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佛教文献学概述 西方佛教文献学概述 十八世纪以来，以西洋学术方法对佛典所作的系统性研究内容包含对各种语文佛典的解读、校勘、编目、翻译、注释及内容研究等 ［佛典研究之肇始］在中国、日本的佛教传统宗派中，大、小乘一切佛典，都被视为释尊一代的说法，而完全忽略佛典成立的事实各宗派也将所有经典都认为是释尊亲口所说，而选择其中之某一经典为自宗之所依另一方面，不承认这种传统的经典观，而以为经典不是释尊说法的实录，并以为经典自有其历史发展性，而率先以文献方法研究经典的，是日本江户时代的思想家富永仲基（1715～1746）但是，当时佛教界并没有接受他的方法日本以学问性的研究方式研究佛典，是在明治时代，由欧洲所输入的 欧洲人中，最先接触印度原典的，是蒙兀儿王朝第四代王贾汉格尔（Jahangir）的长子达拉沙可（Mohammed Daraschakoh）他动员众多学者将《五十奥义书》翻译为波斯语此书其后由法国的培龙（A. Du Perron, 1732～1805）译为拉丁语，于1801至1802年出版。
但是，欧洲人之从事印度研究，是在十八世纪后半就已经开始了1784年，英国人威廉琼斯（sir W. Jones）设立“孟加拉亚洲协会”（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开始作正式的印度研究首先是由英国的研究者，进行印度古典之翻译与介绍到了十九世纪，对佛教的注意，逐渐升高在这种趋势之下，首先从事佛典研究而留下成果的是，法国的布赫诺夫（E. Burnouf, 1801～1852） 英国驻尼泊尔公使赫吉森（B. H. Hodgson，1800～1894）于1833年开始在尼泊尔搜集梵语佛典写本布赫诺夫对这些写本极为重视，乃从事研究布赫诺夫涉猎了不少梵文佛典，而于1839年完成《法华经》的法译（Le Lotus de La Bonne Loi, Paris）而其力作《印度佛教史序说》（L'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 Paris, 1844）一书，可说是其佛教文献研究之金字塔此外，在巴利语文献的研究上，布赫诺夫也扮演开拓者的角色在此领域上，在斯里兰卡任职的突诺尔（G. Turnour, 17101～1843），已在1837年刊行巴利原典《大史》（Maha^vam!sa）最初三十八章并发表其所作的英译。
而英国传教士哈代（R. S. Hardy, 1803～1868）、罗马天主教士毕冈迭特（P. Bigandet, 1813～1894）也发表其依据缅甸资料所作的佛传研究 在佛教文献研究的最初期，俄罗斯的传教士兼喀山大学的汉学教授华西列夫（W. Wassiliew, 1818～1900）著有《佛教》（Derbuddhismus, St. Petersburg, 1860）一书，荷兰的佛教学者克恩（H. Kern, 1833～1917）也撰有《印度佛教纲要》（Manual of Indian Buddhism, Strassburg, 1896），这两部书是这一时期所发表的综合研究成果 ［中期文献研究］此处仿照狄雍（J. W. de Jong，1921～）所订，以十九世纪末期至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为佛教文献学史的第二期此一时期的特征，是进行梵文文献的原典研究，校订出版甚多巴利原典 首先，丹麦的印度学学者华斯勃尔（V. Fausboll, 1821～1908）出版《本生经》（Ja^taka，1877～1897）、德国的佛教学者奥登贝格（H. Oldenberg, 1854～1920）校订出版《律藏》（V inayapit!aka, 1879～1883）。
1881年，英国佛教学者赖斯戴维斯（T.W. Rhys Davids, 1843～1922）设立“巴利圣典协会”（Pali Text Society），开始校订出版“五尼柯耶”等巴利原典 西方佛教文献学概述 十八世纪以来，以西洋学术方法对佛典所作的系统性研究内容包含对各种语文佛典的解读、校勘、编目、翻译、注释及内容研究等 ［佛典研究之肇始］在中国、日本的佛教传统宗派中，大、小乘一切佛典，都被视为释尊一代的说法，而完全忽略佛典成立的事实各宗派也将所有经典都认为是释尊亲口所说，而选择其中之某一经典为自宗之所依另一方面，不承认这种传统的经典观，而以为经典不是释尊说法的实录，并以为经典自有其历史发展性，而率先以文献方法研究经典的，是日本江户时代的思想家富永仲基（1715～1746）但是，当时佛教界并没有接受他的方法日本以学问性的研究方式研究佛典，是在明治时代，由欧洲所输入的 欧洲人中，最先接触印度原典的，是蒙兀儿王朝第四代王贾汉格尔（Jahangir）的长子达拉沙可（Mohammed Daraschakoh）他动员众多学者将《五十奥义书》翻译为波斯语此书其后由法国的培龙（A. Du Perron, 1732～1805）译为拉丁语，于1801至1802年出版。
但是，欧洲人之从事印度研究，是在十八世纪后半就已经开始了1784年，英国人威廉琼斯（sir W. Jones）设立“孟加拉亚洲协会”（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开始作正式的印度研究首先是由英国的研究者，进行印度古典之翻译与介绍到了十九世纪，对佛教的注意，逐渐升高在这种趋势之下，首先从事佛典研究而留下成果的是，法国的布赫诺夫（E. Burnouf, 1801～1852） 英国驻尼泊尔公使赫吉森（B. H. Hodgson，1800～1894）于1833年开始在尼泊尔搜集梵语佛典写本布赫诺夫对这些写本极为重视，乃从事研究布赫诺夫涉猎了不少梵文佛典，而于1839年完成《法华经》的法译（Le Lotus de La Bonne Loi, Paris）而其力作《印度佛教史序说》（L'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 Paris, 1844）一书，可说是其佛教文献研究之金字塔此外，在巴利语文献的研究上，布赫诺夫也扮演开拓者的角色在此领域上，在斯里兰卡任职的突诺尔（G. Turnour, 17101～1843），已在1837年刊行巴利原典《大史》（Maha^vam!sa）最初三十八章并发表其所作的英译。
而英国传教士哈代（R. S. Hardy, 1803～1868）、罗马天主教士毕冈迭特（P. Bigandet, 1813～1894）也发表其依据缅甸资料所作的佛传研究 在佛教文献研究的最初期，俄罗斯的传教士兼喀山大学的汉学教授华西列夫（W. Wassiliew, 1818～1900）著有《佛教》（Derbuddhismus, St. Petersburg, 1860）一书，荷兰的佛教学者克恩（H. Kern, 1833～1917）也撰有《印度佛教纲要》（Manual of Indian Buddhism, Strassburg, 1896），这两部书是这一时期所发表的综合研究成果 ［中期文献研究］此处仿照狄雍（J. W. de Jong，1921～）所订，以十九世纪末期至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为佛教文献学史的第二期此一时期的特征，是进行梵文文献的原典研究，校订出版甚多巴利原典 首先，丹麦的印度学学者华斯勃尔（V. Fausboll, 1821～1908）出版《本生经》（Ja^taka，1877～1897）、德国的佛教学者奥登贝格（H. Oldenberg, 1854～1920）校订出版《律藏》（V inayapit!aka, 1879～1883）。
1881年，英国佛教学者赖斯戴维斯（T.W. Rhys Davids, 1843～1922）设立“巴利圣典协会”（Pali Text Society），开始校订出版“五尼柯耶”等巴利原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