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先秦圣王思想来源及其影响 杨秉中摘 要：圣王思想是颇具影响力的古代政治思想之一本文从“圣”的初义出发，考察了由“圣”至“圣人”，再至“圣王”观念产生的思想发展脉络；并在此基础上，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指出圣王思想在帝制时期专制政权统一思想过程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关键词：圣；圣人；圣王；意识形态：K232 文献标志码：A ：1002-2589（2017）10-0162-05“圣王”一词最早见于《左传桓公六年》，参考语境——已经是较成熟的观念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和统一性的特点，许多具有影响力的理论观念往往能追溯到文明的早期因此要搞清楚圣王的定义，有必要先厘清单字“圣”的原意，以及由“圣”延伸而来的“圣人”等相关概念一、圣字初义：巫之通达神意的能力首先，甲骨文中已有“圣”的原型：“■”，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释曰：“象人上着大耳从口，会意圣之初谊为听觉官能之敏锐，故引申训通贤圣之义，又其引申也……听、声、圣三字同源……闻之与圣，亦当是一字[1]3519同书第九卷释“庭”曰：“案古听、声、圣乃一字，其字即作■，从口耳，会意言口有所言，耳得之而为声；其得声之动作，则为听……《左传》‘圣姜，公（羊）、■（梁）作‘声姜，知声、圣为古今字，后乃引申为贤圣字。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曰：“耳具敏锐之听闻之功效是为圣……既言其听觉功能之精通，又谓其效果之明确故其引申义亦训通、训明、训贤，乃至以精通者为圣”，明确听闻之敏锐能力即是“圣” [2]1287其次，圣代表的出众“听、闻”能力所面对的对象需要进一步探究众所周知，甲骨文为殷商卜辞，其所其承载的，乃那个时代的普遍性思维殷商时期的意识形态以巫术和原始宗教为主要形式，最主要的特点是殷人对上帝或天神的崇拜，如《礼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①陈梦家指出：“殷人的上帝或帝，是掌握自然天象的主宰……上帝之令风雨、降福祸是以天象示其恩威，而天象中风雨之调顺实为农业生产的条件所以殷人的上帝虽也保佑战争，而其主要的实质是农业生产的神[3]580对于殷人而言，帝是掌握人间福祸的至上神，上至国家兴亡，下至农业丰歉，包括自然界的天象运行、城邑兴建、军事征伐的胜败等等，都出自帝的意愿那么，為了获得上帝的意旨，必须要具有相应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能够敏锐“听、闻”神意的圣■田忍通过考察字形字义，认为圣的契文原型左侧之“■”代表着通达神意功能的法器，可作佐证[4]233再次，圣这一能力，并非全体社会成员都能拥有，而是由“巫”群体所掌握。
②在原始社会早期“绝地通天”事件之后，沟通上天，承接神意的权力被以王为首的“巫”所垄断，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特权，他们“用祭祀仪式沟通神界，用占卜的方式传达神的语言”，殷商时期正符合这种社会情形[5]28圣、巫和王的关系，正如张光直所言：“既然巫是智者圣者，巫便应当是有通天地本事的统治者的统称……殷商王室的人可能都是巫，或至少都有巫的本事[6]266综上，巫的职能是聆听上帝的意志，而这种能力势必要足够的精熟、敏锐，圣之初意正指的是巫（以殷王为首）这种能够敏锐的领悟、通达至上神意志的能力二、西周圣人观念：聪明惠达的理想人格圣的含义在西周出现了转变，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西周革命成功，“小邦周”取代“天邑商”，这在思想上对周初统治者产生了极强的震撼商王坚信“我生不有命在天”，盲目的崇信上帝，但最终为周所灭，迫使西周统治者对天命进行反思反思意味着对旧事物进行新的诠释周人仍笃信天命，但已有夏、商相继倾覆，天命转移已是不争的事实出于维护政权的目的，周人将目光投向自身，产生了“忧患”意识，如《周书君■》载“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敬” “德” “明德” “敬德保民”等新观念[7]321。
