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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地、家园与中国文化建设 在文化软实力命题下，文化存量与增量，或者说文化竞争力与文化影响力，抑或文化对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维系力与驱动力，诸如此类，可以有价值向度完全不同的阐释方案与实践路线。问题是，就当前中国知识背景和问题立场而言，无论是工作文本还是研究文本，普遍存在命题非靶向效应与所谓边界无限宽泛的本体定位问题。正是本体定位的精准性缺失，导致命题对象在随机语境的能指游戏化与言说任意性。这个问题最终必须解决，只不过这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的学术努力方向在于，基于文化治理价值分层与治理分类的治理逻辑结构1，在形而上层面的内置谱系中2，寻找民族精神家园建构予以文化建设使命维度的专项讨论。尽管在文化
2、生存的形而上价值层面，民族精神家园建构依然只是其中的一个构成要件，但它具有民族生存稳定与发展的决定性意义，是安泰之于大地的那个大地，是灵魂之于躯体的那个灵魂。其建构意义，较之形下界面诸如公共文化服务制度最大完善与最大效益的努力，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在形上界面，我们应该将其置放于与政治意识形态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先进的当代执政政党对民族历史永恒绵延责无旁贷的文化责任。一 民族躯体与大地中华民族作为五十六个民族生存与共的伟大民族，在民族国家的强大维系下，既是文化意象成为共同理想的想象共同体，亦是政治目标形成共同价值的现实共同体；既是社会温床共建共享的契约共同体，亦是经济利益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
3、。在这个多种价值维度紧密维系着的庞大躯体上，栖息着五千年血脉不断的代代子民，同时也现实地承载着十三亿梦想着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代中国人。从更深层次而言，既是栖息和承载确证民族躯体的真实存在，同时更是栖息者与承载者的真实存在，才反过来矗立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躯体，于是，这至少在逻辑上乃是一个二而一的问题，即一个条件是另一个条件成立的唯一前提条件。就整个历史进程而言，这个民族躯体从其发端开始，就不断地在其厚重的文明积淀之基上尽享杰出文明形态的恩惠与骄傲。譬如火的使用，就在苏美尔文明之前已经实现“一种是利用从木摩擦产生火花的钻法和锯法，一种是以石击石和由此发展而来的火镰击石法，一种是利用金属镜
4、（阳燧）或透视聚光的取火法”3，这不仅使我们的先祖逃离生存困顿的诸如“上古之世民食果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4，抑或“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5，而且还使他们以当时较为先进的生产力乃至跟进性的血缘纽带生产方式，积极作为于诸如“粟和黍的种植遗存遍布黄河流域并达辽河地区”6，抑或基于火的功能升级后果的所谓“凡治地生物，用锄镈之属，熟铁锻成，熔化生铁淋口，入水淬健，即成刚劲。每锹、锄重一斤者，淋生铁三钱为率。少则不坚，多则过刚而折”7。所有这些，都是这个躯体坚实强健的案例事态，而且是民族躯体作为社会主体性存在实现其“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物质文化事态。但是作为社
5、会主体性存在的民族躯体，也有其羞于提及的诸如羸弱与病残，这些羸弱与病残曾使民族躯体一再承受命运多舛甚至举步维艰之难。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举证就是，同一躯体的官民手足相依的血缘文化根性，自汉儒设计社会利益配置基本框架以来，手与足异，头与躯分，于是这个躯体就成为只有外在民族符号而乏内在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化出场身份，例如象征化为龙图腾民族或世代皆龙的传人。许慎简约定位的“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长能短，春分登天，秋分而潜渊”8，在象征的意象虚脱中掩盖了躯体内部的离析、病兆乃至糜烂，掩盖了官民的深刻阶级对立以及以儒家为代表的帮忙附庸，对这种阶级对立的学理遮蔽及其匹配性和稀泥政治和解方案坚守“刑不
6、上大夫，礼不下庶人”9，从而导致占人口95%的古代庶人，实际上只能在诸如此类似是而非的和稀泥政治和解方案中，受其煎熬而不能有所解脱。汉代学者王充将这种非调和性悖论解读为技术故障：“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得皆是？”10这实在不过是舍本而逐末。真正从本体论进攻的，当推明代的李卓吾，才敢大胆地否定性呐喊：“使曾子、有子若在，必知夫子此语，即速贫速朽之语，非定论也。”11这种和稀泥一再导致内在矛盾爆裂，诸如“时巢众累年为盗，行伍不胜其富，遇穷民于路，争行施遗十三日，贼巢僭位，国号大齐”12，抑或所谓“陈胜
7、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酂、苦、柘、谯皆下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13。凡此种种，皆无不是族群内部利益尖锐冲突至不兵戎相见不足以取得新的平衡的世危之势，而处此危势之下，民族躯体只能在内忧的战栗中难以自稳地摇晃。更有甚者，则是外在矛盾挤压所带来的“外侮”，这种“外侮”的极限状况甚至可以描述为“中日战争从头至尾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中国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筹码不是它所剩下的陆海军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对李鸿章的伤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内疚”14。反讽中的凄凉，有如秋风瑟瑟，足以让本来伟岸的民族躯体畏缩发冷。正反两个向度的案例，为我们所处当下性能
