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及其恶果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及其恶果一清王朝第四位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生于 1711 年，卒于 1799 年；1735 年即帝位，翌年改年号乾隆，1796 年让位于其子颙琰 （是为嘉庆帝），乾隆自称太上皇1799 年去世，享年八十九岁，在位六十年，加上三年多的太上皇，乾隆可称是中国历史上享寿最长、在位时间也最长的皇帝了乾隆承乃祖康熙、乃父雍正的余绪，仗全盛的国力，平定边疆，自喜建立“十大武功”，自诩“十全老人”，为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在位期间，社会尚称安定，经济也有一定发展，所谓“康乾盛世”，发展到乾隆中叶达到了顶点文坛上关于乾隆的书籍、文章很多，特别是近年来类似《戏说乾隆》、《还珠格格》一类的电视剧广泛传播，把乾隆描写成为一个开明宽厚、和蔼慈祥、风流潇洒的皇帝而对乾隆的另一面，即文字狱的残酷的一面却很少涉及电视剧《宰相刘锣锅》提到一点，但画面很短，没有给观众以深刻的印象这些虽然名是“戏说”，或者标明“不是历史”，但因电视剧以其曲折动人的故事深入家家户户，长期耳濡目染，一般观众对历史上真实的乾隆得不到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乾隆自称“朕一书生皇帝耳”，这是不错的他自幼聪明伶俐，六岁就学，在名儒指导下，他饱读经书，过目成诵，以此深得乃祖康熙的钟爱。
康熙临终前曾对大学士马齐说：“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当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按即弘历）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康熙弥留之际，已把大清江山托付给了胤禛（即后来的雍正）和爱孙弘历了乾隆性好文学，自谓“平生结集最于诗”，一生写诗四万余首，可称亘古以来产量最高的一人其书法宗赵孟頫而有变化，自成一体，现留墨迹之多，亦居历代帝王之冠可惜的是，这样一个有才情好学习的皇帝，并未以其识见主要用于弘扬文化学术，却因为本人就是行家里手，而又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怀着偏私狭窄的心理，多以疑虑猜测同时代的文人和作品，他的高文化素养和学术造诣，恰成为摧残文化学术的武器，锻炼了大量文字狱据统计，乾隆时期文字狱一百三十多起，超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时期的文字狱的总和其捕风捉影之荒唐，株连之广泛，处理之严酷，也超过了乃祖和乃父二１．孙嘉淦伪奏稿案乾隆十五年，社会上流传所谓孙嘉淦伪奏稿孙曾官至部尚书，署翰林院学士，生性耿直，敢于犯颜直谏，很有社会声望因此有人冒其名写奏稿，指责乾隆“五不解十大过”（据后来所传，说奏稿主要内容是批评乾隆南巡扰民，奢侈浪费和奖罚不公等）乾隆大怒，说：“此案文诬谤朕躬，全属虚捏他命令负责追查此案的侍郎钱陈群“不得存稿，若欲留以取巧沽名，将来别经发现，并尔子将不保首领”。
他下令各省巡抚各级官员严查伪稿炮制者和传布者至同年十一月，仅四川就逮捕了疑犯二百八十多人山东曾发现伪奏稿，山东巡抚认为“毋庸深究”，被乾隆革职查办；御史书成上疏委婉提出劝阻，说此案旷日持久，“株连终所难免”，恳将现在人犯悉行免释乾隆读后勃然大怒，连降二道谕旨申斥为“丧心病狂之言”，书成遭革职服苦役处分自此无人敢谏在连续追查过程中，“情伪百出，有挟仇诬报者，有受嘱开脱者，有畏刑伪承者，甚至教供串供，附会迁就，株连扰累”总之，因此案弄得人心惶惶乾隆十七年十二月，江西巡抚鄂昌奏报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传抄伪稿；逾月，军机大臣在刑讯诱供中得知南昌守备刘时达父子同谋乾隆十八年三月，卢鲁生被凌迟，刘时达等俱定秋后裁决，亲属照便连坐办案和审讯不力的大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适让、知府戚振鹭等俱被革职拿问，交刑部论罪；连两江总督喀尔吉善、漕运总督瑚宝也被革职问罪其实此案疑点很多，证据不足，卢的供词前后矛盾，他说伪稿是刘时达所给，但二人并未对质，又无其他证据，即匆匆将刘凌迟处死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因怕担“不力”的罪名，所以即使罪证不足，也匆匆定案乾隆虽未加罪孙嘉淦，但孙吓得终日心惊肉跳，而面对身边哭泣的妻儿，自悔以前不该耿直敢奏，致使别人冒自己的名字写伪奏稿，惹今日之祸。
