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转型发展三重螺旋模式下的政策指向 (二)三重螺旋模式理论的形成：政府、高校与市场的互动合作虽然加雷斯威廉斯细化并充实了伯顿克拉克提出的“三角协调模式”理论，但是“六种关系模式”理论并未从根本上对伯顿克拉克的思想有所创新和突破无论是伯顿克拉克还是加雷斯威廉斯，他们在论及政府、高校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时，都一致性地认为彼此之间既相互牵制又互动发展即是说，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必然存在政府、高校与市场的基本矛盾，当三者之中某种权力占主导时，另外两种权力将会减弱并受其控制；由此而生发出某一特定时期或某一特定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支配力量要么来自于“政府控制”，要么来自于“大学控制”，要么来自于“市场控制”而对于“三足鼎立”的理想态势，伯顿克拉克和加雷斯威廉斯同样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与加雷斯威廉斯同时期的雷德斯多夫和埃茨科维兹进一步地继承和发展了“三角协调模式”理论特别是他们在理解和认识政府、高校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时，并不十分关注彼此存在的基本矛盾，而是强调三者之间的互动合作雷德斯多夫和埃茨科维兹指出，知识经济时代，组织不再具有牢固的边界，政府、高校与市场各有其优势，需要相互协调和加强合作。
为此提出了“三重螺旋模式”理论他们认为，政府、大学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三种模式(见图4)：第一种是极权钳制模式(An Etatistic Model)，政府居于主导地位，控制着大学与市场的发展，大学与市场相互独立，其创新空间极为有限；第二种是自由放任模式(A “laissez-faire” Model)，政府、大学与市场“三足鼎立”，缺乏相互沟通和合作机制，按照各自逻辑独立发展；第三种是三重螺旋模式(The Triple Helix Model)，政府、大学与市场不仅两两互动，而且还存在三者之间共同的交集，孕育出三边网络和混合组织，构筑起三方合作战略同盟，依靠交互作用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雷德斯多夫和埃茨科维兹特别指出，“三重螺旋模式”更能体现政府、大学和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政府、大学和市场三者合力，加强“官、学、研”一体化发展，提高科技产业效能和市场核心竞争力，从而最终使三者共同获益[4]“三重螺旋模式”理论对“三角协调模式”理论的发展之处在于：肯定了政府、大学与市场的“三元”主体地位及功能，将政府、大学与市场抽象地勾勒为创新活动中彼此相互缠绕的螺旋线，在密切合作与相互作用的组织形态中，加速资源和能量循环流动，促进共同发展。
图4 雷德斯多夫和埃茨科维兹对“三角协调模式”的发展雷德斯多夫和埃茨科维兹提出，在知识生产和转化过程中，政府、大学与市场“三重螺旋”关系的形成需要历经四个重要环节：第一环节是螺旋内部的协同进化实际上是指政府、大学与市场打破原有的组织边界，在每条螺旋线上的角色转换譬如，在三重螺旋模式中，政府转变为风险投资商，大学担负起知识应用的重任，企业构建战略联盟开展合作研发活动第二环节是螺旋之间的相互影响政府、大学与市场呈现“三位一体”式的螺旋状发展，一方面表现为三者观念和态度上的互相转变，引发功能结构上的变化；另一方面体现在三条螺旋线在信息交互、相互作用情境中缠绕的生发第三环节是新的三边网络覆盖及重叠组织的产生政府、大学与市场三螺旋相互作用下，根据三者共同的需求、利益和目标，产生新的三边网络和混合组织譬如战略发展联盟、合作研究中心、产业孵化器等等第四环节是三重螺旋之间的递归影响政府、大学与市场之间的递归影响是指螺旋体对各螺旋线的创新主体乃至更广泛的社会产生递归效应譬如，知识商品化不仅改变大学教授对研究成果的认识，而且也改变了大学与政府和企业关系中的角色[5]正是上述四个环节不断循环，由此促进三重螺旋的良性发展。
二、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转型的政策指向：三角协调关系变化中的利益共谋教育政策行文中所谓的地方普通本科院校主要是指1999年以来省属或市属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民办本科院校以及独立学院依据伯顿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式”理论，加雷斯威廉斯“六种关系模式”理论以及雷德斯多夫和埃茨科维兹“三重螺旋模式”理论，我国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政策指向同样遵循着政府、高校与市场三角协调关系的嬗变规律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发展初期，无论是合并升格或是独立升格，其主导力量是政府行为的结果；随着办学自主权的下放，政府对地方普通本科院校的发展起着宏观调控作用，大学自治成为可能，学术权威得到进一步增强；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按照市场供需规律发展高等教育成为必然趋势，市场力量在“三角关系”中位置渐趋凸显然而，无论是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绝对垄断还是高等教育完全市场化，都不是我国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理想态势只有发挥政府、高校与市场三者各自优势，扬长避短，交互作用形成合力，才能共同促进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转型发展一)政府行为主导下的院校调整：精英化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1962年，美国学者马丁特罗提出高等教育“精英化”、“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三阶段学说。
根据马丁特罗的理论，精英化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大众化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50%之间，普及化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6]1998年11月，学者汤敏向中央政府提交《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并被采纳[7]1999年，教育部颁发《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到2010年将实现15%的目标为此，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高校扩招政策正式拉开帷幕然而，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急剧增长既需要老牌本科院校扩大办学规模，更需要新建一大批本科院校解决燃眉之急同年，我国高等教育以政府为主导，以师范院校为突破口，大力调整院校布局结构，先后通过合并、升格或转制等方式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以此适应我国高等教育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8]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在数量上和类型上的调整变化，也可谓是作为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最初阶段这一阶段，地方新建本科院校按照“一年西部，一年中东部，一年民办院校”的规划发展根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13年11月发布的《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研究报告》，我国当前顶尖高校10所，“985”工程核心高校28所，“211”工程重点高校70所，老牌本科院校423所，地方新建本科院校646所。
