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后殖民主义批评 ·119·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后殖民主义批评 方汉文 【内容提要】当代西方后殖民主义批评家近年来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念提出了不同看法，并引起国外学术界的争论本文认为，争端的起因在于对世界历史概念的本义及其语境有不同理解马克思“世界历史”不能等同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 ，马克思深入研究了东方文明， 指出工业化经济与世界市场的形成， 有利于破除民族界限，形成世界各民族物质与文化资源的共享，并且形成了创新性的世界历史观，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本文阐释了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等相关概念的历史语境，并结合当前国际学术界的争论阐释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中心观念 【关键词】马克思 世界历史观 后殖民主义批评 作者方汉文（1950- ） ，苏州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苏州 215123） 近年来随着西方后殖民批评 （postcolonial criticism） 的兴起， 学术界屡次掀起了关于马克思 “世界历史” 概念的争论， 西方学者包括中国人熟悉的赛义德 （Edward W. Said） 、 福山 （Francis Fukuyama）与美国著名学者瓦尔特·柯亨（Walter Cohn）等人都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 （也包括与之相关的“世界文学” ）概念属于殖民主义观念，所以他们希望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来重新阐释这一概念。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国内国外对于这一概念的讨论有什么不同的目标，而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的语境与话语性质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 “世界历史”概念的语境 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看法中，流行最广的是 1845－1846 年间与恩格斯合写的《费尔巴哈》一书，其中说道： “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 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①19 世纪中期是马克思使用“世界历史”概念较多的一段时期，这个概念从本质上来说，是指现代工业化进程中，世界各民族在大工业生产的推动下，产生世界性的生产与消费联系，客观上实现了经济的全球化同时，马克思也指出，这种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民族文化之间的交往与联系，产生世界的文学与文化，这也是引发赛义德等人评论的起因之一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
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工业排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14 页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9 年第 8 期 ·120·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①基本上在同一历史时期，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对于歌德与马克思一个多世纪前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近年来被西方学者在后殖民主义理论背景下进行多种评论 赛义德将歌德“世界文学”仍然看成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种产物，他是这样评价的： “歌德（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的世界文学的思想——一种在‘伟大的书’和全部世界文学之间模糊的综合物观念——对于 20 世纪初的专业比较文学家来说是很重要的。
但是，尽管如此，像我所说过的那样， 就文学与文化的实际意义与意识形态而论， 欧洲还是起了领路的作用并且是兴趣的所在 ”同时他还认为： “世界文学在 20 世纪获得新生一个关于世界文学的建设性的观念与殖民地理学理论家们的理论恰恰相符在哈尔弗德·麦金德（Mackinder, Halford） 、乔治·齐索姆、乔治·哈代（Hardy, Georges） 、勒若伊－布留（Leroy –Beaulier）和鲁西安·费弗雷（Fevre, Lucien）的作品中， 出现了对世界体系的坦诚得多的评价， 也同样是以宗主国为中心的和帝国主义的 但是，现在不是单单提到历史……我们需要认识到，当代的全球背景——重叠的领土、交织的历史——已经存在于对比较文学的先驱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地理、文化和历史的巧合与汇合中这样，我们才能以一种新的、有活力的方式把握住提出‘世界文学’的比较文学的观点的历史理想主义 ”②赛义德也从另一个相关角度——东方学——联系到马克思， 与以上看法大致相同， 批评马克思关于东方的理论受到歌德影响，而歌德的东方其实是“东方化了的东方” ，未能摆脱殖民主义的视阈在他看来： “马克思仍然能有一些同情心，仍然能认同于——即使只有一点点——可怜的亚洲，这说明那些定型化的标签取得控制权、 在他转向歌德那里吸取东方智慧之前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就好像个体（就我们的话题而言，是马克思）可以在亚洲身上发现总体性的某种预备形式——发现这一形式并且屈服于它在其情感、 情绪和感觉上所施加的压力——只有当他在不得不使用的词汇中遇到一种更可怕的压制力时才会将这种总体形式放弃这一压制力所起的作用是阻断并且驱除同情心，与此相伴随的是一种言简意赅的盖棺论定： 他们并不觉得痛苦——由于他们是东方人， 因此处理他们的方式必须与我们一直在使用的方式不一样 ”③赛义德虽然并没有直接抨击马克思， 但是却已经将马克思的东方学与世界历史概念划入了后殖民主义的范围 以笔者之见，赛义德关于“东方学”的讨论有一个重要背景——“东方化的东方”即西方对于东方的殖民主义——这是与他“东方学”的总体学术背景相联系的，所以他对于歌德和马克思的错误评价的根源也在于此首先，他对于歌德的批评中完全不顾及歌德东方研究的真实内容与意义，如果说在《东方学》 （1978 年）一书还提到了歌德的“东方文学”背景，那么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 年）中讨论歌德的“世界文学”时，就已经有意回避歌德东方诗歌的创作，不提歌德关于中国文学、阿拉伯文学等其他东方民族文学的研究其次，对于马克思的批评就相差更远了， “刘郎已恨蓬山远，犹隔蓬山一万重” 。