乾隆十八年，孙惊俱而死在文字狱的腥风血雨中，正气与傲骨俱丧，敢于直言的人就更少了２． 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胡中藻，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学士及广西学政等职，著有《坚磨生诗钞》等乾隆十八年，有人将此书送乾隆处告发，乾隆阅后大怒，认为是“悖逆多端”，下令给当时的广西巡抚哲治：“汝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察出速奏稍有姑罔，与汝身家性命有关查出即行密封差人驰驿送京，慎之，密之语气如此之重，可见乾隆的恼怒程度他从《坚磨生诗钞》中挑出“悖逆诋讪怨望”之词，如胡的诗中有“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日月合写为“明”字，乾隆即认为胡是有意复明，“加浊字放在国号（清）之上，是何肺腑？”胡诗中还有“老佛如今无病痛，朝门闻说不开开乾隆认为“老佛”是对自己的诅咒，并讽刺自己不问政事；胡诗中“穆王车驾走不停”，乾隆认为这是讽刺他多次南巡；胡诗吊孝贤皇后（乾隆的妻子）有“其夫我又属，妻皆母道之”乾隆认为以夫妻称帝、后，“丧心病狂一致于此，是岂可容者”，意即为天地所不容据此推断，整部诗集就成为有意识、有系统的反清的书他指出此书“种种悖逆，不可悉数”他还追查群臣的责任：“朕见其诗，已经多年。
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人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如此天威震怒，杀气腾腾，群臣以后就只能捕风捉影，吹毛求疵，文字狱更加泛滥胡中藻案又引发鄂昌案鄂昌，是已故大臣鄂尔泰的侄子，满族人，历任广西及甘肃巡抚由于胡是鄂尔泰的门生，鄂昌和胡论世谊，诗文唱和，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但乾隆却申斥鄂昌身为满洲人，“世受国恩，乃任广西巡抚时，见胡中藻悖逆诗词不但不知愤恨，且与之反复唱和，实为丧心病狂之尤”在搜查胡、鄂两家的诗文信札时，发现鄂昌的诗《塞上吟》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又批：满、蒙本属一体，称蒙古人为胡儿，“此与自加诋毁何异，非忘本而何？”定案是：胡中藻斩首，鄂昌赐自尽，鄂尔泰的神位也被逐出贤良祠乾隆对此案大张旗鼓地渲染，同时又传谕八旗，警戒满族人应保持尚武传统，不得沾染汉人诗词习俗，玩物丧志，云云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康熙、乾隆的汉文化水平之高，应居前列，而乾隆内心对汉文化却是如此畏惧，令人难解３． 王锡侯《字贯》案王锡侯，江西新昌（今宜丰）人，中举后九次会试都落榜，从此心灰意冷，专事著述他深感《康熙字典》查检、识记都不容易，于是用数年功夫，编了一部《字贯》，于乾隆四十年刊成。
他曾因祖坟纠纷与族人王泷南结仇王泷南据《字贯》一书告发王锡侯，说他私自删改《康熙字典》，贬毁圣祖其实这完全是挟嫌诬告乾隆一看，该书的《提要·凡例》中有一则教人怎样避讳，即凡有康熙帝名玄烨、雍正帝名胤禛、乾隆帝名弘历等字样时，如何改写避讳作者所教的避讳方法完全按官方规定，行文中不得不出现的诸帝人名字样时，都用了缺笔处理，以示敬逊可是乾隆还认为该书没有用更严格的避讳方法，勃然大怒，认为此实“大逆不道……罪不容诛”王锡侯被斩立决，其妻、媳、幼童等配给功臣家为奴江西巡抚满人海成，当初在接到王泷南的控告后，立即上报“拟革除王锡侯的举人功名”，乾隆认为海成判得太轻，“有眼无珠”，被革职治罪这个满洲大吏以前曾因查缴禁书八百余部，为各省巡抚作出榜样，得到主子嘉奖如今一着不慎，便落为阶下囚从此以后，各省巡抚及各级官员，对于这类案件就更加刻意苛求，吹毛求疵，以拟具处理意见时宁严勿宽，宁枉勿纵，以免被皇帝处罚４． 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徐为江苏东台县举人，生于康熙中叶，卒于乾隆二十八年左右，生前著有《一柱楼诗集》，死后十多年，即乾隆四十三年，却被仇家蔡嘉树告发，子孙因而获罪该诗集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与‘胡儿’谐音）搁半边”、“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重明敢谓天无意”、“江北久无干净土”等句都被认为是“叛逆之词”，说“壶儿”诗讽刺满人，“清风”一句是指满人没有文化；诗集中还有两句“明朝期振翻，一举去清都”。
