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之谜 从11095册锐减至64册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有三千多人参加,历时四载,在永乐六年(1408)修成的大型类书它可称之为我国古代一部内容最丰富的“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全书有目录60卷,正文22877卷,11095册我国这个古代文化大宝库辑存了许多秘典佚文,其广泛及珍贵程度为古今中外所罕见由于篇帙浩繁,它从未刊刻过,只在明嘉靖年间重录过一部,一般称作“重录本”或“副本”新中国建立之前,忧患频仍,遂致这一部举世瞩目的典籍散失殆尽目前,据已知情况统计,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永乐大典》约300多册800多卷,相当原书的百分之四弱,且均为嘉靖重录副本或其钞本 据史载,这部重录副本,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四库全书馆之际,曾在宫中清查,发现丢失1000余册2422卷皇帝下令在全国搜寻,也没找到下落此后该书又陆续丢失,其间经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光绪元年(1875)清点时已不足5000册到光绪二十年(1894),仅存800余册光绪二十六年( 1900)英美日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历经劫难的《永乐大典》,至清末民初仅存64册了。
这确是我国文化史上十分惨重的损失 新中国建立之后,经诸多仁人学者广泛搜集,达到了目前的近800卷,其中包括为数不少的缩微胶卷和复印件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线装20函202册;1962年,台北世界书局曾据之影印,并增加12卷;1982年,中华书局继续出版线装本2函20册,又增收67卷 (另有4个零页),几乎将能够得到的全部搜罗完全了;1986年,中华书局再将其合编缩印成为十大册精装本,共收797卷近又闻,中华书局由英国和爱尔兰等处得到了一些新线索 《永乐大典》正本为何一叶未见? 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重大问题是:《永乐大典》的永乐正本,迄今一叶未见,而亡佚情况,众说纷纭,扑朔迷离 《永乐大典》成书于南京,永乐十九年(1421)运抵北京新宫,贮于文楼嘉靖四十一年(1562)由徐阶和高拱主持重录后,《永乐大典》的永乐正本便不见任何准确的记载和叙述,消息全无《永乐大典》共有10000余册,20000多卷每册高一尺五寸六,宽九寸三,厚二至三寸不等,估计总体积约在40立方米左右偌大一部书,竟会像一股烟一片云,踪影全无吗? 《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历来有四种说法,其一,“抄副后归于南京,毁于大火”;其二,藏于皇史特厚的夹墙中;其三,“清嘉庆间失火于乾清宫中”;其四是郭沫若在《重印永乐大典序》中所说的,“从此正本与副本分藏于文渊阁与皇史。
明末之际,文渊阁被焚,正本可能即毁于此时许多人倾向于这种说法众所周知,郭说并未引证任何史实假如正本毁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不假以证据,仅从为贤者讳的遮掩之词———便推论开去,实不足令人信服过去,学界似乎认为第一种说法最具权威性,它源于《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七“永乐大典”条引录明万历间周应宾的《旧京词林志》吾之畏友张忱石先生在《永乐大典史话》一书中估计正本“毁于明清变动之际”,并针对这个“送归”说提出了异议:“早在隆庆元年之前119年,即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南京文渊阁已被大火烧毁,原本送归南京之说,自然不能成立总之,以上四种说法,于史实上失之可征,于道理上失之可信,还有的已被事实否定这个事关重大的判断,历来均冠以“可能”、“抑或”、“或许”、“怀疑”之辞几百年来,人们为寻找这部珍籍,动用了不少人力财力,要找的地方都已找过,都没有发现《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在明末清初之前就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书籍史上最不可解的,也是最大的谜团把它称之为人类文化之谜,也不为过解开这个谜团的关键,在于寻找该找而没找过的地方 