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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另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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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另一种选择 祝曙光内容摘要尽管近代以来扩军备战一直是日本的基本国策,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日本不得不裁减军备,出现了究竟是成为“大陆国家”还是“海洋国家”、是奉行“大日本主义”还是“小日本主义”的争论20世纪20年代日本出现了长达10年的军备缩减时期,并与日本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相伴而行这说明在日本国家发展道路上曾出现过另一种选择,遗憾的是这种选择没有转变为现实关 键 词 日本 军队 华盛顿会议 裁军 美国 从明治年代到二战结束,历届日本政府均奉行“富国强兵”政策,把扩军备战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使日本军事实力不断上升;但日本的军备扩充受国内外因素的制约,并不是简单地沿着直线上升在近代日本国家发展道路上曾出现过究竟是成为“大陆国家”还是“海洋国家”、是奉行“大日本主义”还是“小日本主义”的争论,尽管前者压倒了后者,但后者毕竟在日本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一明治政府成立后,把“富国强兵”作为建国的三大政策之一,于1871年2月创建了直属天皇的近代军队由于明治政府建立近代军队的重要目的是对外扩张,所以军制改革、人员扩充和武器更新进行得非常迅速但是在扩军备战的总趋势下,日本国内围绕国家发展道路的争论并没有停息。

19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出现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发展观:一种是主张日本应脱离落后的亚洲而跻身列强的“脱亚入欧论”;一种是日本应协助、联合和主导中国朝鲜一道防止西洋入侵的“东洋盟主论”1887年5月日本著名思想家中江兆明出版了《三醉人经论问答》一书,尖锐地提出了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即日本究竟是走军国主义道路,还是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外扩张,还是睦邻友好?《三醉人经论问答》一书虚构了洋学绅士、豪杰君、南海先生三个各具不同思想倾向的人物,借三人豪饮鼎谈的形式分别阐述、分析、对比了当时日本正流行的三种典型的政治、外交论其中洋学绅士是通晓西方近代思想的学者,代表了西方式的和平民主思想;豪杰君是身穿日本和服的壮士,主张当今世界乃实力主义时代,空谈理论不如向外扩张,代表向外侵略的扩张主义;南海先生则是中间论者洋学绅士主张日本应“夷堡垒,销火炮,化舰为船,变卒为民,专究道德之学,讲工伎之术,成纯然理学之子”如此,“则以文明自夸之欧洲诸国人士,能于心无愧乎?彼或凶顽,不仅心中无愧,而且乘我撤销兵备之时悍然来寇,吾侪不带寸铁,不挟粒弹,以礼迎之,彼果可为何事乎”?“据弱小之邦,与强大之邦相交,奋不足彼万分之一有形腕力,如将鸡卵投向石头一般。

他提倡日本“以自由为军队、舰队,以平等为堡垒,以友爱为舰炮,届时天下岂有当者”?万一日本被列强占领,洋学绅士建议国民忍耐或迁往他国,“世界万国,皆我宅地”面对弱肉强食的世界,豪杰君认为空谈理想没有用,“方今,宇内万邦相竞尚武,凡学术所得,种种精妙效果,皆资以供戎马之用,益益极其精锐”落后于他邦而欲得文明之具者,其术虽多种,要者不外乎出巨额金钱买取而小邦不能给其费用,必更割取一大邦,自己成为富国豪杰君提出以割占大陆,使日本由“小邦”变为“大邦”的对外扩张理论他说:“有一大邦,我偶忘其名,它甚博大,甚富实,而甚劣弱何不速往割其半,割其三分之一发一纸诏令,尽募国中丁壮,至少可得四五十万倾府库之财,至少可买数十百舰割取彼邦之半或三分之一作为我邦,我成大邦南海先生认为洋学绅士的和平主义和豪杰君的扩张主义都有失偏颇,难以苟同针对列强侵略之说,南海先生断言“二君各自固执积、消两论”,“其病源实一也一者,何也?过虑也”他反对“过虑”的理由有三点:第一是国际道义;第二是军事格局;第三是诸权分立他指出:“故欧洲诸国犹如虎狮其议院,其新闻纸犹如铁网而又有诸国均势之义,有万国公法之约,隐然胶着于其手足,故夫狞恶之虎狮,终岁开口吐舌,却不能遽恣其噬齿也。

