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以人为本”与治理实践 赵映林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帝制时代，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成熟的杰出政治家，有史家赞之为“英明” 皇帝翻开有关这一时期的史籍，他的很多作为的确是前无古人他不到20岁即南征北战，驰骋疆场，27岁发动玄武门之变，迫使父皇让位，自己从容登上九五之颠，留下光辉一页在他执政初期的贞观三年（公元639年），“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1];至四年，“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2]唐太宗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他做皇帝兢兢业业，不敢懈怠，源于他怕亡国他最担心的是隋亡的历史景象再现，遂“以百姓之心为心”，从而造就了流芳百世的“贞观之治”以百姓之心为心”顺乎民心，就是“以百姓之心为心”[3]唐太宗目睹隋的灭亡，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而水“覆舟”，责任在“舟”魏徵还进一步引孔子的话让唐太宗清楚：“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4]唐太宗认识到，隋之所以短命而亡就是炀帝不以百姓之心为心而贪得无厌，横征暴敛，且穷兵黩武唐太宗说：一个王朝的气数长短，“福善祸淫，亦由人事”[5]也就是说，王朝的兴衰、君主的作用更重要，是矛盾的主导方面。
因此，“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6]简言之就是一个杀鸡取卵还是养鸡下蛋的问题，总之治国理政不能如隋炀帝那样干竭泽而渔的事为了解民间疾苦与政事得失，太宗命令京官五品以上，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能随时召见，“皆赐座以语，询访外事”[7]为顺应民心，他推出一系列减轻民众负担与民休息的措施：去奢省费，躬行节俭，以为表率他即位初，放出宫女三千余人;针对唐高祖时皇族宗室童孺皆封王而将宗室郡王一概降为县公，减少了大笔支出;罢唐初所定宗室、功臣子弟世袭刺史特权;宗室子弟袭封，一律降一等执行，需凭己努力出仕执业（否则几代下来则沦为平民）他还下诏停止各地官府的进奉，堵塞了地方官以进奉朝廷为名，“或增敛百姓，或减刻吏禄”等盘剥百姓及基层小吏的陋习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本想营建一座宫殿，材料都备齐了，想到秦、隋灭亡的教训，遂取消营建计划其时洛阳水灾，百姓很多房屋被冲毁唐太宗下令拆掉洛阳的数座宫殿，将木材分给居民作修房之用;而洛阳宫被大水冲坏的，只令“少加修缮”不漏雨就行他在位23年，举凡有自然灾害，无不采取救灾减税措施;对因贫穷或灾害卖掉的儿童，出宫中黄金玉器为之赎回。
他还精简机构，减少官员：贞观年间中央各部门官员仅为640人，为历代最少朝廷开支减少，使得均田令、租庸调法等经济制度法令，以及轻徭薄赋政策得以顺利推行总而言之，他认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8]这里还需指出的是，将宗室子孙降等袭爵带来的另一效果，是自此宗室子弟不敢懈怠，坐享父辈恩荫，而是通过自身努力出仕这与清朝规定八旗子弟（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除外）虽降等袭封但不得从业形成鲜明对照，导致完全不同的两种结局清朝的规定使得八旗子弟成为纨绔子弟;而唐太宗的宗室子弟降等袭封、凭己努力或入仕或从业的规定，促使宗室子孙不断进取以保证自己不至沦落到无衣无食，所以宗室人才辈出清末明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评价说：“宗室人才之盛，未有如唐者也”[9]爱才不宠，从严治理唐太宗在去世前两年对大臣总结了自己取得治国成功的经验，有五条，其中第四条是以人为本，爱才用人古有“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以及“惟贤者必与贤于己者处”[10]之说，这是一种超越歧见恩怨的爱才观隋的灭亡不是亡于国家没人才隋炀帝本人既不愚笨也非无才，却嫉贤妒能史籍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某天，隋炀帝作一首押“泥”字韵的诗，命众文士唱和大家深知其德性，均伪装押不好此韵，唯有薛道衡“迂”得很，所和之诗最佳，其中“空梁落燕泥”一句尤受众人激赏，也就特别令隋炀帝忌恨。
