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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契丹四时捺钵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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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契丹“四时捺钵”的文化价值 辽代契丹民族所创造的“四时捺钵”制度,作为一个绵延二百多年的社会历史现象,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已有诸多的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其中包括古代地理、地名、人物、事件的研究,制度方面的研究,契丹四时捺钵的文化价值等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傅乐焕(原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先生的《辽代四时捺钵考》,发表于1942年;姚从吾先生(台湾学者)编著的《东北史论丛》上下两册,1959年9月台湾正中书局发行从中透析“四时捺钵” 的文化价值 一、“四时捺钵”是辽代开创的契丹族的中央政府和皇城的迁徙流动制度 1、“四时捺钵”的制度框架在研究了辽代的“四时捺钵”现象之后,我们首先强烈意识到的,这是一种国家制度作为制度,其充分体现了系统性、完整性、稳定性,不是某一帝王率性而为的个人行为,也不是某一阶段出现的偶然现象更不是简单的游幸活动从制度来看,其结构至少包括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第一,行为主体与留守处的关系方面做出的严格规定《辽史•营卫中》里说,“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唯摘宰相一员,枢密院都副承旨二员,令史十人,中书令史一人,御史台、大理寺选摘一人扈从。

每岁正月上旬,车驾启行宰相以下,还于中京居守,行遣汉人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权差,俟会议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敕文官县令、录事以下更不奏闻,听中书铨选,武官须奏闻作为一个王朝的中央政府,这种捺钵行为主体的范围,几乎完整地囊括了所有的中央机构及官员同时,由于契丹人的生活理念是“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无日不营、无在不卫”,捺钵的主体,包括了皇后、太后、皇太子及整个后宫;包括中央机关的主要职员及辅助工作人员,包括了禁卫部队第二,行为时间的规定在行为时间上,因北方四季分明的特点,每季大体上三个月春捺钵”,正月上旬起牙帐,六十日方至,春尽而还夏捺钵”,四月中旬起牙帐,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秋捺钵”,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冬捺钵”,曰广平淀,冬月稍暖,牙帐多于此坐冬以上行为时间的规定,从《辽史•本纪》和《辽史•游幸表》来看,主要是季节方面的规定,在各月的实际运行中有一定灵活性第三,行为内容的规定春捺钵”的钩鱼猎雁,夏秋的呼鹿射虎,这些应属于生产方面的内容;四季中讲习武艺,议商国政,接受属国朝觐,会见宋使臣等寓于其中第四,行为地点的规定春季为鸭子河泺,为长春州;夏季无常所,多在吐儿山,起牙帐前以占卜方式择吉地纳凉。

姚从吾先生认为,夏捺钵的主要驻跸地有两处,一是庆州的永安山(林西县东北),另一处是察哈尔的炭山(张北县);秋季在伏虎林姚从吾先生认为,伏虎林应在庆州,今林西县西北傅乐焕先生认为,秋山应在庆州西境诸山;冬季曰广平淀,在永州的土河与潢河汇流处(今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这些地点的选择,主要是地理因素,如冬求暖,夏趋凉亦有关活动内容,如春水秋山还与治国安邦的其它因素有关第五,建筑方面的宏观规划与宫室布局这在《辽史•营卫制》中有具体的记载,一些宋使节出使辽和代辽而兴的金初营地,也做了描述,大略相同其中侧重在政治、军事、建筑方面做了记述,而于生活方面的皇城服务、保障设施方面仍显欠缺 2、相关的制度出处四时捺钵”制度,从《辽史》来看,主要出自《营卫制》其中,《营卫制》的上、中两部分的导语,集中在思想理论方面做了阐述,而在《营卫中》里,则对“四时捺钵”制度集中地做了制度概括除《营卫制》外,“四时捺钵”制度还反映在《本纪》中反映在《本纪》中的,带有对总体制度的完善、补充性质如穆宗应历十六年秋七月壬午,“谕有司:‘凡行幸之所,必高立标识,令民勿犯,违以死论’”;圣宗太平四年二月己未,猎挞鲁河诏改鸭子河曰混同江,挞鲁河曰长春河”。

