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美国大学的走向 摘要：过去几个月，新冠肺炎疫情成为高等教育界无法回避的话题后疫情时代的美国大学将出现若干明显的变化，如：大学经营模式逐渐“优步化”，教育变得更廉价和更具私人订制色彩，学校成为终身学习的中心，大学的公共利益定位和承诺得到加强，人文学科的危机加剧困难和危机也迫使人们认识到人文学科在机器学习时代同样不可或缺，从而去反思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如教育与政治、技术以及社会的关系关键词：新冠病毒，大学的“优步化”，终身学习，私人订制化教育，公共利益承诺，人文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颠覆了现代人的生活，高等教育也不例外它让大学的经济陷入困境，永远地改变了大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以及大学的经营模式疫情动员整个社会起来应对即刻的挑战，打开了教育技术创新的大门，加快了按需定制教育模式的发展步伐，重塑我们对高等教育和学习的思考，使学校逐渐成为让每个人发掘自身优势的终身学习中心疫情也迫使大学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强化其公共利益的定位，通过参与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来化解自身的合法性危机疫情加剧了人文学科的危机，迫使人们去思考人文学科在机器学习时代的价值，反思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如教育与政治、技术以及社会的关系。
一、后疫情时代美国大学的若干走向历史学家凯文加南（Kevin Gannon）说：“从来没有比当今在高校教书更困难的时期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是完全恶化现有条件的黑天鹅事件[1]经营模式的变化、个人特别订制的教育、终身学习体系的中心、不断强化的公共利益承诺以及人文学科的边缘化危机加剧等是后疫情时代美国大学值得关注的一些走向一）经营模式的变化就高等教育而言，经营模式预设了教育学生的投资得到回报一方面，上大学的费用越来越高，从中获得的好处却越来越不确定；另一方面，免费、便捷的教育规模更大，成本更低迫于疫情压力而开展的课程试验大幅度降低了家长、学生、老师、大学管理者本来对学习的抵触心理大学的价值开始受到质疑，其长期以来的经营模式受到极大挑战，大学的分化难以避免后疫情时代美国大学的经营战略大致可分为三种：（1）增强版沉浸式寄宿模式；（2）结合学习和面授学习的混合模式；（3）完全模式[2]疫情使得小型住宿制文科学院的最大优势一下子变成最大负担这些学院本来宣扬以体验为基础的学习模式，学生远离家庭参与开放式讨论，学习合作解决问题，培养交际技能，提高情商，拓展人脉，塑造身份认同本已在悬崖边挣扎的学院被疫情一把推下了悬崖。
[3]当然，偶像式住宿学院的生活体验将更加奢侈，成为有钱的学生和学院才能享受的特权拥有国际声誉、名牌用人单位和杰出校友等优势的一流大学会借疫情之机探索利用学习优势巩固其传统优势地位的方法，如利用新数字技术优化寄宿体验，以及为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更多奖学金或混合型学位[2]混合模式则试图在降低学费和扩大招生之间保持某种平衡采用和面授课程相结合的模式将利用现行的教学试验为其提供实时数据，辨认出哪些课程可以被替换，哪些课程可以通过课程来加强或补充，哪些课程不能转为数字媒介学校需要确定每门课最合适的授课方式，依靠数据支持来确定面授课、课、同步或异步课程的最佳比例和最佳的学费额度等这种模式操作起来更复杂一些，但可以获得最大的灵活性，学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第三种则是完全模式其实，强调规模、速度和效率的教育并不是新生事物，但名牌公立学校和非营利性学校转向教育有助于增强人们对教育的信心，它们可以通过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学位优化这个生态系统之前，大学往往采取垂直整合模式，从招生到授予学位全程包办，但现在开始考虑将某些领域外包给合作企业，如技术平台、慕课公司edX、硅谷教育创业公司等，或通过整合多家公司促进教育成本的降低，或通过发挥杠杆作用将课堂体验相近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2]南加州大学的莱恩伯伊德（Ryan Boyd）特别强调了可抛弃性逻辑在疫情期间的表现：“那些模仿企业高管、遵循新自由主义成本效益观的大学必然求助于私有化，将很多工作外包给第三方企业，如Schoology、InstaEDU、Smarterer和Knewton等教育技术公司，削减专业设置，大规模裁员，聘用更多兼职老师，在老师抗拒和学生质疑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课程转向[1]大学为了生存会想尽办法使其服务让学生能负担得起：或为职前课程和课程的学费打折；或与学习平台合作分享利润，让人获得费用更低的学位选择；或采取更主动和更具创造性的方法，如联合培养、共享管理服务、集体采购、资产转移等共同成长和双赢交易，产生净收益大学越来越明显的商业化倾向将造成推崇竞争而非合作、推崇知识私有化而非自由交流的管理模式，破坏批评的自由教育让寡头垄断公司找到了新的市场机遇，它们将削弱大学的自主性，潜在地限制学术自由，因为私有企业在技术市场争取利润最大化的功能是与教育的公共服务功能对立的[4]美国大学教师联合会会长米亚麦克弗（Mia McIver）将那些热衷于利润丰厚的教学设计平台（如课程管理、视频会议、监考和反抄袭系统）的大学称为“优步大学”（Uber University），指责它们“作为联系从事教学服务的独立承包商的中立性平台，教学本身却偏偏不见踪影，大学的‘优步化’趋势恐怕难以避免”[5]。
