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章句之学研究述评 摘要：汉代经学发展呈现“章句化”倾向学界关于“章句”的性质、起源、形式与内容特征等，众说纷纭，亟待厘清章句之名始于春秋末期，其初义为“离章析句”，至汉代成为包含义理与训诂的学术形式汉代章句之学有大、小章句之分，且与师法、家法观念纠缠在一起就章句之学兴衰原因的探讨，也往往着眼于章句之学本身所呈现的弊端，即“繁琐”与“破坏大体”，而欠缺由政治与学术关系的角度深入探讨厘清章句之学的发展历程，对于把握汉代经学发展与政治权威的关系至为关键关键词：章句;义理;师法基金项目：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创新计划项目“光武‘重儒及东汉士风衍变”（KYCX17-1957）：K234 ：A ：2096-5982（2020）11-0069-06章句之学是汉代经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反映了汉代儒学的基本发展形态及其特征古今学者就汉代章句之学的性质、兴衰历程及其与汉代政治关系的研究，著述颇丰，但其中仍存在一些争议或有待澄清的问题，需要持续探索故撰此文，以章句为线索，甄集材料，条叙流别，以为研究两汉经学史、思想史之一助一、关于章句之学性质的研究汉代经学注释体例名目繁多，近人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称两汉注书“立名虽繁，而通行之体则不外乎传、注、章句三者”①;戴君仁《经疏的衍成》② 称汉人说经大抵可归并为解故和章句两种;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③ 认为“经学著述形式除章句和笺注外，还有传、说、记三种”;杨权《〈白虎通义〉是不是章句》④ 则分为传、说、记、注、故、例、章句七体。
各家划分的结果虽不尽相同，但都包括章句，将章句视为两汉以来的一种独立注疏形式汉代存在一种作为经解体例形式存在的“章句”概念，当为确诂但汉代经学研究中所关涉的“章句”，又往往被视作汉代经学发展中的一种学术派系，即“章句之学”古籍在篇以下多不分章，更不断句，要讲解文意，往往就需要分篇为章、析章为句古人在面对先哲经籍时，首先要解决的是句读和划分文章层次的问题正确的层次划分是理解文意的前提条件，也是注疏文章的基础郑玄注《礼记学记》“离经辨志”云：“离经，断句绝也所谓“断句绝”即“分章断句”，颇类后世的句读马建忠《马氏文通》⑤ 解释句读曰“凡有起词语词而辞意已全者曰句，凡有起词语词而辞意未全者曰读”吕思勉《章句论》也认为“章句之朔，则今符号之类耳”，“章句二字之本义，盖即今之画断点句”⑥董洪利《古籍的阐释》⑦ 赞同吕说，明确指出章句之学，最初就是辩明句读之学还有一些学者在出土文献中为此说寻找证据，如葛志毅《两汉经学与今文章句》⑧ 认为《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中出现的圆点号和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十问》篇中的圆点符号“●”位于章首，有着明显的分隔文本层次的作用;姜哲《汉代“章句之学”的“诠释学处境”》⑨ 认为《武威汉简》中的“”符号的用法与“章句”直接相关。
若将“章句”理解为“分章析句”的注疏体例，它确实起到与“句读”相类似的作用，这也是上述学者将“章句”之学等同于“句读”之学的原因然而，“句读”仅仅是治经的第一步，“离经辨句”还与“注述”紧密相关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谓“尚未能离经辨句，复何须注述大典？”⑩这是关于“句读”与注述关系的最早论述近世学者往往将“章句”视为一种注经体裁，如吕思勉《章句论》又称“所谓章句，似即后世之传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 谓“章句是从汉朝以来的一种注解名称”;张荣明《中国的国教——从上古到东汉》 称章句包含义理，是“经义的现代化阐述”章句”作为经书“注述”的内容，似乎与另一种解经体例——“说”相类，故王铁《汉代学术史》 提出“章句相当于说”，“说与章句两名可以互称”，“西汉多称说，而东汉多称章句”但支持该说的材料只有一条，即《汉书儒林传》所言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义）而已，今《小章句》是也”由《汉书艺文志》将“章句”与“说”两类著作并举看，二者在汉代实际是不同的两种解经之体故王氏之说不可从另有学者夸大“章句”之学的外延，如葛志毅《两汉经学与今文章句》将“章句”视为汉代经书解释体系的总称，从而将诸如说、训诂、大义、传等名目的解经体系都包括在“章句学”的体系内。
