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诗别裁集》与《唐诗三百首》的异同 熊璐璐摘 要： 《唐诗别裁集》与《唐诗三百首》这两部著名清代唐诗选本经常被放在一起比较，但一直未有系统的分析本文从二者的关系出发，分析其历史环境及唐诗学传统与编选者的唐诗观，对两部选本进行具体比较关键词： 《唐诗别裁集》 《唐诗三百首》 唐诗选本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学集大成时期，有了历代丰富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积累，各类选本层出不穷，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和孙洙的《唐诗三百首》就是其中的代表经过前人的考证分析，孙洙《唐诗三百首》以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为蓝本，基本已经成了学界的共识一、《唐诗别裁集》与《唐诗三百首》的关系辨析探讨这两选本异同之前，先要理清《唐诗三百首》与《唐诗别裁集》的关系首先要明确沈德潜所编《唐诗别裁集》版本问题沈于康熙五十四年完成《唐诗别裁集》初次编选，经过诗人作品的增删，乾隆二十八年90岁编重订本，两次编选时间跨了几十年具体诗人作品去取可参照范建明所整理的表格①，他对一些诗人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时间上，《唐诗三百首》以初定本为蓝本的可能性更大其卷头《题辞》：“时乾隆癸未年春日，蘅塘退士题乾隆癸未年即二十八年重订本成书时间也在这年，因此考虑到时间问题，孙不太可能以重订本为蓝本，而受初定本影响的可能性更大。
虽然重订本与《唐诗三百首》有许多相似，但需考虑到二者不可避免地受到同一历史环境和学术环境的影响对孙洙研究主要建立在《唐诗三百首》和《名儒言行录》《新安孙氏家乘》等相关记载上，目前未发现孙明言二者的关系诗歌选目上，虽然二者重合较高，但需考虑二书选诗都以唐诗名篇为主这部书选在清代中叶，入选的差不多都是经过一千多年淘汰的名作，差不多都是历代公认的好诗”②孙本受数目所限，与《唐诗别裁集》一千余首的重合较多也是必然二者又采取分体编排，沈通常被认为是“格调论”的体现，而此种方法常见于家塾课本中如果再将一部分诗歌评注和作为后辈的孙洙对诗坛盟主沈德潜的敬仰看作推断结果，《唐诗三百首》的独立性就体现出来了本文将以《唐诗三百首》为相对独立的选本为前提，将它与诞生于同一年的重订本相较分析，二者都受到此时历史环境与唐诗选本发展的影响《唐诗三百首》经后人增删，原本面貌大都发生一定变化，陈婉俊补注本指出“书中体例，悉仍其旧”又“是书原刻旁批，往复周详有讥其浅陋者，然意在启迪初学，并非概语宏通，其诱掖苦心，不可没也今悉仍之”③基本保留孙注原本面貌本文采用陈婉俊补注本与《唐诗别裁集》中华书局影印教忠堂本进行比较二、历史潮流中的两部选本沈德潜生于1673年，卒于1769年；孙洙生于1711年，卒于1778年。
二人的主要活动都集中康熙乾隆时期面对前人繁多的作品理论，清代文坛也一时纷纷扰扰作为渊源久远的唐诗选本历史中的一部分，它们正是处于这浩荡洪流之中清朝统治者重视文治，皇帝甚至亲自参与诗文编选，大型词典、集成性文学总集等得以编纂康熙四十五年，康熙为《全唐诗》作序，表明官方对唐诗的重视此时科举开始恢复“以诗取士”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加入了五言八韵排律乾隆二十二年，正式確定加试五言排律除翻刻本外，“所见近150种唐诗选本中，100余种可以基本确定成书年代这些唐诗选本在清代各朝的分布情况如下：顺治朝4种；康熙朝39种；雍正朝3种；乾隆朝41种；嘉庆朝5种；道光朝7种；咸丰朝1种；同治朝4种；光绪朝9种；宣统朝不详”④唐诗编选高潮出现在康熙和乾隆两个时期据贺严《清代唐诗选本研究》统计，乾隆二十二年之后二三十年间编选的唐人试贴选有三十多种如果诗文编选创造了氛围，那么科举变化直接刺激了唐诗选本的大量产生二者成书距乾隆二十二年六年，科举制度变化增加了唐诗选本的需求，两书受此影响可能性极大沈本序：“又五言试贴，前选略见，今为制科所需，检择佳篇，垂示准则，为入春秋闱者导夫先路也⑤书中十七卷和十八卷中有大量的试贴诗、应制诗。
