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军事经济思想管窥董平均（河北经贸大学 商学院 050061）摘要：《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军事著作，尽管囿于时代的限制，孙子的军事经济理论还有不少局限性，但其中的的“取用于国，因粮于敌” 、军赋改革以及战争与物资奖励思想均为历代兵家继承和发扬，研究《孙子兵法》的军事经济思想有益于我们把握古代军事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关键词：孙武；《孙子兵法》 ；军事经济思想《孙子兵法》是一部反映春秋时期军事家孙武军事思想的一部古代典籍，内容涉及到战争的发展规律和战略、战术原则，以及物资与战争的关系等问题，被历代兵家视为治军布阵之圭臬笔者不揣固陋，试就其中的军事经济思想加以剖析，挖掘其对于研究古代军事经济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价值与意义一粮秣与武备是军队给养的两个重要方面在这一问题上，孙武特别强调，善于用兵的将领应该树立“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原则，解决军队的给养问题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理论，最早见于《孙子兵法·作战篇》：“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这一原则为历代兵家所推崇曹操注《孙子》曰：“欲战必先算其费，务因粮于敌也” ；“兵甲战具，取用国中，粮食因敌也。
” 李筌曰：“具我戎器，因敌之食，无匮乏也 ”张预更一语中的：“器用取于国者，以物轻而易致也；粮食因于敌者，以粟重而难运也夫千里馈粮，则土有饥色，故因粮则食可足 ”战争是在敌我双方的对抗中进行的，其目的不外乎削弱或消灭敌人，保存或壮大自己，所以在深入敌境后，抢掠其财物和粮食以充实自己既减轻了本国“千里馈粮”的负担，又削弱敌方的经济力量，孙子强调：“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芑秆一石，当吾二十石 ”[1]（P31 —P43）吴国偏居东南一隅，至春秋后期，经济、文化仍然相当落后据《吴越春秋》记载，其地“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君无守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 ”同竞争对手楚国相比，无论从领土面积，还是人口兵力、物资资源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这些客观条件，不能不影响到孙子作战的指导思想春秋末期以来，战争的性质也在发生着巨变， “连续的进攻，凶猛的追击，反复的角逐，促使战争的过程更加复杂化，……使战争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大大地扩展了 ”[2]（P203 ）由此而引起的武器装备、粮草的耗费也相当惊人，孙子已经比较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1]（P31） 《管子·侈靡 》篇也说：“春秋一日，败费千金 ”如何确保军队的给养已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古代交通运输工具十分落后，深入异国作战，战线过长，交通不便，部队粮秣供应，完全依靠本国运输则相当困难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 ”[1]（39） 《管子》亦云：“粟行————————收稿日期作者简介：董平均（1962—），河南汝南人，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吉林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五百里，则众有饥色 ”长途运输粮秣，费时靡财，耽误农时，导致国家与人民陷入贫困状态，而“掠乡分众” 、 “因粮于敌” ，夺取敌人的粮草来充实自己，使敌人经常处于饥饿、劳顿和躁动不安的状态，削弱其战斗力战争是最基本的军事活动，武器装备以及粮秣等军事物资的耗费也极具破坏性， “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1]（P31）战争的后果也确实令人担忧孙子的卓越之处在于：他首先考虑到，战争是耗费物质财富的军事行动，夺取战争的胜利固然重要，但由此所引起的国家、百姓贫困的战争后果也不得不给予充分考虑，因此，作为军事将领，既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又要尽量减少本国的物资消耗，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掠于饶野，三军足食”似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方法；其次， “取用于国，因粮于敌”不单是为了减少本国的战争消耗，更在于削弱敌人的经济基础，达到削弱敌人战斗力的目的，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孙子认为， “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1]（P159 ）战争中军队若得不到充足的粮食、物资供应等，就无法生存和坚持作战武器装备由国内供应，粮秣在敌国就地取给，二者结合以满足战争的需要作为军事将领，在战争中，应该善于把握时机， “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为夺取最后的胜利创造条件 “因粮于敌”既能够保证自己军队的给养，使自己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又使敌军“无粮食”而“饥之” ；第三，孙子认为，军事将领在战前应该充分考虑敌我双方的经济实力，制定出具体的作战计划，其中包括兵力的部署、选择作战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各种应急措施等这就是孙子所说的“度” 、 “量” 、 “数” 、 “称” 、 “胜”等因为耕地面积的大小决定物力、人力资源的容量，资源的容量决定可投入军队的数量，军队的数量决定双方兵力的强弱，由双方兵力的强弱计算出胜负的概率二春秋以前， “因井田以定兵赋” 《汉书·食货志》云：在井田制下， “有赋有税” ， “赋共车马兵甲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
”所谓赋， “谓出车徒，给徭役者也 ”即在征发兵役的时候，还要根据土地面积的大小，征收配备这些军队的武备和粮草至春秋中期以后，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各诸侯国家无不痛感兵力之紧张、财力之缺乏，因而多把挖掘兵源与财源的问题放在战略的首要位置，鲁国的“作丘甲” 、 “用田赋” ，晋国的“作州兵”，楚国“蔿掩治赋”等，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于是“因井田以定兵赋”的制度遭到破坏，新的军赋制度应运而生据《司马法》记载，春秋前期的军赋为：“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但到了春秋后期，军赋制度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四邑为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四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备，谓之乘马 ”[3]（ P713、P1892）关于上引《司马法》佚文，学术界虽有“采地与邦国军赋异制”和“本法与通制之分”的争论，但大都“承认当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征集军队方法 ”既然《司马法》成书于战国初期，是考证西周、春秋军制的重要文献资料，[2]（P84—89）那么，我们认为，上引之佚文反映的应该是春秋前后期军赋制度的不同变化。