后来，薛道衡被处死刑临刑前，隋炀帝还带着几分嘲弄的口气问他：“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还有一个叫王胄的文人，也和薛道衡一样“迂”，所作诗句“庭草无人随意绿”超过了隋炀帝的《燕歌行》，结果也使其心怀不满，深为忌恨王胄被诛时，隋炀帝同样幸灾乐祸地问：“你还能吟出‘庭草无人随意绿那样的诗句来吗？”[11]《荀子大略》云：“士有妒友，则贤交不亲;君有妒臣，则贤人不至就是说一个人嫉妒朋友，有才干者就不会同他亲切交往;君主嫉妒臣子，贤能者就不愿来辅佐了故又云“尊贤而王”毛泽东曾说过，做领导的一是用人，一是出主意有了人才，可以由小变大，由弱变强隋炀帝是一面镜子，嫉贤妒能是统治者的大忌在这点上，唐太宗确有过人之处所以，他的统治集团是人才荟集，群英满堂他早在继位前，文有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苏世长、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勖十八人，号称“十八学士”;武有李靖、李勣、尉迟敬德、侯君集、秦琼、程知节（程咬金）、长孙无忌、段志玄、张公谨……[12]俗话说武能安邦，文能治国贞观之治的出现，与唐太宗重用大批文化人特别有关这些文人各有特长：薛收才思敏捷，提笔撰文“立就，不复停思”。
姚思廉是著名历史学家，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二十四史中的《梁书》《陈书》就出自于他手至于房玄龄、杜如晦、高士廉等都是輔军辅政一时人选，他们“参谋帷幄，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成语“房谋杜断”即来自于房玄龄、杜如晦善谋果断的故事总之，这批人博览经史，有应变之才，都胸怀抱负，是唐太宗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重要参谋，是参与制定大政方针的重要决策者其时唐太宗为贞观之治的实现集合了重要的具有很强执行力的官员队伍，从而在组织上获得了保证爱才不仅是不能像隋炀帝那样嫉贤妒能，也不能对人求全责备，应明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否则便无才可爱也就无才可用了贞观时宰相萧瑀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不可求备，自当舍其短而用其长[13]武将尉迟敬德战功显赫，是唐太宗的保驾功臣，封吴国公，列名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第七可就此人性格来说确实不讨喜，性情暴躁，用现时的话说就是个毫无情商的一介武夫，完全不懂得如何与人相处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尉迟敬德参加唐太宗在宫内举办的宴会，见一些资历浅于他的官员座次在其之上，不由得勃然大怒坐在他旁边的任城王李道宗劝他冷静些，他竟然挥拳相向，打伤李道宗眼睛，差点导致失明宴会不欢而散唐太宗当时没有发火，事后召见尉迟敬德，说道：“我看汉史，曾责怪高祖时的功臣很少全身而退，希望能与功臣们共享富贵。
今看到你的所为，方知韩信、彭越当年被诛，并非只是高祖的过错国家的治理无非是赏与罚而已，非分的恩遇是不可多得的，望你加强修养，好自为之，否则后悔就来不及了！”唐太宗的谈话，看似委婉，实则无异于通牒那就是我把话说在前头了，倘若你们恃功傲世，那就别怪我事先没有打招呼，不讲情面！尉迟敬德受到极大震动，自此再也不敢目空一切，视朝廷法纪为无，而是深自敛抑行止，得以保全，活到74岁[14]爱才不仅是用其长项，舍其短处，还要爱护;但爱护却不能宠溺，所谓“责之严，爱之深”这样才会使那些栋梁之材“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这历来是确保官员队伍生机与活力的不二法门中国历朝历代“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悲剧屡屡上演，其因也并非完全是功高震主、皇上猜忌在贞观时期，除因叛乱谋反的侯君集、张亮二人外，[15]唐太宗没有找任何借口诛杀过一位功臣这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而“责”，即诫勉、约束又主要是通过制度来实现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唐代对官员的监管，其制度非常之细例如，对身居宰相之尊的三省长官，面君奏事，规定必得有谏官、史官这些监察官随行，“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诸司皆于正牙（衙）奏事，御史弹百官，服豸冠，对仗读弹文，故大臣不得专君而小臣不得为谗慝”[16]。