西周新思想最大的特点是：天命转移的依据在于现实中的人事，即周王的个人品德和统治行为，《周书召诰》载：“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正是其体现[7]285这也正是殷周之间政治和文化巨大变革的思想源头徐复观将这种“忧患意识”称为“人文精神觉醒”，其实质是：“在忧患意识跃动之下，人的信心的根据，渐由神而转向自己本身行为的谨慎与努力……尤其是一个‘敬字，实贯穿于周初人的一切生活之中，这是直承忧患意识的警惕性而来的精神敛抑、集中，及对事的谨慎、认真的心理状态这是人在时时反省自己的行为、规整自己的行为的心理状态周初所强调的敬的观念，与宗教的虔诚，近似而实不同宗教的虔诚，是人把自己的主体性消解掉，将自己彻底投掷于神的面前而彻底皈依于神的心理状态周初所强调的敬，是人的精神，由散漫而集中，并消解自己的官能欲望于自己所负的责任之前，凸显出自己主体的积极性与理性作用[8]33及至殷商，圣指的是巫群体，特别是殷王，通达至上神意旨的能力随着西周人文精神的觉醒，理性思维萌发，圣的宗教意味趋于淡化，更多地体现出人文精神，圣开始用来指代人聪明智慧的内在品质，拥有这一品质的便是“圣人”以《周书多方》为例：“乃惟有夏，图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时丧，有邦间之。
乃惟尔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蠲■，天惟降时丧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7]338《多方》作于周初，为周公告诫殷遗民之辞夏、商之王耽于游乐，荒废政务、祭祀，被上天剥夺了政权；周王勤于军政，审于德行，才得以承接天命，统理万民篇中将“圣”和“狂”对举，“圣”即“圣人”，句意为：“（作为统治者）聪明惠达之人，不常思虑（上帝意旨）则会变得狂妄无知；狂妄之人，能常思考（上帝意旨）也会变得聪明惠达可看出，即便天命观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圣已用于表示统治者自身褒义性质的品质与德行同样的变化也体现于《诗经》，其中多篇将聪敏智慧之人称作“圣人”《小雅小宛》载：“人之齐圣，饮酒温克[9]325意为“正派、智慧特出之人，喝酒能从容而适度”，圣指人的聪慧《大雅板》载：“上帝板板，下民卒瘅……靡圣管管，不实于■[9]460本篇为劝谏周王之诗，“靡圣”即“轻视圣人而自以为是”《小雅巧言》载：“秩秩大猷，圣人莫之[9]331指圣人制定了宏大而完善的典章制度《大雅桑柔》载：“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9]474同样是“圣人”与“愚人”对举，与前例《周书多方》中“圣”言君主不同，这里的“圣人”可理解为聪慧的普通人。
此外，还有“汤降不迟，圣敬日跻”（《商颂长发》） “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小雅正月》） “皇父孔圣，作都于向”（《小雅十月之交》）等，这些词句中的圣都表示“智慧”的内在品质或“拥有智慧之人”综合《尚书》《诗经》中的使用情形来看，西周时期，以“通达”为思想基点，听从天命不再是圣的主要涵义；更多的情况下，圣是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对聪明惠达这一人的内在品德的称谓，“圣人”的概念也开始出现，用来指代拥有这一品质的理想人格三、东周圣人观念：理想的政治人格夷、厉、宣、幽后西周走向衰落；随后的春秋战国时期更是诸侯争霸、礼崩乐坏、战乱不断这一时期的社会动荡在思想上有两个直接影响：首先，原先以天帝和周王为核心的思想权威走向衰落殷周以来，天是社会秩序形而上的价值依据，周王则以“天子”身份作为现实的统治者现在天的权威遭到质疑，现实中的周王也仅存有“天下共主”的名义社会的混乱无序投射到了思想层面，这在《诗经》中表现尤为明显《小雅节南山》载：“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昊天不佣，降此鞠■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吊昊天，乱靡有定[9]304一篇之中，充满了对上天不满的宣泄，埋怨天帝的错误行为使得自己受苦《小雅巧言》载：“悠悠昊天，曰父母且。