我们对任何历史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必须从可征信的史实出发《永乐大典》正本之谜的破解,首先应从这部大书最后被准确地记载并证实其存在的时间,即录出副本的嘉靖之际入手。
这当是解开谜团最恰当的锲入点 且看抄存副本的来龙去脉 在此我们仅从《明实录》中录出嘉靖年间有关《永乐大典》的记载: 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乙丑(十三日),诏重录《永乐大典》初文皇帝命儒臣汇粹秘阁书籍,分韵类载,以便检考供事编辑者三千余人,为卷凡三万(按:应作二万)有奇,名曰《永乐大典》书成,贮之文楼,其帙甚钜上(按:嘉靖)初年,好古礼文之事,时取探讨,殊宝爱之自后凡有疑却悉按韵索览,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及三殿灾,上闻变即命左右趣登文楼,出《大典》甲夜中谕凡三、四传,是书遂得不毁上意欲重录一部,贮之他所,以备不虞,每为阁臣言之至是,谕大学士徐阶曰:‘昨计重录《永乐大典》两处收藏,兹秋凉可处理’乃选各色善楷书人礼部儒士程道南等百余人,就史馆分录,而命拱等校理之《明世宗实录》卷五一二,上海古籍本8414页) 又载:“戊子,上(按:嘉靖)谕内阁曰:‘累年昭户部访取龙涎香,至今未足三四斤数此常有之物,只不用心耳昔梁材诽为世无之者,皇祖《永乐大典》内有此品’,”(《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三,上海古籍本8778页) 以上两段史实,不仅记载了《永乐大典》正本在嘉靖年间的存在和应用,还记明《永乐大典》是嘉靖帝“殊宝爱之”的珍品。
他登基以来,更是几案上必备参考的经典,并时常在朝廷上引用三殿、文武二楼及午门、奉天门大火,亦载《明史世宗本纪》,事发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丙申(见《明史》,中华书局本,2册466页),嘉靖为此甲夜三、四谕传,焦急失态,历历如在目前此处犹如画龙点睛,已点出《永乐大典》在嘉靖心目中的身价很值得我们体味思索的是,为什么会在大火五年之后(1562)才重提此事呢?除去要《永乐大典》“ 以备不虞”的光明正大的理由之外,还有其他缘故吗? 徐阶是嘉靖最器重的文官,自然最能准确体察圣意皇上心急,徐阶自然不敢怠慢,他第二天便上书奏道:“昨蒙皇上以重录《大典》命臣处理臣回奏:‘此书卷帙甚多,而旧本缮写甚精,今要此等书者,殊难多得’等因,兹奉谕:一则便于匮置,一则欲俯就书写……恐不若从旧式对本钞写之便宜也《经世堂集》卷三) 徐阶此话,说得十分明白:重录之事,绝非易事,不可能很快完成《永乐大典》的品质是无法企及的,又快又妥的办法只能是逐页仿钞(“对本钞写”)皇上见了这道回奏,自然放下心来,于是强调两点:一,“重录”的目的是为“两处收藏”;二,现已秋凉,该开工了此时,冠冕堂皇的说法,已明白下达,至于圣心若何,徐大人是否知道明白,无从查考。
徐阶、高拱立即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便开始了这项巨大的复制工程应该附带指出,“对本钞写”的复制原则,是惟一正确的方法 据明末姜绍书说:“当时供誊写者一百八名(按:一说一百九人),每人每日三叶,自嘉靖四十一年起,至隆庆元年始克竣事《韵石斋笔谈》卷上)一般研究者认为,《永乐大典》副本钞毕,是在隆庆元年四月而嘉靖已于上一年十二月“崩”,看来另存的“他处”究竟在哪里,似乎与嘉靖帝无涉 抓住正本最后一次出现的线索 为了拨开迷雾,我们应加倍仔细小心,抓住《永乐大典》正本最后一次出现前后的事件,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嘉靖的丧和葬就此深入探讨,或许可窥端倪,获取新线索 对于嘉靖的丧葬,令人立刻联想到他自己几乎经营了一生的地下皇宫———永陵 永陵始建于嘉靖十五年(1536)三月,建成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五月,历时十二年永陵是十三陵中最大的一座,它的地宫规模超过定陵,还很可能在长陵之上在此我们再引用《明实录》中有关嘉靖丧葬和《永乐大典》重录两件事的史料,让可征信的记载,再现那一段往往不为新史家所注重的礼仪程式,以求解开《永乐大典》正本失踪的谜团: 1.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十三日(乙丑),嘉靖帝诏重录《永乐大典》。