在讨论马克思的“世界文学”时，第一，他抽去了马克思“世界文学”观念的理论基础——19 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扩展与殖民主义——这一最重要的历史语境第二，他还有意抹杀马克思东方研究的价值，将马克思的学说也看成是黑格尔式的西方中心论与德国 19 世纪的“世界历史”等“定型化的标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76 页 ② 爱参爱· W. 萨义德： 《文化与帝国主义》 ，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年，第 63-64 页 ③ 爱参爱· W. 萨义德： 《东方学》 ，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年，第 200-201 页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后殖民主义批评 ·121·二、马克思对东方文明的研究 首先赛义德关于马克思对东方文明研究的看法是错误的 如果仅就东方研究而言， 马克思不但没有必要转向歌德吸取东方智慧， 他对东方文明的研究绝不亚于歌德只要读过马克思青年时代发表于《莱茵报》的大量政论与 1873－1883 年间的古代社会笔记的人， 都会知道马克思研究东方社会长达 40 年， 熟悉当时欧洲所有的关于东方的历史文献，特别是马克思定居伦敦后，从 1851 年开始，他从经济学入手研究东方文明。
其主要著作有两大类：第一类是以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考察东西方文明间的差异， 从文本内容与主题来说， 并不是以东方国家为研究对象，却涉及相当多的人类古代社会、东西方文明方面的重要内容这类著作中最重要的有《经济学手稿（1857－1858 年） 》 、 《资本论》等第二类是部分东方国家政治经济的研究，主要是印度与中国两个大国这方面的研究有一批影响甚大的学术论文，如马克思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多篇论文： （1） 《荷兰情况——丹麦——不列颠国债的兑换——印度、土耳其和俄国》 （1853 年 6 月 9 日） ； （2）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1853 年 6 月 14 日） ； （3） 《俄国的欺骗——格莱斯顿的失败——查理·伍德爵士的东印度改革》 （1853 年 6 月 22 日） ； （4）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53 年 6 月 25 日） ；（5）《英国的繁荣 ——罢工 ——土耳其问题 ——印度》（1853年 7 月 1 日） ； （6） 《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 （1853 年 7 月 11 日） ； （7） 《土耳其战争问题——〈纽约论坛报〉在下院——印度的管理》 （1853 年 7 月 20 日） ； （8） 《俄土纠纷。
——不列颠内阁的诡计和诡辩——涅谢尔罗德最近的照会——东印度问题》 （1853 年 7 月 25 日） ； （9）《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 （1853 年 8 月 5 日） ； （10）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1853 年 8 月 8 日） ； （11） 《俄国的对华贸易》 （1857 年 4 月 7 日） ； （12） 《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 （1857 年 4 月 10 日） ； （13） 《鸦片贸易史》 （1858 年 9 月 20 日） ； （14） 《中国和美国的条约》（1858 年 10 月 15 日） ； （15） 《新的对华战争》 （1859 年 9 月 27 日等） ； （16） 《对华贸易》 （1859年 12 月 3 日） 还有部分论文由于没有完全确定作者故未计入 以上论文主要是关于印度与中国的，其中印度占 9 篇，中国占 7 篇 众所周知， 马克思利用了大不列颠图书馆的丰富东方文献， 主要包括三大类： 第一是官方文件如英国议会蓝皮书及议会委员会报告， 东印度改革促进协会出版的 《印度财政》 、《关于印度的札记》 、《政府对于印度的管理》 ，这些文件数量巨大，内容庞杂。
第二是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专著包括我们所熟悉的威·希·普莱斯科特《墨西哥征服史》 、 《秘鲁征服史》 、托·勃克斯顿《非洲的奴隶贸易》及《非洲的奴隶贸易及其解决办法》 、乔·坎贝尔《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 、马·威尔克斯《印度南部的历史概要·迈索尔历史概要》 、威·豪伊特的《殖民和基督教》 、休默和詹·威尔逊的《英属印度古今历史概述》 、托·斯·莱弗尔斯《爪哇史》 、阿·培顿《亚洲民主政体的原则》 、赫·梅里威尔《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 、爱·吉·威克菲尔德《略论殖民艺术》等第三类是欧洲东方学家与基督教传教士关于东方的文学作品、游记笔记等这些论著以南亚地区为主，如弗朗索瓦·贝尔尼埃的《大莫卧尔、印度斯坦、克什米尔王国等国游记》 、阿·德·萨尔蒂柯夫的《关于印度的通信》 、 威·琼斯的 《亚细亚诗歌释文》 、 查·福斯特的 《阿拉伯的历史地理学》 、 雅·菲·法耳梅赖耶尔的《东方片断》等对于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殖民主义先锋西班牙与葡萄牙而言，英国海外殖民较晚，所以关于东亚国家如中国、日本的文献当时显得并不多 1879－1882 年是马克思东方研究的又一个高潮，中央编译局出版的《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1996 年）集中了马克思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对俄国学者马·柯瓦列夫基《公社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