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为情造文”与“为文造情”读刘勰《文心雕龙》有感 竺柏岳近日翻阅《文心雕龙》，颇有所感，特记下心得，以求高明指瑕那么，刘勰何许人也？刘勰(465-520)，南朝梁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祖籍山东莒县，世居江苏镇江，早年丧父，立志苦读，投奔南京定林寺10余年，钻研佛经，遍读群书深知曹丕、陆机的文学批评都是细碎片面的，不能总揽全貌，于是，他决心总结前人经验，评析文坛，作出自己的结论来，写出著名的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其后，他受任浙江龙游县令，再皈依佛教，撰写《灭惑论》与《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今存浙江新昌县大佛寺内），不久病逝，享年55岁南朝是文学上形式主义发展全盛时期，当时的作家多数出身于贵族或官僚，他们政治上经济上均有特殊的地位，因而生活奢侈，与民众隔绝，诚如颜之推《颜氏家训》所言： “梁世大夫，皆衣袖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以沈约为首永明体讲求声律，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以追新梁代简文帝萧纲不理朝政，沉溺酒色，倡导写宫体诗，写私情与女性外貌、服饰、举止，让群臣附和同咏，内容空虚，成为文学史上一股丑恶逆流。
而《文心雕龙》则详尽总结文学创作一系列原则和方法技巧，阐明自己的见解，认为文学和现实的关系密切，自然景物的变化，激发人们思想感情的变化，从而表现为文学作品他说： “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学还受时代影响，反映时代风貌，并随时代的推移而变化他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鲁迅先生曾在《论诗题记》中高度评价刘勰的贡献，说： “篇章既富，评鹤自生，东则有刘勰的《文心》，西则有亚里斯多德之《诗学》，开源发流，为世模式的确，在世界美学史上，刘氏是一位卓立不朽的巨人尤其可贵的是，《文心雕龙》的《情采篇》有了一个重大发现，指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昔诗人什篇，为情造文；辞人赋颂，为文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译文：以前《诗经》作者的诗歌，是为了表达感情而奋笔创作的，辞赋家所写作品，显示文采而故作多情的根据什么知道是这样的呢？且看《诗经》中的风、雅之作吧，诗人内心幽思积蓄怨愤，就不由自主地抒写感情，来讽刺君上，这是为表达感情而挥笔作诗；而辞人之类呢，内心根本没有什么真挚感情，只是刻意夸张雕作，堆砌辞藻，沽名钓誉，就是为了炫耀文采而矫揉造作。
所以，为抒发感情就写得精要简约，为卖弄文采就必然过分华丽杂乱虚夸刘勰对杰出的《诗经》现实主义创作路线的肯定，明显地受到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思想影响而辞赋作者的创作是心中没有真挚充实的感情，为了卖弄才华，沽名钓誉，而去矫揉造作为文，也即为作文而作文，令人乏味，这在当时形成一股潮流而“为情造文”的主张一直为后代进步作家继承，例如明代思想家李贽所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为文也”，是对刘勰思想的发挥在今天仍不失其借鉴意义，诚如作家周克芹1982年答《文谭》记者时所说：“至于怎么想到搞创作的，那不是我想到要创作，而是生活本身的影响，以及自己感情需要发泄和表达《写怍》2013.12期）南宋大词人辛弃疾讲过他自己少年时代写诗无感而为的情形：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皇帝李煜只有亡国被俘后，受尽苦难，才写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佳句众所周知，作家提笔写作之前，务必在日新月异纷繁复杂的生活中寻找到写作的题材，即写作对象这个对象是原始素材，包括社会、传统、心理、新生等因素，从而采用文学写作技法表述出作家内心的爱与恨，带有作家自己的情感第一流的小说，说到底，总是必须带有作者本人的生活故事的，而不是其它什么。
《英国作家论文学》1985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诗人艾青1932年初从法国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联盟，不久被捕入狱次年春天，他在狱中反思经历，突然想起儿时的奶妈养育之恩，于是立马一口气写成著名的诗歌《大堰河，我的褓姆》，拜托探狱的友人秘密带出去在上海杂志上发表，轰动文坛，受到前辈茅盾的赞扬，像一颗光华熠熠的新星出现在30年代中国诗坛上，从此，艾青弃画从文该诗描述自己儿时褓姆一生悲苦经历，通过对她的追忆与思念，予以讴歌与赞美，塑造了旧中国劳动妇女的崇高形象然而，解放后，由于政治主旋律的引航，作家必须为眼前的阶级斗争歌功颂德可是艾青对主旋律毫无感受，只能写出平庸的诗篇，失去往昔的夺目光彩，不幸因讲真话而被打成右派，发往新疆与黑龙江劳动改造20年后才平反在那“为文造情”的特殊年代里，亦即10年“文革”期间，10亿百姓只看用“高大全”模式创作的八个样板戏，何其乏味而这样板戏里，有的套用“队长犯错误，书记手指路，根子在地富”的死板公式，写出来的只能是僵化的作品，让观众冷眼相看在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的年代里，曾有一首《我来了》的小诗，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来自wWw.lW5u.CoM]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实际上在粉饰生活，突出个人，无限夸大主观意志的力量，宣扬违背客观规律的唯意志论。
而诗人流沙河的佳诗《草木篇》却被打成反动诗而扣上右派帽子，受尽迫害，“文革”结束才被平反还有著名的散文作家杨朔(1913-1968)，曾经在朝鲜战场体验生活，善写多篇著名颂世散文，可是回避对社会矛盾的思索，往往卒章显志唱颂歌，缺乏朴素自然的真情，可惜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致死他可谓是“为文造情”的执行者与受害者啊！作者务必在深入生活中寻觅研究对象古代罗马诗人贺拉斯在其《诗艺》中提出：“到生活中到风俗中去寻找模型讲的是描写对象存在于生活风俗中，历来被艺术家和作家所关注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写名诗《琵琶行》之前，元和十一年在浔阳江畔巧遇长安倡女，听这位琵琶女“弦弦掩抑声声息，似诉平生不得志”，于是，才诞生这首杰出诗篇可见创新源于现实生活，正如清代李渔《闲情偶寄》所倡导的“人唯求旧，物唯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随着我国社会在政治经济领域实行全面改革开放，文化的开放也日益为国人接受，文学创作不断出现百花齐放新面貌诗有“朦胧诗”，剧有“探索剧”，小说有意识流小说、先锋小说以及魔幻小说，如余华的《活着》充满人性张力，让读者感动与思考，陈忠实的弘扬民族文化的《白鹿原》系列小说寄托着对民族文化价值取向的反思，而莫言的文化寻根《红高粱》系列小说获得国际诺贝尔文学奖，让世界称赞。
他们是“为情造文”的忠实践行者但愿文坛永远唾弃“为文造情”，而将“为情造[来自www.lW5U.coM]文”代代传承不息，不断涌现记载时代步履的优秀作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