两相对比，无论是军用物资的征集还是兵役的征发，春秋后期都比前期增加了许多在这种形势下，各家各派著述立说，或直接，或间接，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阐述其对田制、赋役等问题改革的意见， 《孙子兵法》则着重从军事的角度，分析田制、军赋制度的变化，对国家强弱和军事胜衰的深刻影响把赋税制度的变化与征发兵役联系在一起考虑，为孙子军事经济思想的又一特点研究孙武的军赋、兵役改革思想，过去我们只能依赖传世的《孙子》十三篇，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兵法佚文《吴问》记载了孙武关于晋国六卿田制和赋税制的论述，可以说是研究其赋役改革思想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兹摘录如下：[4] （P94—95）范、中行是（氏）制田，以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亩，而伍税之其□田狭，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骄臣奢，冀功数战，故曰先亡……公家富，置士多主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范、中行氏次韩、巍（魏）制田，以百亩为畹，以二百步为亩，而伍税之，其□田狭，其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置士多主骄臣奢，冀战数功，故为智氏次赵氏制田，以百廿步为畹，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公无税焉公家置士，主佥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国晋国归焉 ”吴王曰：“善王者道，□□厚爱其民也。
吴王的问题是晋国六卿“孰先亡?孰固成?”在《汉书·艺文志》中， 《孙子兵法》属于兵权谋家：“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 ，孙子没有从军事上的正奇、地形上的虚实、气候的阴阳变化等分析六卿的存亡兴衰，而是从田制、赋税、兵役的变化来分析这一问题，一方面表明春秋后期田制、赋役制度的变革对社会变革乃至军事发展规律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孙子已经认识到，经济制度的不同才是导致六卿在军事上兴衰成败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刘向《新序·杂事》云：范氏、中行氏“赋敛重则民怨谤诅矣 ”也从不同的侧面印证了孙子的观点从引文中不难看出，在六卿并争之时，晋国已经打破了公田、私田的界限， “税亩”制已经成为通例，六卿都拥有对土地自行处置的私有权他们不仅打破了“六尺为步，步百无亩，亩百为夫”的经界，扩大田亩面积，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税率，以提高农民劳动的积极性文本中的“五税焉”和“公无税焉” ，目前学术界的意见尚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 “五税之”是“五分抽一” ， “鲁国（哀公）十分抽二也是推行这一税率” ；“无税，就是免除征收田亩税 ”另一种意见认为， “五税之”是“伍为基层行政单位，按伍收税” ；“公无税焉” ， “无同元，即原的意思。
亩大，仍收原来的税 ”[4]（P5—6、P151—152）第三种意见认为， “所谓‘五税之’就是征收 1/5 的税赵氏的 ‘公无税焉’是说赵氏没有新增税而是按原来的税率收税”[5]（P129 ） 孰是孰非，尚难决断，但联系《吴问》文本，不难发现，孙武业已认识到，田亩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变革，势必对各自的军事力量产生深刻的影响范氏、中行氏、智氏土地面积最小，韩、魏两家次之，惟独赵氏的土地面积最大，因此只有赵氏“固国” 其原因在于范、中行、智、韩、魏“公家富，置士多主骄臣奢，冀功数战” ，而赵氏却“主佥臣收，以御富民 ”也就是说，由于赵氏以外的五家，土地面积相对较小，而税率却高达 20%，所以富有，因为富有，上层统治者就骄奢淫逸，征集大量的士兵，不断发动对外战争， “故曰先亡” 赵氏却因税率相对较低而贫穷，征集的士兵也少，君主俭朴，臣下安分守己，以此控制富有的人，国家就会稳定“晋国归焉” 显然，孙武是完全赞同推行田制与军赋改革的，并且把中原地区的改革经验介绍到吴国孙子在《吴问》中的这一分析，一方面显示了他对赋税变革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的轻赋税思想再联系《孙子》十三篇“远输则国家贫” 、 “财竭则急于丘役” 、 “百姓之费，十去其七”等论述，就会发现， 《吴问》 “厚爱民者也” ，实际上正是孙武赋税改革思想的具体体现。
税亩制度是中国古代财政制度的一大变革，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由奴隶社制过渡到封建制的深刻变化 《吴问》虽有后人编撰的痕迹，个别字句也不易理解，但它所反映的确实春秋末年社会变革的现实，因而体现了孙子轻赋薄敛的赋役改革思想孙子的轻赋税思想是以田制改革为经济与制度基础的，说明他已把发展农业生产，减轻人民负担摆到了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地位之上，与管仲“内政而寄军令”的改革思想也基本一致三《孙子·作战篇》曰：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春秋时期，战争的其目的在于掠夺土地、财产和人口，而车战又是最基本的作战方式孙武认为，为使军队英勇杀敌，必须激发将士的作战士气；为使军队夺取敌人的军需物资，就必须建立适当的奖励机制，这就是是所谓的“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 ”在战斗中，如果一次能够缴获敌人十辆战车， “以厚利赏其陷阵先获者，以劝余众” ，对那些夺取敌人军用物资较多的士卒也要实行奖励战争又是敌我双方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既要求对系统内信息的把握，又要求系统间信息的交换 “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1]（P165 ）在古代通讯和侦察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间谍的作用就凸现出来。
孙子认为，明君贤将之所以能胜人出众，在于“先知” 这里的“先知” ，不必依赖求神问卜，不能够根据是是而非的事情去类比推测，更不能取决于日月星辰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