如顾况的《禁中春松》等都在题下标注了“试贴”，应制诗如宋之问《奉和幸长安故城未央宫应制》等孙本选取了奉和应制诗，如岑参的《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陈伯海《唐诗学引论》将唐诗学进程分为五个时期：唐五代、两宋金元、明代、清及民初、“五四”以后清处在总结期，呈现出繁荣景象，唐宋之争、流派风格之争等贯穿整个时期清初代表文人有顾炎武、钱谦益、王士禛等清中叶代表人物有沈德潜、翁方纲等，之后古典唐诗学盛极而衰唐诗选本与唐诗学的关系紧密，理论借由选本展现，选本是唐诗学的重要部分，选目、评注、体例都反映编选者与时代的印记已知最早的一部综合性选本是唐代宣宗大中年间顾陶《唐诗类选》，此后历代均有代表性的唐诗选本出现清代，王士禛与沈德潜先后执掌诗坛，前有《唐诗三昧集》，后有《唐诗别裁集》通俗选本的编选繁盛一时历代选本、学者考笺、别集整理、大型总集编修等，都为二人编选提供了便利沈与孙的选本不仅得益于前人，还有自身的思考沈在凡例中批评前人选本对李杜的忽视，因此，“以李、杜为宗”，从中可看出他补缺唐诗选本空白的努力三、沈德潜与孙洙的唐诗观《唐诗三百首》的编选者孙洙一生历任教谕、知县、教授，曾以同考官的身份两次参加山东乡试的阅卷，未曾身居高位，但仕途相对平稳。
他待人宽厚，在任上兢兢业业，喜读书资料主要见于《名儒言行录》《梁溪诗钞》的记载及《新安孙氏家乘》，“少工制义，为人恬退”“学诗宗少陵”⑥制义”，即八股文的别称有《蘅塘漫稿》，已不得见《唐诗三百首》中的观点可概括为：“温柔敦厚的选诗宗旨，含蓄蕴藉的风格追求，朴素自然的审美情趣及熟读会吟的实用目的⑦另，孙本约选初唐不到十家，盛中晚各二十多家，粗略来看都涉及需注意，这样分析出来的唐诗观只能说是孙的选本体现出来的观点，考虑编选目的与受众等因素的限制，因此只能算是孙唐诗观的一角《唐诗别裁集》的编选者沈德潜是当时的诗坛领袖，早年多次应试不中，但诗名早盛，一举中第后官运亨通、恩遇非常，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参加过科举举办他还编选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著有《说诗晬语》论诗宗盛唐，主李杜，多谈格调，以温柔敦厚为指向，重视诗歌教化作用，并试图从盛唐格调上溯“风雅”精神他的诗学思想在晚年有部分转变，逐渐重视中晚唐诗歌，对诗人的评价发生变化二人皆为科举入仕并与此联系紧密他们诗学思想的主要相同点：宗唐并重视温柔敦厚的诗歌指向，基本遵循清代官方诗学雅正的标准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是编所取，虽风格不一，而皆以温柔敦厚为宗……使览者得宣志达情，以范于和平”⑧。
但沈更重诗歌社会功用，孙更倾向情感艺术沈在序中提到：“至于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孙选取了李商隐无题诗有学者提到孙大量选入至情之作，选目上有神韵说、性灵说的影子，这与沈德潜晚期诗学思想又有了重合之处四、两部选本的比较1.编选目的与编排选体例二人在序中明确表明了编选初衷沈：（1）补《唐贤三昧集》之偏颇，补初定本之遗漏，展现较完整的唐诗面貌；（2）树立诗教典范；（3）助力科举，“垂示准则”孙：（1）不满《千家诗》唐宋诗混杂、体裁过少与选诗不精；（2）老幼皆宜、雅俗共赏这表明：（1）受众不同前者的受众是有基础的文人学子，后者偏向于大众2）选本用途不同前者用于研读唐诗和科举考试，后者用于童蒙并陶冶情操、普及大众二者皆为分体编排重订本分为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长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唐诗三百首》分为五言古诗、乐府、七言古诗、七言乐府、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乐府、五言绝句、乐府、七言绝句、乐府二者大致相同，不同在于孙不选五言长律，并在各体之下另设乐府对于乐府诗，沈认为“唐人达乐者已少，其乐府题，不过借古人体制，写自己胸臆耳，未必尽可被之管弦也，故杂录于各体中，不另标乐府名目”。