万一西方列强“悍然来袭”,“将何以待之乎?”南海先生提出的是有别于洋学绅士和豪杰君的全民自卫对策,他指出:“何须从绅士君之计,束手俟死耶?何须循豪杰君之略,招邻国之怨耶?”在此基础上,南海先生批驳了豪杰君割占的扩张理论:“若夫如支那国,言其风俗习尚,言其文物品式,言其地势,亚细亚小邦者当与之敦好固交,可务求无相互嫁怨支那国土之博大,人民之蕃庶,实为我之一大贩路,混混无尽利源也如不虑此,徇一时张扬国体之念,以琐碎之违言为名徒腾争竞,吾见尤非计也最后,南海先生得出结论:“至于外交之旨趣,务以好和为主,不至国体毁损,决无张威宣武中江兆民从自由民权论者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近代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三种选择,并逐一分析了各自的逻辑、依据和利弊得失综观中江的学术和政治生涯,其思想倾向和行为方式显然与南海先生颇为相似[1]尽管豪杰君的军国主义扩张路线在日本近代史上占据了主导和正统地位,但和平裁军思想就像一条不断的线一样,在近代日本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时隐时现,虽然它常常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但是当日本的对外扩张遭遇困境、挫折或对经济发展、百姓生活造成重大负面影响时,它会以极大的能量展现自己,对军国主义扩张路线形成冲击。

日俄战争是日美两国关系的转折点经过这次战争,日本不仅维护和扩大了在远东的殖民利益,而且确立了在西太平洋海域的海上优势(来自俄国的海上威胁不复存在,日本海军实力由战前的世界第四位上升为第三位),由此引起了美国的不安,导致日美关系的恶化,日美两国军方分别着手起草针对对方的作战计划,视对方为假想敌国,竭力扩充海军军备,谋求海上优势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深受马汉学说的影响他用在位的短短8年时间,将美国海军实力从世界第五位提高到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位,成为马汉理论的实践者日本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造舰计划不甘示弱1907年的《帝国国防方针》决定海军军备以最新式的战列舰和最新式的装甲巡洋舰(舰龄未满8年)各8艘为核心,并配备相应的辅助舰艇1918年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提出了新的扩充海军军备的方案在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中,日美两国的海军军费急剧上升众所周知,日本的经济实力远远不及美国,它承受不住军备竞赛的巨大负荷,不可能在军备竞赛中胜过美国海军将领加藤友三郎认为,即使日本勉强建成了“八八舰队”,也养不起这支庞大的舰队,因为维持“八八舰队”的费用占日本政府每年预算支出的1/3以上从明治末期到‘八八舰队预算成立间的海军军备的扩充,在国家预算上成为大藏省最大问题的与其说是建造舰艇的临时费,莫如说是经常费。

……只要国家财富没有飞跃的增长,维持‘八八舰队就完全不可能大藏省甚至向海军当局发出绝望的呼吁——海军决定了“日本财政的生死”[2] 二1921年美国出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战运动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反战运动的压力,于1921年7月9日提议在华盛顿召开美英日法意五国裁军会议日本的和平反战运动始于日俄战争前1903年,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堺利彦,基督教徒内村鉴三通过《万朝报》进行反战和平宣传持反战立场的还有《东京日日》、《每日》等报刊由于《万朝报》社长黑岩周六放弃反战的主张,幸德等人毅然退出《万朝报》社,于1903年11月组织“平民社”,出版了以宣传“平民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为宗旨的《平民新闻》(周刊),该周刊不顾当局的压制和处罚,报道人民的困苦,反对战争更值得提及的是,1904年《平民新闻》发表了《告俄国社会党书》的社论,呼吁不分种族和地域的不同,共同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认为这一呼吁与普法战争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发表的反对合并阿尔萨斯、洛林的宣言一样,具有重要意义1904年,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各国社会党大会上,日本代表片山潜和俄国代表普列汉诺夫在主席台上紧紧握手,双方都发表了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演说,这一幕具有象征意义。