[9]经过十余年的发展，600多所地方新建本科院校拔地而起，约占全国普通本科院校总量的55%而且，这一数据仍然呈现动态增长趋势《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未来5年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在发展规模上，在校生人数由2010年的3105万增长到2015年的3350万；在发展速度上，毛入学率由2010年的26.5%增长到2015年的36%[10]根据2016年4月教育部公布的《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已达370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这一目标的超额实现既离不开政府对高等教育内部结构的优化调整，又与地方普通本科院校积极配合支持密切相关合并、升格或转制后的地方普通本科院校成为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生源承载之舟，由最初的“千人大学”发展为“万人大学”，办学定位于“教学立校、科研强校或特色名校”在招生政策上，地方普通本科院校保持着与老牌本科院校同批次招生的“特殊待遇”，起初由“二本院校”、“三本院校”分别划线招录方式转变为如今的“二本院校”、“三本院校”合并为“二本院校”招生模式特别是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院校第二批次的招录划线已十分接近甚至超过部分老牌本科院校的招生分数；在发展思路上，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几乎沿袭了老牌本科院校的办学模式，无论是整体性人才培养目标，还是学科专业结构或课程体系同质化程度较高，[11]对于同类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而言，“千校一面”的发展格局也较为明显；在规划建设上，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先后开启拓展新校区的计划方案，积极成功申报专业硕士授予点，搭建与国内外大学合作办学立交桥，以此来提高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其实质是想摘掉“新建”的帽子，语义上由“学院”更名为“大学”，目标上朝向多科性乃至综合性大学发展。
二)高校内涵式发展中的自主办学：数量上扩张转向质量上提升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实施后，高考录取人数由1998年的108万增长到2015年的700万，录取率由34%增长到74.3%；大学毕业生人数也由2001年的114万增长到2016年的765万，往届应届大学生就业人数达到1000多万然而，与此相配套的师资需求、生均经费、教学场地以及仪器设备等软硬件建设相对滞后，难以保障扩招后由于学生人数急剧增长而亟待完善的办学条件如何应对地方普通本科院校扩招后的发展危机？这既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的宏观指导，又需要高校走内涵式发展道路2008年之后，教育部意识到扩招过于急躁引发的问题，表示将逐步控制扩招比例，采取扩大研究生招生比例来调节就业压力2012年4月，教育部在《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将保持相对稳定”除此之外，2004年8月，教育部正式成立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实施“五年一轮”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基础设施建设，尽可能地满足正常教学工作的需求同时，我国政府在本科生均经费划拨方面，突破了千元标准跨入万元增长目标；在教学场地建设方面，给予政策上倾斜支持，扩建新校区，并在贷款上采取税费减免。
地方普通本科院校无论是招生数量上的控制，还是办学基础条件上的改善，政府行为的干预对其发展目标及需求都较为容易实现但是，由于扩招政策引发的高等教育质量下滑现象则变得十分严峻而突出，必须发挥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内涵式发展中自主办学的独特优势以逐步缓解为了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教育部、财政部于2007年12月联合下发“1号文件”和“2号文件”，决定实施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简称“质量工程”；计划投入25亿元，以推行“六大举措”，建设“七大系统”，力争在国家级精品课程、高质量教材、特色专业、教学团队等方面实现“十组数字”的突破[12]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参与其中，积极配合，但政策本身过度倾向重点大学而收效甚微2011年7月，教育部、财政部再次联合印发“本科教学工程”实施意见，正式启动“本科教学工程”，决定以质量标准建设为基础，探索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国家标准本科教学工程”旨在引导高校主动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走内涵式发展之路为此，经费拨款上除部属院校由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外，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列入国家“本科教学工程”的项目主要由地方财政或高校自筹经费支持，鼓励地方普通本科院校积极筹措资金设立省级和校级“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13]“本科教学工程”项目经费上的自筹，为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自主办学提供了可能地方普通本科院校结合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和自身办学特色，积极创建“突出重点、改革创新、继承发展、引领示范”的“本科教学工程”三级梯度项目(“三级梯度”是指“国家级-省级-校级”)近年来，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实现了国家级教学团队、精品开放课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卓越人才培养工程以及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等方面的重大突破然而，这仅是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自主办学”理念的“冰山一角”《规划纲要》将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提出大学应在国家的宏观指导下，“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具体表现为：政府宏观指导，市场适度调节，社会广泛参与以及高校自主办学为此，作为大学最高权力机构和自主办学法理依据的大学章程“应运而生”；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大学去行政化”意见被提上议事日程2014年7月，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意见》，从考试招生制度、学科专业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