明朝”二字本来是指第二天早晨的意思，非常清楚，而乾隆偏说是指明代，因此这两句诗就说成是怀念明朝，等等最后乾隆判决：徐及其子徐怀祖已死，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徐的子孙徐食田、徐述书虽然是自己携书自首的，但仍以收藏“逆诗”罪论斩（这说明自首也不能减免罪）；负责校对此书的徐首发、徐成濯兄弟二人的名字合起来是“首发成濯”四字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草木凋落也”，乾隆遂认为此二人名字是“诋毁本朝剃发之制”，以大逆不道之罪处死此前，江苏省布政使陶易曾接到蔡嘉树的告发，陶认为蔡是挟嫌倾陷，命其幕友陆琰拟文把此案移交扬州府查办案发后，乾隆对如此处理异常震怒，陶被押解到京，被判斩监候，不久瘐死狱中陆亦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徐的家属被配发边远地区服苦役曾为徐的诗文作跋的，被认为办案不力的毛澄和谢昆等人或被杖一百，或革职，流放三千里５． 石卓槐《芥圃诗钞》案石卓槐，湖北黄梅县监生，在其《芥圃诗钞》中，有“大道日已没，谁与相维持”等句，被仇家徐光济告发，乾隆批道：“大清主宰天下，焉有大道没落之理？又焉用别人维持？”于是乾隆四十五年，石被凌迟处死，其家属按律例株连，被认为是办案不力的官员也被革职流放６． 程明湮读史书批注案乾隆四十六年，湖北孝感县生员程明湮在读《后汉书·赵壹传》中的五言诗“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后，批下“古今同慨”四字，被人告发，判斩立决。
７． 魏塾读《徙戎论》批注案山东省寿光县民魏塾读史时，对一千多年前晋代大夫江统写的《徙戎论》作了一些批注《徙戎论》针对当时原居住西北的羌、氐族逐渐迁入中原的情况，建议迁徙他们回原处，使“戎晋不杂，各得其所”此议未被晋政权采纳魏塾对此加批语，说那时“在朝诸官俱是驽才猪眼，不用江统之论，遂酿成五胡之灾”经人告发，乾隆认为五胡、戎狄是映射清朝魏塾被斩立决从这两案例看来，不独写诗文可能被认为是反对清朝，即使是读诗书写几句感想批注，也可能有罪８． 祝庭诤《续三字经》案江西省德兴县有祝氏家族，因田产纠纷，祝平章挟嫌告发其族兄祝侠家藏乃祖祝庭诤所著《续三字经》有“悖逆”语，经官府查抄，发现该书内“于帝王兴废，尤且大加诽谤”，如写元朝有这样几句：“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这本是祝庭诤老人为教儿孙识字并知道点简明历史而写的手抄稿，并未流传此时却被认为是借写元朝影射清朝，“明系隐寓诋谤”，结果已故的祝庭诤被开棺戮尸，祝侠及其十六岁以上的子孙均被斩立决，有关人员也被株连９． 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案乾隆四十四年，安徽的戴世道被人告发其曾祖戴移孝所著《碧落后人诗集》和他的祖父戴昆所著《约亭遗诗》中有“悖逆”诗句，如“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句，被认为是怀念明朝，咒骂本朝强迫剃发。
卜太平”一句被认为是“暗指今日不太平，不然何用卜乎”？就这样，戴移孝、戴昆虽死去数十年，仍被开棺戮尸，其孙戴世道受祖先之累被斩，其子侄多人亦被斩监候，秋后处决，妻等被没为奴10． 卓长龄逆诗案卓长龄是清初浙江仁和县人，曾写诗句：“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头轻卸一层毡被人告发，被认为是逆诗乾隆四十七年，卓长龄及其子孙已死多年，仍被刨尸枭首示众其孙卓天柱等被斩立决11． 不但如此，即使献书献策，反对贪官污吏，提出合理化建议，也会招致杀身之祸乾隆二十一年，江苏大旱，庄稼歉收，米价瀑涨，灾民无以为生，而贪官污吏只顾自己享乐，忽视民生，不予救济，常熟人朱恩藻十分愤慨，乃将“四书”成语凑集成文，题为《吊时语》，批评贪官乾隆知道后，认为这是“侮圣非法，实乃莠民”朱被杀，看过《吊时语》未告发者，也被严惩乾隆十八年，一个七十岁的老秀才刘震宇，呈上一本书名《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书中建议抓紧清理户口，对外出的人要限制归期，并清查船户等作者认为这些是缉拿盗匪的好办法湖南巡抚范时绶根据大清律：“生员不许一言建白，违者黜革，以违制论”，决定给以杖一百的责罚，并将刘解回原籍，交地方官永远禁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