施行，社会动乱就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用暴力手段迫使公民服从，那也是暂时的10。可见，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主要来自公民的认可与支持。这意
16、味着，有效的政治参与是向政治系统输入公众的愿望与要求，使其获得全面、具体、可靠的政治资源，然后按照一定的程序输出相应政治产品以满足不同公众需求的过程。因而，政治参与对加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与凝聚力，促进和维护政治稳定有重要作用。但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却是农民通过既定规则程序之外的路径来为政治系统输入信息的，这种行为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农民与政治体系在政治沟通上的问题，表现出农民对现行政治体系的不信任。长此以往，这种信任危机就会对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产生威胁。同时，由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要突破现存制度框架的行为，势必对现有制度产生冲击，影响制度的合法性，进而削弱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使基层政府公共权力的运行受到质疑，直接削弱了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4.阻碍新型农村政治文化的形成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