正牙是唐代皇帝召见群臣的正殿（安史之乱后在大明宫的含元殿），言官于此进谏，大臣在殿上与皇帝共议国事，称之为正牙奏事后来宋朝也照搬了谏官随大臣上朝奏事的制度[17]御史弹劾官员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所以，弹劾时对连着正装，必须戴獬豸冠都做了规定有唐一代，还有最为严密的“四善二十七最”的官吏考核黜陟制度[18]这样的安排体现的是对公权力的监督与约束，确保公权力公开公正地运行，使宰相等大臣不能轻易蒙蔽或忽悠君主，也让心术不正的官员不敢随意进谗实事求是地说，唐朝贞观年间在历代专制王朝中，官吏执行力之强，办事效率之高实所罕见，而贪腐现象也相对少于其他时期、其他王朝这与以人为本，爱惜人才，同时实行严密的非流于形式的官员监管制度是密切相关的分权制衡，优化君主政体隋朝虽然是“二世”而亡的王朝，但建立者隋文帝却非平庸之君，也是一代具雄才大略的英主，《隋书》对其不乏赞誉然而他“平一四海”后，大权独揽，猜忌群臣，滥行杀戮，死后十年，“天下已非隋有”[19]继隋而起的唐朝却历时289年，在中国封建专制王朝立国时间上，排名第四长这就有一个疑问，同是君主专制政体，为何两种结局？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与宰相萧瑀有一场对话，他问道：“隋文帝是个什么样的皇帝？”萧瑀回答说也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
不料唐太宗却说出另一番话来：“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唯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是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20]唐太宗是说，即使像隋文帝这样有作为的皇帝，其才能也是有限的，尽管费神劳心，也做不到事事处理得当;而要不犯错误，就不能万事由一人独断另一层意思是所用官员不能都是一些一味唯上，顺着竿子爬的人再就是对隋文帝所为，表示自己不能如此唐太宗在这里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使是专制君主政体也可以有所不同：有集中君臣共同智慧的专制中央集权，也可以完全是由皇帝一人独断乾纲的专制中央集权武则天时就担任史官的吴兢将唐太宗君臣的这段对话置于“政体”一目中，可谓洞若观火这种认知促使唐太宗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制度进行了体制性改革唐中央机构继承隋朝旧规，有省、台、寺、监等，核心是三省六部，三省中的中书省是决策机构，门下省是审议机构，尚书省是执行机构唐太宗让三省长官（指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以及副职侍郎;又因李世民曾为尚书令，其继位后此职不再授人，而以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皆为宰相，使宰相成为“集体”，而且于政事堂集体办公，“共议国政”。
既然“共议国政”，那么可以肯定的是皇帝也是参加的这无疑是很重要的集思广益[21]由于皇帝也参加“共议”，了解所有末枝细节，包括争论，也就更有利于决策，减少失误政事堂设在门下省是由于该省介于中书、尚书两省之间，可起疏通作用，从而推动三省的运转从中可以看出既然唐代的三省长官都是宰相，也就完全不同于秦汉以来的宰相制了秦汉时期的宰相是个人，是唯一的行政领袖，权力集中在宰相手里，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唐代的三省长官均为宰相，一般情况下均在七八人以上，多时达一二十人，并在政事堂集体办公因而，这一时期的宰相是一种委员制委员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分权、相互制衡、集体决策这与唐中后期三省制遭到破坏、以及明清时期是完全的不同如明神宗万历初期内阁首辅张居正，实际上是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的在唐太宗时期，三省长官是平级的，也就不可能出现大权独揽的现象，更出不了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的“首辅”至此，由秦汉以来的个人开府宰相制向集体施政的宰相三省分权制的演变在唐太宗手中完成，而分权制衡原则则对后世的宋朝产生了积极影响正如学者所指出：就宰相制的性质而言，前者专断性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难免专横由跋扈而生觊觎;后者专断性弱，虽欲弄权而终有所顾忌。
[22]而且在同级别中弄权也不那么容易此后，君权、相權之间的矛盾得以缓和当然，这种缓和是建构在削弱相权强化皇权的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