圣宗太平七年,秋七月己巳,“诏辇路所经,旁三十步内不得耕种者,不得诉讼之限”《本纪》中,还具体地记录了历代辽君捺钵的实况 在《辽史》以外,与捺钵相关的制度建设,还可以从《契丹国志》、《辽史拾遗》等史书中找到佐证 二、“四时捺钵”以政治中心流动为属性 考察“四时捺钵”的属性,最重要的前提是基于中央政府的整体性、制度性流动迁徙因此,应主要抓住中央政府与皇城及四时流动这两个最主要特征 1、不变的是中央政府的管理主体地位与皇城保障需求换言之,捺钵地转徙和捺钵地驻跸的依然是中央政府,其政治中枢与管理主体地位、作用是不会改变的因此,行政、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职能在捺钵过程中依然正常行使,而这种行使就使得捺钵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属性保持不变,管理者的地位依然保持 2、处在流动和变换的是季节、地域,与之相关的资源和契丹民族驱使这种流动和变化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基础性原因,而使这些散在因素得以整合利用,使之成为捺钵的是契丹的精英,是契丹民族的特色文化因而捺钵在本质上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制度化的安排,规划指导下的行为是契丹所特有的草原渔猎文化及衍生物 在上述两点的结合中,主要突出了治国安邦的主题,体现了军事优先,军政、军民结合的特点。

比如讲兵习武的安排,营地的选择、布局、设置,对属国的弹压,由于外患和内叛而被迫中止的捺钵,变更驻跸地的情况等,均属此类其中变更驻跸地,一方面是澶渊之盟后的向东北迁徙,备兵主要为女真室韦,而皇帝、中央政府的君临及驻跸地的前移等同于坐镇指挥和亲自督军另一方面是每五六年一次的眷顾西南地区,明显带有巡视成分还有,就是天祚帝在完颜阿骨打起兵后被迫西迁,也主要出于避乱、避兵的考虑其次,是体现了亦官亦民、亦政亦经的特点贵为天子的皇帝,亲自捕鱼,亲执弓矢,放飞鹰鹘,一如汉天子春郊播种,对天下人是一种示范,其过程也带有练兵、示武、节庆性质再次是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对民族融合的促进作用这种交流有与宋朝、属国间的情感和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也有驻跸地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和军队的交流,而最重要的是承接汉文化、农耕文化的辐射,汉民族城邦文化、政治文化、文学艺术,包括服饰、礼仪等方面的交流带动与互动尤其是澶渊之盟之后,在大的和平环境之下,辽宋之间交往频繁、坦诚,交流主体、项目亦增除天子登基、驾崩之外,太后、皇后、皇子也在其例,如贺生辰,索要天子画像等内容;又如宋朝登科的知识分子名录也送契丹,《贞观政要》、《唐太宗、唐明皇实录》,白居易《讽谏集》等也在圣宗读书之列,而且宋朝的一些大知识分子也在担任和平友好的使者。

如圣宗太平六年宋龙图待制孔道辅使契丹,孔为孔子四十五代孙(《契丹国志》70页);道宗咸雍是十一年,沈括使辽(《契丹国志》90页);张舜民、苏辙、欧阳修、刘敞等都曾使辽 三、“四时捺钵”的主客观条件 “四时捺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基础和背景而应运而生的“四时捺钵”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精华 1、基于北方的经济地理条件和契丹族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契丹所处的北方,较之宋朝所处南方,以及辽帝所辖汉族农耕区(《辽史》中谓“汉城”)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所谓干旱、半干旱地区,降雨较少由于开发晚,人口稀少,多为草原,整体上属于植根于草原文化的渔猎文化与之相适应的,是契丹族内部社会结构还没有进入农耕阶段,游牧部落为主要治理结构这种情况在辽初尤为明显从太祖开始,所经略、并兼的主要是南方的汉人辖区,以俘掠汉人,兴建汉城,采农耕制度等方式来加强政权建设,巩固内部统治和边防,而战争频仍,俘户迁民,斩杀无辜等行为又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形成巨大的破坏力《辽史•兵卫上》导语部分,把契丹的兴起,人口的俘获,不从者的斩杀,攻城掠州的过程做了很好的、很全面的记述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要受到迟滞。