日俄战争期间,反战、厌战的情绪在日本蔓延东京基督教青年会组织集会活动,反对战争诗人与谢野晶子在给进攻旅顺的弟弟题为《君勿死去》的诗中有“旅顺城的存亡算什么”的句子,激烈反对战争大冢楠绪子在《百度参拜》一诗中写道:“当被问到国家和丈夫孰重的时候,只有默默而饮泣这些诗不是藏之于密室,而是公开登载在杂志上,博得了人民的喜爱,政府也无可奈何[3] 日俄战争以后,内村鉴三多次呼吁日本应像瑞士、丹麦那样当一个“理想的小国”1912年1月至3月,《东洋经济新报》连载了该报主编的文章——《放弃满洲乎、扩军备战乎》,明确表示反对扩军,反对帝国主义,主张“放弃满洲”1914年,《东洋经济新报》接连发表了《战争无休止乎》、《反驳侵略领土论》、《不可占领南洋》、《决不可占领青岛》和《再论不可占领青岛》等社论,指出:“按照我国民生活之现状,当前无论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诸方面,均须进行彻底整顿并开展大规模改革运动在政治方面,变限制选举为普通选举;在产业方面,取消保护政策,确立自由开放政策;在对外政策方面,抛弃帝国主义,奉行工商主义;在国防政策方面,缩减当前过于臃肿之军备,改为高效率之小型军备;在教育方面,废除官学特权;在社会问题方面,把妇女和工人从当前穷困境遇中解放出来。

每十年发动一次战争,是滥用国民的爱国心,或过分迫使发扬爱国心,我们不禁窃为此担忧 [4] 1916年1月至10月,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创作了和平反战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对国家持否定、批判与怀疑的态度在第一幕亡魂召开的和平大会上,亡魂登台叙述战争的残酷和死亡的痛苦,进而指出:“那些自以为不会死在战争上的人,知道战争的可怕,而且知道死在战争上,是没有意思的事以好战国出名的日本的天皇明治天皇御制里,仿佛有四海都是同胞,何以会有战争这般意思的歌,我也这样想我的意见,以为那样滑稽武士的死法,是傻到万分 [5]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趁火打劫,于1915年1月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 “二十一条”要求的提出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遭到了西方列强的反对《东洋经济新报》在1915年5月5日的社论中痛切地评论说:政府明目张胆的侵略政策和“国民的轻薄的举国一致论”,这两者是“树敌于全世界,其结果只能说是为帝国贻下百年之祸根”随着“二十一条”要求交涉导致大隈重信内阁外交日益被动时,同大隈内阁对立的政友会逐渐掌握国内政治的主导权,1918年9月政友会组阁,成立了原敬内阁,协调外交出笼不久日本掀起了裁军运动。

1921年2月,尾崎行雄在第44届议会上提出《限制军备决议案》,主张:通过裁军来摆脱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削减阻碍教育、产业、交通发展的军费;克服落后于时代的大舰巨炮主义由此拉开了裁军大辩论同年9月,尾崎行雄与岛田三郎、吉野作造等人发起成立了裁军同志会,会中集结了许多政界、学界、舆论界和劳动界中的民主主义者[6] 轻工业资本家也积极参与裁军运动因为轻工业资本家,特别是其中的中小资本家势单力薄,经不起扩军带来的经济负担美国提议召开国际裁军会议的消息,进一步推动了日本的裁军运动,“民间的裁军呼声更加高涨起来”原敬指出,日本已进入世界五大强国之列,在世界上的地位“非常重大,其责任亦愈益重大”,日本“负有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之责任”;而华盛顿会议无疑是世界上大国之间召开的非常重大的会议,各国采取一致行动削减军备能够减轻国民的负担,“此乃世界之幸福”[7] 在日本选择成为“大陆国家”还是“海洋国家”的问题上,陆海军有着不同的意见陆军认为俄国是日本最大的威胁,“以俄国的对日复仇战为前提,估计即便在将来俄国仍是我国防上主要的敌国”;日本应向中国、特别是满洲求发展,主张陆主海从,积极扩充陆军,“对于海军仅期待这样的辅助作用,即为了日本至大陆间的交通线的安全,确保从日本列岛到巴士海峡的制海权”。

海军对陆军的战略思想不以为然海军战略理论家、被誉为日本的“马汉”的佐藤铁太郎认为,向中国发展而置南方海洋于不顾是本末倒置佐藤“痛斥陆军所宣传的俄国复仇战是非现实的,日本不应深入经营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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