葛氏之说无疑忽视了汉代各种解经方式的独特性，從而抹杀章句与其他解经体例的差异，同样不可从就章句溯源而言，《后汉书徐防传》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故有学者认为章句始于春秋末期，如任远《汉代章句之学与语法研究》 认为“章句之学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吴承学、何诗海《从章句之学到文章之学》 认为章句起源于先秦时期更多学者认为章句或章句之学兴起于汉代，如俞启定《汉代经学教育述评》 认为章句之学兴起于汉初搜集、整理失散之图书典籍的过程中;徐兴无《石渠阁会议与汉代经学的变局》 认为章句起于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后;王铁《汉代学术史》与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认为章句产生于汉宣帝时期但上述著作所言之“章句”与“章句之学”实为二事，这也是造成有关兴起时间争议的原因之一张辰《章句学的发展与得失论》 认为在《后汉书韩韶传》“少能辩理，而不为章句学”与《梁书江淹袁淑明传》“淑明任心观书，不为章句之学”，最早提到“章句学”和“章句之学”的概念杨权《论章句与章句之学》 指出章句是一种注疏形式，而章句之学是一门学术张荣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汉代章句学》 亦认为章句是一种文体，章句学是与这种文体有关的学术活动。
但杨氏、张氏之说却忽视了章句与章句之学的联系王宝利《再论章句与章句之学》 提出“章句”与“章句之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章句是章句之学繁荣的标志，但章句之学的衰落却与章句体没有必然的联系由上可知，作为注疏体例而存在的“章句”，出现时间可上溯至先秦时代，但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门类而存在的“章句之学”，却要远远晚出于“章句”章句之学”实际是先秦儒学发展到“经学化”阶段后才出现的，它是今文经学内部兴起的一种经学阐释之学，其出现的时间当晚于西汉武、宣之世只有厘清“章句”与“章句之学”的概念区别，我们才能继续探讨汉代章句之学的特征及其兴衰原因问题二、关于章句之学特征的研究汉代章句作为解经的体例，其在篇章结构、治学方式、规模及内容等方面皆有它不同于其他注经体裁的特色这也是学界一直关注且存有争议的研究领域一）章句形式特征的相关研究1. 经籍结构中的“章”、“句”王充《论衡正说篇》就经籍的结构做过简要的说明，曰：“经之有篇也，犹有章句也;有章句，犹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实际是将经籍的层级结构分为字、句、章、篇四级刘勰《文心雕龙章句》进一步阐释曰：“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
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居者言，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关雎》中系统论述这四级单位的发展历程，认为“篇”、“章”之名，自古有之;后起之“句”代替“言”来表示文章中的一句话，而“言”则与最小的文字单位“字”等同了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章句》 也曾论述此四级结构曰：“集数字而显一意者，谓之一句;集数意以显一意者，谓之一章一章已显则不待烦辞，一章未能尽意则更累数章以显之，其所显者仍为一意，无问其章数多寡或传一人，或论一理，或述一事，皆谓之一篇而已矣”章”与“句”被视为经籍结构中的构成要素，就语法学研究视角而言是成立的2. 就章句与经文的关系而言，学界存在章句是否“依经而行”的争议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 明确指出在郑玄发明笺注体之前，诠释文字与被诠释的经文各自独立“单行”，“即使是章句之作，也是单行”然此说似乎过于武断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 认为“南宋以前，经与注、疏各单行南渡以后，始有合刻本”，此说未知何据另一种观点认为章句“附经”而行，如清人焦循《孟子正义》 认为“既分其章，又依句敷衍而发明之”;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 认为夏侯建之“具文”即“备具原文而一一说之”;张荣明《汉代章句与〈白虎通义〉》 称章句的解说文字穿插在被解说的文本句子中;杨权《〈白虎通义〉是不是章句》认为章句是“紧附所闡释的对象，不单行”。