凡例）所谓的乐府诗已经失去了和乐的功能，只是依然沿用乐府的体制，所以他将乐府诗杂入各体《唐诗三百首》共选乐府诗39首，与重订本重合35首，基本不出其左右，而孙另列，应考虑到“家塾课本”明确精细的分体编排，利于初学者清楚掌握不同诗体，便于学习模仿五言长律的去取，沈表明助力于学子科举考试，是诗坛领袖对于后学者的指导孙未选许是认为长律篇幅过长，典故繁多，于初学者不易掌握五言律诗多达80首，占全书近三分之一原因在于初学者学诗更适合从五律开始字数上，五言比七言少二字，语言上更加精炼；整体上，五律比五绝多两联，利于对仗和布局的锻炼此外，虽二人编排主要围绕唐代主要体裁，但不是未收四言诗、六言诗这些其他体裁，只是选本没有单独划分沈：“陈正字幽州台歌，韩吏部琴操，或属四言，或属六言王右丞送友人还山，李翰林鸣皋歌，韩吏部罗池庙迎神词，皆属骚体因篇什甚少，附七言古中凡例）由于诗作数量较少，这类“小众”体裁诗歌无法成卷，因此附于其他体裁中孙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将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归入卷二的七古中2.选目与评注从选诗标准看，沈指出要“既审其宗旨，复观其体裁，徐讽其音节，未尝立异，不求苟同，大约去淫滥以归雅正”。
孙则“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两人重合诗歌大都是历代公认的佳作，但孙考虑到作为童蒙本，基本要求明白易解、情感温厚从数量上看，两部选本重合率较高，共重合228首，但孙洙另外又选入82首除五言长律外，二者选诗都有部分重合，孙也于每体外另选诗歌具体而言，五古与七古二人重合较多，分别为29首和23首，孙只另选4首和5首；律诗中，五律重合59首，另选多達21首，七律重合27首，另选13首；绝句中，五绝重合了21首，另选8首，七绝另选27首，占孙所选七绝的一半多乐府重合35首，另选4首，上文已有论述，不再展开在五七古中，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古体诗重合较多，如《月下独酌》《望岳》《梦李白》《送别》等篇沈在凡例中对这些人的评价较高虽然二家所选杜诗数量都居前列，但孙未收“三吏三别”等名篇，这是考虑到诗歌情感太过激烈，对现实的讽刺批判色彩浓厚，不适合孩童学习理解另选入4首五古，5首七古，评注较为精细，尤其是杜甫《寄韩谏议注》“其诗直追屈宋，不可不读学者当如读兼葭秋水之篇，初不知其何指，而往复低徊自有不能已者”，可看出二人的审美眼光不同五律中，二者都选取《望月怀远》《春望》等历代五律佳作，而另一方面，孙另选21首。
原因在于唐代五律创作较多，佳作多，选择余地也较大孙尤其对刘禹锡《蜀先主庙》、杜牧《旅宿》等诗青眼有加，在评注中大加赞赏七律中，二者对李商隐无题诗的态度产生分歧李商隐“无题诗”，沈一首未选，而孙选入了六首，另选了《锦瑟》《春雨》等描摹情爱的诗歌，沈不选恐怕是将其归入了艳情诗他选的是李的《茂陵》《安定城楼》这类忧国伤时、抒发胸怀的诗歌此外，孙还对元稹《遣悲怀》情有独钟，评其“古今悼亡诗充栋，终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勿以浅近忽之”五七绝中，孙另选的诗歌里，宫怨诗、艳情诗占了大部分，如王昌龄《闺怨》、白居易《宫词》、韩偓《已涼》等其他体裁里也选入了这类诗歌，沈在《凡例》中提出：“诗本六籍之一，王者以之观民风，考得失，非为艳情发也虽三百以后，离骚兴美人之思，平子有定情之咏，然词则托之男女，义实关乎君臣友朋自子夜、读曲，专咏艳情，而唐宋香奁体，抑又甚焉，去风人远矣集中所载，间及夫妇男女之词，要得好色不淫之旨，而淫哇私亵，概从阙如沈认为，符合诗教的诗歌应具有社会政治功用而孙选入，显然更倾向于诗歌情感艺术，看中这些诗俗不伤雅，委婉动人二人的唐诗观、选本目的与标准异同，诚然导致两部选本的重合分歧，但需考虑《唐诗三百首》作为童蒙本及数量的限制，使得一些诗未选。
另外，还可以发现二人对李贺诗歌不够重视沈仅选十首，而孙一首未选李贺诗歌历代评价不一，常被人诟病沈虽指出“长吉呕心，荒陊古奥，怨怼悲愁，杜牧之许为楚骚之苗裔也”在选本中选入《马诗》《南园》等诗，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