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汗远征日本史事补正 内容提要：以“元寇袭来”为题、关于忽必烈汗“征东”事件的研究，曾经风靡日本学界：文章千数、作家百计本章通过新资料的发掘，提出以下感观：1、合罕“国信使”出访的“辱君命”，与受命者的个人“素质”无关，而与朝廷上下普遍将此举视作“攘夷”行为有关2、“文永之役”进攻方的兵力实为三万三千；而“弘安之役”的士卒构成：“江南军”以新附军为主，而“东路军”以汉、女真军为主，同时也有新附军3、关于“江南军”的经行路线，曾经舣舟于“耽罗岛”，那是由于前锋遭遇风暴未能担负向导责任的缘故四、飓风到来前夕“征东”军的屯驻地，不仅在于“鹰岛”一隅，还包括“平户岛”和可能在今糸岛半岛海岸的“髑髅岛”；而在各军事单位中，还有“全师”归返的伯都万户的部下一元朝兴师远征日本国，显然与合罕数度遣使谋求“通问结好、以相亲睦”始终遭到坚决拒绝有关据《元史》卷208《日本传》：自至元三年至十八年，合罕前、后派遣了黑的、殷弘、赵良弼、杜世忠、何文着等五位“国信使”出访就出访而言：黑的、殷弘，或中途折回、或及境不纳；赵良弼，求见未遂、滞留馆所；而杜世忠、何文着，别道行进，遭到杀戮的命运[1]按照一般的情况，有辱“使命”每与“使臣”的“素质”有关。
胡祗遹《紫山集》卷8《送殷献臣奉使日本序》：“奉使之任亦难矣，上命下臣受命以行，皆不可以率易择人之不精，与夫不自揣度，徒以不敢拒命为恭，其于败事则一也然则辱君命者，臣之罪，择臣之不精者，能独免天下之议乎！奉使之职有二，守常、从权而已若夫讲信修睦、吊凶庆吉、送往迎来，厚薄有定，尊卑有序和好无事，规规然奉守常宪，从人人能之虽然，犹于临轩发命，试其言语，观其容止，议其学问、校其才艺，数者必备而后遣及其时异事宜，变圮非常，一介可以代万兵，一语可以服强梗，不动声气，不劳宸虑，伸威定难于亿万里异域荒服之外，此岂庸人之所能哉”！然而，就合罕前往日本的“国信使”而言，情况并非如此系衔“知秘书监事”的赵良弼，乃是受到时人交口赞誉的“名臣”作为“使臣”，不畏恐吓，临难不惧，倒也难能可贵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1《枢密赵文正公》：“至元七年春，授［赵良弼］高丽安抚使；寻改经略使公既受命，私念高丽、日本止隔一水，人何地不可死，等死耳吾为国家，何惜一行；遂以奉使请公自绝景岛登舟，径趋太宰府既至，留公太宰府，专人守护第遣人往返议事，数以兵威相恐：或中夜排垣破户，兵刃交举；或火其邻舍，喧呶叫号；夜至十馀发公投床大鼾，恬若不闻。
如是者三日，彼诈穷，变索公，呼守护所大加诟责：彼来请受国书公言：国书当俟见国主日致达数欲胁取，公以辞拒之，啧有烦言，随方诘难，彼不能屈日本遂遣使介十二人入觐，上慰谕遣还其国主拟奉表议和，会宋人使僧曰琼林者来渝平，以故和事不成”日本之行，寇盗之间隔，风涛之艰险，异俗之狠戾，濒死者盖以百数，卒之全节而归古所谓有专对之材，不辱君命者，公其有焉”而“国书”的呈奉，《元寇の新研究》第6章《赵良弼の日本奉使と高丽に於ける元军の屯田》录《赵良弼事状》：“缘皇帝圣训直至见国王并大将军时亲手分付”，“若使人强取，即当自刎于此”黑的、殷宏，在王氏高丽的相关记录中稍有“微词”郑麟趾《高丽史》卷25《元宗世家》：“元宗八年正月，宋君斐、金赞与蒙［古］使至巨济［岛］松边郡，畏风涛，却令遂还”且不论黑的于王氏大臣李藏用事件勇于担当责任、似非怯懦之辈；但就别字为“献臣”的“礼部侍郎”殷宏来说，无疑是位颇得时人称赞的“通儒”魏初《青崖集》卷3《送殷侍郎献臣使日本序》：“至元三年，既受诸国朝贺，将遣使谕日本国敷宣圣意命朝臣择其人，宰相以殷君侍郎应其选，制曰可京师去日本不知其几千里也；殷君受命，言笑自若，用是知殷君能审轻重者矣、通经书者矣、公无私者矣”。