无罪无辜，乱如此■昊天已威，予慎无罪昊天大■，予慎无辜[9]331同样是讽刺上天对民众失当的惩罚，类似情形不胜枚举与此相对应的是，西周以来萌发的人文和理性精神愈发闪耀，这就是在思想层面的第二个变化，政治事务中人的价值进一步地得到关注诸侯国内的权力争夺，诸侯间频繁的战争、会盟，新的政治秩序的构建都要仰仗于智慧和理性，更加巩固了这一认识陈来先生总结道：“从春秋思想文化的发展来看，有如下渐进的发展，充满实证精神的、理性的、世俗的对世界的解释越来越重要，而逐渐忽视宗教的信仰、各种神力及传统的神圣叙事宗教和非宗教性的仪典形式逐步让位于德性精神的强调，礼仪文化渐渐转化，形式化的仪典文明渐渐转变为理性的政治思考和道德思考[10]9-12这样，与时代需求相符的，以聪明、智慧为主要特质的“圣人”不断地被凸显出来，成为结束动荡，重构社会秩序的希望所在《左传成公六年》载：“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11]546《左传成公十六年》：“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 [11]613在上述两例中，可以发现圣人已被置于相当崇高的政治地位上，不仅可以引领群众，完成重要的事业，而且能够使国家没有内忧外患，这些都要凭借圣人的出众的智慧和政治谋略。
随着思想地位的不断提升，最终圣人成为诸子百家论政的中心人物，甚至具有了终极的意义孔子最先赋予了圣人极高的标准，《论语述而》载：“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12]76称当世无圣孔子认为圣人是理想的统治者，《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12]“博施于民”和“能济众”，突出了圣人的经世的责任，而尧舜也难以兼顾二者，可见孔子心目中圣人的地位之崇高孔子的圣人观成为后世圣人崇拜的思想源头先秦诸子都将圣人置于自己思想崇高而核心的位置，这方面论著颇丰，不再详述简言之，在人伦道德的层面上，圣人代表着完美的道德人格如《孟子离娄》载：“圣人，人伦之至也[13]146“圣人，百世之师也《孟子尽心下》）《墨子尚贤中》载：“圣人之德，总乎天地也在政治经世的层面，圣人是理想的政治人格，这点是圣人思想的重心《孟子滕文公上》载：“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13]101《管子乘马》载：“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于己不足，安得名圣……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14]103在百家皆言圣人的情況下，圣人逐渐被抽象出来，不断被美化，最终具有了超越性。
首先是圣人与“道”的关系尤为值得注意最初的道是指现实中的道路，后逐渐演变为形而上的抽象概念老子最先将道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其他各家的道论也大致相同在先秦诸子看来，“‘道是理性思维的最高抽象……是有关宇宙（天、地、人）理论体系的一字性凝结和概括，同时又是真、善美和智慧的最高体现[15]401具有超越性的圣人与道的关系尤为密切，《大戴礼记哀公问》称：“所谓圣人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16]11认为道需要圣人去认知《易说卦》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17]569认为圣人是道的创立者二者的关系可概括为：道与圣人相依相成，圣人是道的人格体现，道要依靠圣人发明而显现[15]431其次，圣人与代表至上神的天也产生了联系，出现圣神合一的趋势圣人与天的这种关系，与最初“听、闻”天意的圣有着一定的继承关系孟子说：“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13]295《礼记礼运》载：“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16]刘泽华对此总结道：“圣本是理性的标志和理性的人格化，然而由于圣人垄断了理性，而且在历史上又是使人成为人的‘塑造者，于是圣人逐渐从‘人中分化出来，在圣人身上逐渐增加了超越性。
其结果是圣人与神相通，圣神合一[15]431但是诸子的圣人观仍然集中在具有聪明、智慧品质的道德或政治人格这个层面，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