案章句之学是在分章断句的基础上，对经文逐字逐句作解释;就治学之便而言，我们很难理解章句别行于经文文本之外汉儒“增益章句”而寓“微言大义”于章句文辞之中，若经与章句分别“单行”，则西汉后期繁琐且规模庞大的章句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势必不成体系而陷于混杂状态东汉章句至今尚存的赵岐《孟子章句》和王逸《楚辞章句》足证章句是依附经文而不是独立“单行”的3. 小章句与大章句班固《儒林传》说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戴君仁《经疏的衍成》认为“小章句”是“章句”萌芽期的作品到夏侯建时为“应敌”而编次的章句内容开始由简而繁，故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论夏侯建之著述曰：“建之次章句，意欲求说经之密，以资应敌应敌者，如石渠议奏，讲五经异同，若不分章逐句为说，但训故举大谊，则易为论敌所乘也……遇有不可说处，则不免于饰说矣……求为具文饰说，乃不得不左右采获，备问五经，取其相出入者牵引以为说矣” 钱氏此说大抵精辟可从史籍既有“小章句”的称谓，却未见“大章句”之说最早提出“大章句”概念的是林庆彰的《两汉章句之学重探》 林氏认为汉儒假借经书中的一两句话，通过字句的训诂或文义的阐释，牵引许多资料，从而发挥个人理论的诠释方式，称为“大章句”。
林氏“大章句”的概念，颇具启发之功，只不过他仅以象数论、五行说与五际六情为大章句，较为含混郜积意《宣、章二帝与两汉章句学的兴衰》 赞同林氏“大、小章句”之分，但进一步分疏为三种类型：三万字以内的“小章句”;二十万字以上的“大章句”;三万至二十万字之间的“普通章句”汉代章句按其繁琐与否划分为“大、小章句”颇为可行，但郜氏明确以三万、二十万字数为界，却过于武断大章句与小章句虽有规模大小、繁琐与否的区别，但章句的规模也与经书本文文字的规模有关经本文字规模庞大，则即便是附加简便的章句解说文字，就整本经籍的章句规模而言，同样有可能是一部庞大的章句规模二）章句内容特征的相关研究1. 章句与义理学界多认为章句中包含义理之学的内容，如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 评价丁宽“小章句”曰“其为书但训故举大义，则与当时繁琐之辞又异矣实开后世专以训诂、义理说《易》之风”，“章句主疏明经旨大义”张涛《经学与汉代社会》 也认为“（从学术角度看）今文经学偏重阐发义理，对许多传统思想观念的形成、发展起过一定作用”张荣明《中国的国教——从上古到东汉》甚至直指“‘章句就是义理体系和解释体系”杨权不同意张说，在其《论章句与章句之学》中提出两汉经学“一直存在着所谓‘章句之学与‘义理之学之争”。
换言之，杨权认为“章句学”与“义理学”互不相容此后，张荣明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汉代章句学》 中针对杨氏之文作出回应，反对“只有公羊学和宋学讲义理，汉学的特征是考据”的观点，认为汉代章句学同样离不开阐发道理，“章句是训诂和义理之和”王宝利《再论章句与章句之学》与张说相类，认为“章句之学”的特征就是探究经典的“微言大义”，也即包含义理阐释的内容2. 章句与训诂学界有“章句即训故”之说，如《辞源》 谓章句是“训诂之学”，认为其是运用训诂的方式来作注解，对古籍的音形义进行解释赵吉惠、郭厚安主编《中国儒学辞典》 赞同此说，认为“所谓章句，就是分析章节句读，逐字逐句逐章解说经义但《汉书艺文志》将称“故”、“解故”、“故训”的书与称“章句”的书并列著录，说明章句与训故是不同形式的著述陈梦家在《武威汉简》 中认为狭义的“章句之学”只是“经文的编排与分节”，而“无涉于解故”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亦认为章句与解故相异，“解故重在诠释训诂名物，其辞简略;章句主于疏明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