当他不幸染病去世后，时人为之所作的“挽辞”无不留露出对其品性文才的钦敬、对其才志未酬的惋惜王恽《秋涧集》卷15《挽殷签事献臣》：“扶病南来喜盍簪，激扬似为失前禽气冲豸角空馀烈，响绝朱弦得好音一节尽高完璧事，百年谁了盖棺心醉魂不到黄垆夜，梦绕三山碧海深”《青崖集》卷1《挽殷签事献臣》：“曾扈龙旗北斗傍，远持使节到扶桑性情邃密希前宋，诗笔淋漓近晚唐方倚细陈清泪疏，不期便入白云乡伤心千里燕南道，落日鸦啼垄树苍”毫无疑问，对于孛儿只吉氏君主而言，遣使乃是“天朝”的一次“攘夷”行为《元高丽纪事》：“至元三年八月，遣国信使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计议官伯德孝先等奉旨至［高丽］国，谕以日本国通好事诏曰：至于导达去使以彻彼疆，开悟东方向风慕义，兹事之责卿宜任之”[10]初时书写但在稍后转达日本的“国书”，也露骨地表达了这种意图《蒙古袭来研究史论》第1章《蒙古袭来全般の经纬》录《蒙古国书》：“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
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11]诸“国信使”所持态度应当相同，从他人送其成行的诗中即可窥出这种其实有害于“目的”的倾向《紫山集》卷6《送宣抚辅之奉使日本》：“休矜积水怒连空，利病分明合我从恃险几能延世祚，畏天长得保藩封九夷馀种难为勇，三脊包茅亦易供已敕先驱东海苦，挂帆风顺静鱼龙”[12]二关于第一次“征东”亦“文永之役”合罕所用兵力，通行的说法是“蒙、汉军一万五千人，高丽军五千人”池内宏《元寇の新研究》第7章《元の第一次日本征伐－－文永の役》：“さて《元宗世家》に载せてある二月十七日の上中书省书を见ると、其の一节に正月十九日、奉圣旨曰、忻都官人所管军四千五百人、至金州行粮一千五百七十硕、又屯住处粮料、及造船监督洪总管军五百人行粮八十五硕、亦令应副といひ、又た《元宗世家》の五月十四日の条に元征东兵万五千人来とあるしてみると、忻都の统ぶる兵四千五百、洪茶丘の率ゐる兵五百、并に五月、元の本国から到来した一万五千の兵は、必ず日本征伐に用ひられたにちがひなく、其の总数二万は《洪茶丘传》の兵数と一致すると同时に、新来の征东兵一万五千は、三月の诏の兵数と符合する”。
次に高丽の助征军に关しては、《元高丽纪事》に三月四日、遣木速塔·八撒木合、持诏使高丽签军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とある《高丽史》には、《元宗世家》の三月九日の条に元遣经略使王总管来、命发军五千助征日本とあるが、此の数字は六百を略したのではあるまいか”[13]综观以上解释，未免有“牵强”的嫌疑：名为“总管”的洪茶丘仅有“亲管”兵“五百”；而举证皆集结前调遣的数字，安知后来没有修正？《元史》卷208《日本传》：“至元十一年三月，命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14]然而，校以该传所据改写的《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政典征伐》：“一万五千”作“二万五千”[15]“二万五千”盖“蒙、汉军”的数字，“高丽军”的数字则应是“八千”《高丽史》卷二八《忠烈王世家》、卷103《金方庆传》：“元宗十五年十月，都督使金方庆等与元都元帅忽敦等以蒙、汉军二万五千、我军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战船九百馀艘征日本十一月，东征师还合浦，军不还者无虑万三千五百馀人”元宗十五年，以蒙、汉军二万五千、我军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战船九百馀艘，留合浦以待女真军。