8、够澄清的道理在于，一方面我们理所当然要以民族尊严及民族利益为民族生存出发点，努力规避内忧，在制度正义建构以外，这种规避还在学理层面“越来越明显地分为两个基本方面：（1）过去的、传统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标准化文化的民族学或历史民族学（其中包括古代民族学）；（2）民族学对现实的研究或现实民族学”15；另一方面我们则要毫不犹豫地将民族躯体最大限度地推进至全面改革开放的洪流，并将这一洪流在蜀江春水之势中汇入全球化大潮，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多元格局中实现“众多的思想群体的合力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解决好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16，而且必须无条件地摒弃夜郎心态：“中国不是亚洲的一部
9、分，更不是远东的一部分；它是指体现文明本身的中心王国”17。其实这样的澄清依然是浅层次的，即依然未能从社会本体与制度功能层面更加尖锐地回答，何以这个形态强大的躯体往往会在内忧外扰的挤压下战栗、摇摆甚至悲壮地暂时倒下呢？在我看来，鲜明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既有的历史总体上呈现无意忽视甚至有意抗拒“大地建基”的延伸轨迹。民、民间、民间生存能力、民间习俗文化栖居方式等，虽然不无西方社会学“滴渗理论”（Trick Down Theory）所言自上而下的能量扩散（诸如“从贵族阶级向贫民阶级滴渗”）18，也在东方背景下或多或少地显现其功能，但在皇权中心、官权本位和极少数精英知识权力依附的宏大历史背景下，更
10、具精神亮点的是诸如孔丘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9。关于这一治民命题，二程及朱子大抵都有理亏之嫌，所以朱子加注称：“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20，老聃的“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肾。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21，商鞅的“民愚则智可以王”22。正是在这些亮点的烛照下，中国社会的躯体建构与大地建基之间出现了极大失衡，因而也就造成官本位价值文化无条件地永远高居于民间日常文化风俗之上，这种建基不牢与民间非稳态结构松动，导
11、致民族国家在内忧外侮的某个临界位置承受不住矗立其上的身躯之重。于是问题一旦落地至我们所处的当下，就转换为更加无法回避的当下性追问，即我们究竟还能否延伸数千年封建社会民间人口98%以上处于文盲状态的既有历史？究竟还能否让代代依靠血缘本能维系日常生存秩序的民间生活结构，在现代性抑或后现代性背景下保持这样的社会本体形态？究竟还能否让大地处于贫瘠与麻木状态而让知识优先权集中在民族躯体的既少数又高端位置？究竟还能否让民族躯体不是坚实地依赖于厚重的大地而仅仅是将大地当作歇脚的土坎？究竟还能否让民族躯体与中华大地成为全民共建共享的一体存在而不是像从前那样躯体官控大地民锄？所有诸如此类的问题，既需要从理论层面
12、加以深刻阐释，更需要在实践层面予以全面梳理。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密切相关，当然更与习近平同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3这一基本执政理念密切相关。所有这些相关性的学理链接都指向大地建基，而本文所要着力探讨的特殊视角则是关于大地的文化建基。尽管我们“大地”和“建基”概念的边际限定，已经从海德格尔式的“僻怪性”有所调整和移位，但其所指涉的诸如“大地只有像那些本质上不可被揭示，躲避一切揭示而且始终在封闭状态的事物一样被感知和被保护时，它才公开显现澄明为它自己。大地上所有事物以及作为整体的大地本身，一起进入一种相互和谐之中”
13、24，或者所谓“作为栖居的筑造展开为那种保养生成的筑造和建立建筑物的筑造”25，抑或“我们对在世内存在者的存在的领悟中突入得愈深远，依以剖析世界现象的现象地基就愈宽广牢靠”26，却都可以在合理内核引入的知识操作方式中，成为我们思考此在问题诸多逻辑起点的一个重要起点依据。由诸如此类的起点依据出发，大地建基之约对民族躯体坚强不断而言显然已经迫在眉睫。迫在眉睫的邀约当然包括两个最基本的建基构件：（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2）以文化建设为中心的人的文明进化。而当这两大建设以其合力形态共同驱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业，并在这一过程中现实地使大地建基的强度与厚度，足以使民族躯体在任何内忧外患挤压下
14、屹立不倒，则民族历史就可以从这一转型时代进行具有明显现代性特征的重新书写。而本文的命题指向仅仅在于，我们究竟如何从文化的大地建基角度去规划我们的社会指向。答案十分明显，那就是必须从文化的精英优先性迅速走向大众普及性，从文化建设的贵族化倾向迅速走向向民间资源倾斜，从文化官意的随机拍脑袋迅速走向文化民意的绝对支配地位，情形就如同习近平同志所断言的“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27。由这一断论进行更大范围的推演，则失去文化民意并且失去文化的人民利益本位，则浮萍现象、呻吟现象和躯壳现象等，就必然会在文化形象工程、文化政绩工程以及文化自娱工程的“体制空转”中失去文化大地
15、建基的当前历史机遇。当然，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至少对中国事态而言，有许多深刻的陈年历史教训。在所有这些教训中，以大地长期被文化主宰而非被文化哺育与生长最具伤害。无论国语所载“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后，逄公之所凭神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纬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鹑及驷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凡人神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和，然后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七声，于是乎有七律”28，还是左传所
16、载“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鬼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29。无论说文解字所谓：“古者庖犠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30，还是淮南子所谓：“昔者夏鲧作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