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文化转型与高校文化传播地位之变迁 一、五四时期——由封建宗法文化向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转型北大传播是其主导 1900年8月八国联军开进北京，中国人以最不情愿的方式揭开了20世纪历史的第一面孙中山奋起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发动了以民主共和为旗帜的辛亥革命，由于反帝反封建还不够彻底，只赶走了皇帝，在思想文化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宗法思想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开始了20世纪以来第一次文化转型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坚毅勇敢地提出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大张旗鼓地宣扬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这些新文化的倡导者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向封建宗法文化发动起最猛烈的冲击这是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在精神文化层面表现了一个民族的真正觉醒这次文化转型具有时代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中国共产党登上了政治舞台，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灌注了强大的生命力，使整个民族精神为之一振 这次文化转型，其发端就是以北大为主阵地，以北大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大师为先锋，以北大学生精英为中坚，在中国社会发起并领导的一次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它是20世纪以来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就学术而言，北大并不是世界大学中最好的，但就一所大学对国家历史进程的影响而言，北大是世界大学中罕见的可以说，是先有民主、科学，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北京大学，后才有五四爱国运动，北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 (一)北大是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心，是批判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制高点和发祥地 1、北大是孕育新文化的摇篮北大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它诞生于中国内忧外患危急之时1917年1月蔡元培入主北大后，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原则，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卓越有成效的整顿与革新：一是建立文、理、法各科研究所，开中国大学设科研机构之先河他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明确针对愚昧盲从，提出了科学的目标二是倡导民主自由和进步创新他针对封建专制和独尊儒术，提出科学民主与学术自由，提倡兼容并蓄，“和而不同”，指出“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强调学习、借鉴、继承之目的，是创新，是进步三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广延积学与热心之教员”充实北大，导致了一大批先进知名新派学者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来校任教。
这一时期，北大群星璀灿，学术繁荣，大师辈出，社团群涌，自然成为全社会的思想文化中心，为新文化的创新与传播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2、北大及其北大精神是五四时期“社会良心”和时代精神的象征北大的先驱领导者和学人，尤其是以蔡元培先生为杰出代表的“五四”前后北大学人们艰巨而智慧的努力，开创了北大的文化繁荣，为北大这一特殊文化群体的文化创新和学术思想创造奠定了深厚基础，使北大成了“探究高深学问”；养成学人人格；传播全新思想；培养“德、智、体、美和世界观”并举，学术与人格和谐发展、具有独立思想的人的北大，一个全新的文化的北大它是 20世纪初中国最为浩大的学术大师云集、先进思想交汇的文化学术共同体，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的北大“堪称现代中国的第一文化部落”，这是一个真正的、开放的和充满文化生机与思想创造力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个文化共同体中，各派学家自由争鸣，各种思潮竞相传播，犹如“一个自由芬芳、充满个性和创造、以蜜蜂勤劳的采集创造蜜流如注的文化与思想的‘蜂窝’”这个“蜂窝”生成了北大精神和代表“社会良心”的北大精英群体，使北大成为五四时期社会的代言人 北大精神是爱国、科学、民主、进步的精神，是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和民族之魂。
如同鲁迅1925年在《我观北大》一文中所说，北大有两个重要传统：“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它具有五四时期时代先锋崭新的人格特征，影响了无数仁人志士和热血青年以及广大的民众，成为中国人民前仆后继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一面光辉旗帜 (二)北大精英群体是新文化传播的主导和中心 北大囊括了当时一大批学贯中西、各种学派的学家大师，云集着诸位新文化运动健将，而且还汇聚着当时最优秀的热血青年大学生他们共同构成了北大精英群体，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和中坚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邓中夏、谭平山、许德珩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不仅是新文化的缔造者，创新者，更是新文化的大力传播者和深入实践者他们创办报刊，组织社团，深人民众，广泛进行新文化的传播，使北大成其为全社会的文化传播中心和主导 1、北大精英群体中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首先以《新青年》杂志为主阵地，高歌民主与科学，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提倡新文化新思想和文学革命，传播各种新思潮他们是新文化传播的主导和先声 2、北大精英群体广泛组织社团，并以社团为据点，创办了近百种刊物。