女真后期，乃发船”[16]“二万五千”、“八千”加上“后期”没有赶上出发的“女真军”，总兵力接近“四万”而《元史》卷152《刘通传》：“至元十年，迁［刘复亨］征东左副都元帅，［十一年，］统军四万、战船九百，征日本”[17]关于第二次“征东”亦“弘安之役”合罕所用的兵力，即：“东路军四万、江南军十万”[18]《高丽史》卷29《忠烈王世家》：“忠烈王六年八月，于是，教曰：洪茶丘、忻都率蒙、丽、汉四万军发合浦，范文虎率蛮军十万发江南，俱会日本一歧岛两军毕集，直抵日本，破之必矣”[19]无独有偶，“东路军”的预期数字恰好就是前次“征东”的预期数字；为了弥补前次“征东”后“不还者”的“一万三千五百馀人”数字，还从枢密院所属的各卫抽调了士卒苏天爵《滋溪稿》卷20《郭聚墓表》：“［郭聚］季子明德给事枢府，［至元十六年］，将从军征日本，道过其家里人危之，来语君曰：是役必乘舟浮海，前岁军士能生还者几人？君盍止之！君召明德曰：为人亲者皆欲子之侍膝下，顾汝有诸兄以事我，汝能委身报国，是吾志也”[20]前次未及参战的“女真军”，亦寄籍于“开元”、“合兰”、“双城”等路诸万户、千户下的兵员，这次终于能够“顺利”成行。
《朝鲜太祖实录》卷1：“至元十八年辛巳，世祖征日本，天下兵船会于合浦蒙上司文字将本所人户签拨军人，度祖及双城［路］总管府、三撒千户蒙古大塔失等赴征”[21]“江南军”，自然以从赵氏手里接收的“新附军”为主《高丽史》卷29《忠烈王世家》：“忠烈王八年六月，蛮军总把沈聪一等六人自日本逃来，言：本明州人，至元十八年六月十八日，从葛剌歹万户上船，至日本”[22]而别一“合剌”的部下，则为了壮大“东路军”声势先期北上，取道辽东至合浦集结危素《危太朴集》卷续8《合剌家传》：“至元十八年，建征东行省，出师日本，授公镇国上将军、都元帅道高句丽，度辽水，劲风积雪，草行露宿，与士卒均劳苦兵薄境上，飓风作，乃还朝议班师，复命公还庆元”[23]其实，所调的各卫中已有“新附军”士卒《满洲金石志》卷4张克敬《张成墓碑》：“至元十六年五月，蕲州路招讨□□复檄君□侍卫军百户，统军八十六名暨妻孥至京师，供宿卫十八年，枢密院檄君仍管新附军百户，率所统偕千户岳公琇往征倭”[24]难怪《元寇の新研究》第10章《元の第二次日本征伐－－弘安の役》摘《八幡愚童记》载：“弘安四年ノ夏、蒙古人、大唐、高丽已下国々ヲ、カリ催ラ、十万八千八百馀艘ニ、数千万人乘ツレラ袭来ス。
其中ニ高丽ノ兵船五百艘ハ、壹歧·对马ニアカリテ、见合者ヲハ打杀テ”[25]“唐人”，盖“南支那人”[26]三“文永之役”经过，川添昭二《蒙古袭来研究史论》第1章《蒙古袭来全般の经纬》2《文永の役》：“文永十一年十月三日、忻都·洪茶丘らにひきいられた蒙古·高丽の连合军は合浦を出发した十月五日、对马に上陆守护代の宗助国以下が防战むなしく战死した十月十四日、壹歧がぉそゎれ、守护代平景隆以下が战死その间の惨状は、传闻史料でぁるが、日莲の书状一谷入道御书にょってぅかがい知ることができる蒙古军は十月二十日、博多湾西部の今津－百道原に上陆し、粗原·鸟饲·别府·赤坂と激战が展开された最后な胜败が决せぬまま、蒙古军は船に引きあげ、翌二十一日、博多湾内から蒙古军の船舰は姿を消していた蒙古袭来については、まだ分からない点がいろいろあるが、この文永の役の终末もそうであるふつぅ二十日夜の大风雨、いわゆる神风にょって元军は败退したと说かれている”[27]兵燹殃及的区域，除“筑前”外还有“肥前”平野邦雄、饭田久雄《福冈县の历史》《中世、元寇》称其时：“两岛と肥前北岸の住民に大きな被害を”[28]而《元史》卷154《洪俊奇传》中元军曾“拔”之“宜蛮岛”；[29]正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今福冈县属姬岛。
[30]“弘安之役”经过，《蒙古袭来研究史论》第1章《蒙古袭来全般の经纬》3《弘安の役と战后の状况》：“弘安四年五月三日、忻都·洪茶丘らのひきいる东路军は合浦を出发对马·壹歧をぉかし、一部は长门を侵攻し、主力は六月六日博多湾头の志贺岛·能古岛の海上に姿をあらわした同日夜半から一三日まで同海上及び陆上の一部で战斗がおこなわれた防垒や、日本军の激しい防战にあって东路军は上陆侵攻をはばまれ、壹歧を经て肥前の鹰岛に退いたいっぽ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