渔猎文化,从根本上是取之于自然的原生态经济结构,其利在对环境的破坏相对较小,尤其是带有休养生息、轮作轮牧性质的捺钵,所体现的是有限、顺势、因时索取资源,但从负面来看,资源的加工、流通方面利用率低,生活资料的积累率低,在一定程度上压扁了文明进步的阶梯在这种情况下,逐水草而居,车马为家,纵马于野,弛兵于民等,都反映了生产力水平和财富积累的局限,也在客观上使得渔猎文化得以在相当长的时间保存下来而南北分治的契丹治理文化,又使得北方契丹渔猎经济结构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从契丹民族社会进步自身发展逻辑看,文明的进步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到了圣宗一代,即契丹中叶,才可以发生对汉文化的心仪、仰慕和接受(见《契丹国志•圣宗纪》)到了圣宗时,才出现“禁诸屯田不得擅贷官票”等由军队耕种土地,支持战争,赈济灾民的记载(《辽史•圣宗纪》)到了兴宗重熙五年十月,才出现“御试进士自此始”等汉化的过程所以,从一定意义看,对于契丹人而言,由渔猎文化及氏族部落式管理,到农耕文化及封建式管理,是一个不断学习、积累和自我超越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 2、“澶渊之盟”的签订澶渊之盟”的签订,使捺钵出现了三个方面变化,或是为春捺钵发生三个方面的重要转变提供了外部环境。

第一,“澶渊之盟”的签订,使契丹政权在南方换来了相对安定的疆域,使得契丹帝王的捺钵地由漂泊不定逐渐趋于稳定澶渊之盟”的签订,为辽宋两地的经济恢复,人民休养生息带来了喘息的机会,而捺钵就会在更为从容的外部环境中进行从《辽史•兵卫》中可知,辽国的兵制,一则全民皆兵而全民从兵事,在战争状态下,就使得从事生产劳动的青壮年不能依天时而从事农耕二则所有战争的负担几乎都摊到每一百姓身上而且战争的负担很重,殃及百姓和无辜如每一兵须配三匹马、两丁、甲胄九件,弓四,矢四百,以及各种兵器和军需物资,皆须自备而马草马料靠“四出抄掠以供之”在这样的兵役制度下,如果有战事,则无经济可言第三,“澶渊之盟”之后的捺钵,几乎所有四季的捺钵地,同时又是宋史觐见契丹君主的地方,这在客观上使捺钵地成为交流交往的平台和圣地 3、契丹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关于《辽史》在哲学角度解释四时捺钵方面的贡献,很多专家都多有佳誉姚从吾先生认为《辽史》这方面有“很可喜的说明,而且保持了契丹人的立场”(见《东北史论丛》“契丹捺钵文化的由来”)什么是契丹人的立场呢?一是因地制宜说《辽史•营卫制》中说,“天地之间,风气异宜,人生其间,各适其便。

王者因三才而节制之这里所说的“三才”,当指天地人《周易•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兼顾三才之间的关系而合理的结合,实际上就是要照顾到人的需求与经济地理条件,与资源条件,与气候节气等自然条件的结合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与如今的环境理念,可持续发展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都具有共同之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段精妙的依据天时地利实施王者治理之说,在史家看来,都是源于亘古的中原文化传统如《辽史•营卫中》,援引史书典籍为依据:“《周官》土圭之法,日东,景朝多风;日北,景长多寒再如《辽史•兵卫》上中,还援引上古圣贤的实践为解说:“轩辕氏合符东海,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兵为营卫飞狐以北,无虑以东,西暨流沙,四战之地,圣人犹不免于兵卫,地势然耳《辽史》的许多史论都以中华文化传统为自己民族创造的参照,而且都突出了因时、因地制宜的思想,使自己的创新找到了渊源,从而增强了说服力如《食货志》、《兵卫制》、《营卫制》、《游幸表》、《百官》、《地理志》等开篇都做了开宗明义的解说,《后妃传》也在结尾部分做了阐述而在如今看来,我们所能够从中发现的,则是整个中华文化的一统与一脉相承二是合理地利用自然。

《辽史•营卫中》:“转徙随时,车马为家”契丹民族是北方草原游走的少数民族部落转徙随时”,所体现的是顺应由季节所决定的资源条件,这正是三才中的“有地道焉”,是经济地理的基本原理而“车马为家”,则体现出人口流动的主动性关于“车马为家”,《东北史考略》中引宋彭大雅、徐霆的描写“牛马骆驼以挽其车车上可坐卧,谓之帐舆这是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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