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等就在这时相继诞生这些社团研究问题，寻找出路，广泛开展活动，出版刊物，进行宣传，形成了追求真理追求解放的热潮他们之间相互影响，交互渗透，共同推动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对当时爱国民主运动的深入开展起了积极作用，有力推动和促进了五四运动的发生 3、北大社团办刊传播，带动了全国各地高校和社会办刊热正是在北大的带动和影响之下，全国各地高校学生纷纷创办启蒙报刊，同时，一些党派机关报和社会报纸也因此而纷纷转向改版革新，支持新文化运动 二、建国以后——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型高校传播遭受束缚 这次文化转型大的历史背景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两大对立的政治、军事集团逐渐形成，世界走向冷战时代当时的形势是帝国主义对新中国进行各方面扼制，包括采取武力的颠覆，使得中国在外交上只能倒向苏联一边，中国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之后，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缺乏经验，可资借鉴的只有苏联的经验，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如此，在文化建设上也是如此中国是以俄为师开始了新的文化模式的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成了新的文化模式的核心为工农兵服务构成了新的文化模式的基本特征。
这是中国经过半个世纪的痛苦与斗争所作出的正确的文化选择中国人民第一次感受到当家作主的喜悦，获得了文化精神的巨大解放，焕发出文化建设的极高热情但同时也必须承认，苏联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文化模式对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束缚，从社会科学理论到自然科学思想，从道德规范到教育制度，从艺术生产到生活方式，莫不以苏联为楷模这使中国还来不及对封建文化传统进行彻底的梳理与批判，来不及也没有可能对资产阶级文化进行认真的取舍与借鉴，便走进了越来越狭窄的文化空间特别是阶级斗争为纲问题提出以后，文化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也就没有可能使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得到合理的解决，一次又一次文化批判运动的后果就是证明文化大革命”出现的极端情况就把一切矛盾和弊端充分暴露出来了 这一时期，高校文化传播模式遵循苏联样板，于1951年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院系调整，确立了削减综合性大学、发展专门学院的方针，把高校一统变成了类似专门学院的功能，严重削弱了文科教育，使中国高校文化传播呈现文理分驰、重工轻文的片面发展和严重失衡，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文科在校生和文科教育比重最少的国家培养专家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高校文化传播树人、育人的目标，学校的教化逐渐削弱，人文内涵不断流失。
有学者将其弊端归纳为“过强的专业口径”、“过弱的文化底蕴”、“过强的功利导向”，当前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经济主义、技术主义和短期行为，以及不少领导干部对教育、文化、环境生态等长远建设缺乏重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缺乏文化内涵的教育的苦涩后果 客观地说，1949年至1966年这17年间，尽管受到“左”的思潮及政治运动的冲击，受到国内外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从整体上看，建国以后的高等教育在不断探索中前进、发展、壮大，并成功地由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转变为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人民教育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了176．6万各类层次大学生，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 而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这10年间，中国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高教损失尤为严重从1966年至1969年，高校完全停止招生，到1974年才恢复到 1965年的招生数研究生教育被完全取消，到1978年才恢复招生这10年，高校教学秩序被完全打乱，广大教师特别是学术造诣较高的老教授备受摧残，教学质量极大下降，科研陷于停顿 与此相应，高校文化传播了遭到严重束缚先是文化创新机构——科研部门被分离出去，这不仅带走了一大批文化创新人才，同时还与高校展开了人才争夺战。
高校文化创新能力被大大削弱二是文化传播内容单一，方法落后，思想僵化，多“填鸭式”的“满堂灌”把学生作为一种“政治工具”予以培养，其创新思想遭到压抑，个性被扼制西方思想传播完全被禁锢，民族传统文化传承被大大淡化三是文化传播主体失去独立自主性，丧失了社会批判精神，不再是“社会的良心”而且一直处于被压制被专政的社会最底层，“夹着尾巴做人”文革10年间，又有 106所高校被撤销，大批教师流失于政治运动，高校文化传播能力被大大消减同时，由于文化传播机制行政化，高校文化传播渐渐失去了活力 三、新时期——由传统社会主义文化向现代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型高校传播逐渐陷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中国正在经历着又一次文化转型这次文化转型，确切地说是文化模式的选择，是由国际国内条件变化造成的必然态势就国际条件来说，时代主题发生了变化，经济全球化使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更深层次与更广阔领域里进行，为中国文化发展提供了更大余地，也带来了更大挑战就国内条件而言，中国正经历着社会的转型期特别是经济模式的转型对社会的震动是前所未有的，更直接地引发了人们的文化需求、价值观念、思维坐标和行为方式的变革。
这是一次文化形态性质相同而文化发展阶段不同的转型 在这次文化转型中，以学校为阵地的正规教育逐步走向边缘化，高校则以更快的速度沦陷，退出文化中心和文化传播的主流地位而大众传媒却在迅速扩展，成为文化传播的主导和中心人们甚至学生所习得的最新科技知识和文化观念，基本上不再是来自于校园和课堂，而是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可以这样说，大众传播在当代中国蓬勃发展至今，已经差不多完全主宰了中国大众的文化生活 大众传播依托于市场经济，以其技术上的优越性和信息收集与传播上的广泛性，对教育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教育自身却没能及时应变更新，仍然沿袭着传统的计划按部就班，这就使得教育的文化传播愈发显得苍白无力所谓“在学校十年，不如在社会一天”、“知识无用论”便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其中高校更是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越来越失去它应有的文化影响力 所以，当人们对八十一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记忆犹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北大的百年诞辰而欢欣鼓舞之时；北大及其一大批北大人——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大师的名字让人们备感景仰和钦慕之时，却不能不让人反观到当代高校的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校为什么会逐步陷落，不再占据文化传播的主流位置，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但有一点，那就是这固然与当代大众传媒的强力覆盖和高校恶劣的外部环境相关，但也与高校自身的固有缺陷密不可分可以说这一时期，当代高校已不再是社会的思想文化中心，甚至已不再是时代文化创新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