《明世宗实录》卷五一二,上海古籍本8414页) 2.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十四日(庚子),嘉靖帝崩,年60,在位45年《明世宗实录》卷五六六,上海古籍本9064页) 3.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二十六日(壬子),隆庆帝(嘉靖帝第三子)继位《明穆宗实录》卷一,上海古籍本0010页) 4.隆庆元年(1567)三月九日(甲子),以嘉靖帝葬期告知天地宗庙社稷 5.隆庆元年(1567)三月十一日(丙寅),嘉靖帝梓宫由北京发引 6.隆庆元年(1567)三月十六日(辛未),灵梓抵昌平永陵献殿 7.隆庆元年(1567)三月十七日(壬申),嘉靖帝入葬永陵 8.隆庆元年(1567)三月二十二日(丁丑),至京安神,神主庙以上《明穆宗实录》卷六,上海古籍本0164至0176页) 9.隆庆元年(1567)四月十五日(戊戌),隆庆帝赏赐重录《永乐大典》成者《明穆宗实录》卷七,上海古籍本0204页) 10.隆庆元年(1567)五月二十五日(己卯),永陵恩殿工毕《明穆宗实录》卷八,上海古籍本0236页,己误作乙) 11.隆庆元年(1567)六月一日(甲申),隆庆诏令开修《世宗实录》。
《明穆宗实录》卷九,上海古籍本0241页) 以上日程证明,嘉靖帝死亡距下葬日期,整整有三个月时间这里所叙重录《永乐大典》事,较后人姜绍书的记录更准确明白即该年的四月,新皇帝表彰了抄完该书的儒臣,但那并不是抄录完成的最后日期所谓重录完成的日子,当在四月之前有这两方面的补充和纠正,使嘉靖帝丧葬和《永乐大典》重录两件事靠近了,也增加了许多疑点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因急于安排“正本”的去处,以了却大行皇帝的心愿或嘱托,甚至“重录”工作并未真正完成,而诡称“成”,即行“两处收藏”,从而造成了“副本”的先天缺少,也并非不可能 《永乐大典》正本失踪的时间,跟嘉靖帝丧葬期的重合点最多使其失踪的主谋,必须有“殊宝爱之”的占有动机,必须有进行周密设计的智慧,必须有达到目的的权力,必须有严加保密的手段,还必须有道佛“转世”意念的主使———具备这些“必须”的条件,除了嘉靖皇帝,还能有谁呢?嘉靖的葬礼和正本的失踪 为作进一步探讨,应该更详细地掌握史实让我们再从《明实录》中钞出从三月二十二日嘉靖葬礼基本结束,到四月十五日表彰“重录永乐大典成”这短短二十二天内的详细记载: 1.隆庆元年(1567)四月十日(癸巳):命朱希忠、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张居正等十数人“同知经筵事”。
(《明穆宗实录》卷七,上海古籍本0198页) 2.隆庆元年(1567)四月十二日(乙未):大学士高拱复上书乞休,上曰:“朕素知卿,岂宜再三求退宜即出,以副眷怀 (《明穆宗实录》卷七,上海古籍本0200页) 3.隆庆元年(1567)四月十五日(戊戌):“以重录《永乐大典》成,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徐阶正一品俸,……阶等各上疏辞免恩命,俱优诏不允 (《明穆宗实录》卷七,上海古籍本0204页) 4.隆庆元年(1567)四月二十七日(庚戌):大学士高拱复上疏求去,“上慰留不允” (《明穆宗实录》卷七,上海古籍本0216页) 5.隆庆元年(1567)五月二十三日(丁丑):高拱再恳疏乞休疏屡上,上为遣医诊视,宣谕赐赉恩礼有加焉拱终不出求去益坚,至是言‘臣实为狗马疾,恐一旦遂填沟壑,惟上幸哀怜使得生还’上知拱不可复留,乃报许命驰驿还乡调治,仍赐白金文绮,遣行人护送 (《明穆宗实录》卷八,上海古籍本0235页) 6.隆庆元年(1567)五月二十三日(丁丑):大学士徐阶三疏乞休,“不允辞宜出供职” (《明穆宗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