二）个人特别订制的教育疫情重塑了我们对高等教育和学习的认识技术让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变得便宜和易于获得，但高质量的、手工定做的商品在奢侈品市场仍然有销路同理，高质量面授课需要额外付费，而远程教学就便宜多了疫情加速了高等教育更多特别订制和更便宜的趋势如果经济衰退长期持续下去，教育需求可能会增加，但学生对价格将变得更敏感大学需要提高竞争力，展示面授课程的价值，提供更加灵活的选择[6]以智能、云计算、机器学习、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逐渐成熟，教育正在经历重大变化——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习为中心转变，从课堂教学向虚拟学习转变，从必修课向超级个性化课程转变，学生从知识消费者向知识生产者转变等在超级个性化时代，我们关心的是满足自己特别的需要，追求自己的个性和独特性[7]定制式的个人化学习使课堂互动纯粹以课题为基础，专注于解决问题作为副产品，学习成为越来越多成年人可获得的终身体验普渡大学国际部副校长拜蒂范登伯什（Betty Vandenbosch）认为，学位教育为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成年人提供按需定制的教育模式，教给他们职业发展和收入提升所需的技能，允许他们在合适的时间学习。
教育变得更具个性化，类似于在家上学，学生可以按自己的节奏在任何地方学习[8]不过，对于借着疫情回潮的教育技术狂热，麻省理工学院学者贾斯廷赖克（Justin Reich）依然具有清醒的认识他列举了对技术在教育中的作用的三种态度：（1）魅力无穷型，如纽约大学的司科特加洛维（Scott Galloway）预测二线大学即将终结，未来的超级大学不是幕课平台，如Udacity或Coursera，而是与大技术公司合作的增强版常青藤大学，如与谷歌合作的麻省理工学院、与微软合作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怀疑主义型，对教育界痴迷于数据收集、监控文化以及远程监考软件充满疑虑；（3）中间道路型，崇尚渐进式改善，希望用研究和批判制衡乌托邦式的狂热[9]在这三种态度中，他似乎倾向于支持第三种，因为历史经验并没有证明技术的整体颠覆性，慕课、适应性导师、聊天机器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学习分析法以及其他技术革新在高等教育转向学习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疫情中用得最多的技术是20世纪90年代已经商业化应用的学习管理系统和视频会议疫情过后，学界会进行适应性调整，但若指望疫情彻底隔断传统，肯定会感到失望三）终身学习体系的中心疫情让大学逐渐成为帮助每个人认识和开发自身优势的终身学习中心。
高等教育的使命不是追逐或赶上最新的社会潮流，而是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和全球公民素养教育正处于重大转型中，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无教师的教育体系正在快速形成我们要让学生为还不存在的工作做准备，使用还未发明的技术，解决我们未知的问题[10]高等教育必将成为终身学习体系的中心美国大学协会的特雷尔罗德斯（Terrel Rhodes）提出了高等教育使命的若干变化：（1）从绑定座位和时间的学分体系转向能力和熟练体系；（2）从强调专业和通识教育转向聚焦学生的整个教育通路；（3）从传统的字母等级计分制转向学生在一个阶段的学业中展示出的学习能力；（4）从基于知识传播的前述学习途径转向基于创造意义和理解的途径；（5）不是为少数受到偏爱的人提供深入学习的机会，而是确保所有学生在任何地方都能获得高强度实践（HIPs）没有艺术和人文、科学和职业的二元对立，没有软技能和硬技能的二元分割，学生将拥有广泛的必要技能，学院的宗旨是为学生提供自由教育，让学生不仅为工作做准备，而且为全球环境下的终身学习做准备[11]当今大部分在校生是在全球化时代成长的“Z一代”，是被技术定义的一代，害怕独处（FOBA）和害怕落单（FOMO）表达了他们对即刻交流和反馈的期待。
而更年轻的“阿尔法一代”（Generation Alpha）是2010年之后出生的一代，他们的“推土机父母”清除了道路上的所有障碍到2030年他们进入就业市场时，85%的工作都还没有诞生学校成为让每个人认识和开发自身优势的场所[12]（四）更清晰的公共利益承诺这次疫情也迫使沉溺自我的大学将焦点集中在更好地服务社会，强化其公共利益的定位，通过想方设法参与到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过程中来化解自身的合法性危机夏威夷大学校长大卫拉斯纳（David Lassner）列举了该校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兴服务，创造更持久、更具弹性、更平等的未来的一系列举措1）更多地参与夏威夷居民的高等教育和培训：社区学院为每个岛上还未考虑上大学的居民提供开放的、负担得起的教育机会，用灵活多样的方式（授课、混合型授课、夜校/周末授课等）提供企业和学生需要的课程，让失业者、就业不足者和渴望提升者有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2）让夏威夷居民准备好填补当地需要的就业岗位，如教育、医疗保健、社会福利、建筑、设计和环境工程等领域，强调以工作为基础的学习途径，如实习、学徒制和用工单位的培训项目等3）播下新经济领域的种子和开发旧领域的新途径：过去几十年来，夏威夷一直强调要通过创新和技术来促进支柱产业的发展，但进步有限。
要加大力度培养计算机科学和工程领域的人才，发展数据科学、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以及创造性的媒体产业重新思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升经济活力的新途径，开发“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业，如健康旅游、生态旅游、公益旅游4）强化夏威夷大学研究团队作为经济和思想驱动引擎的地位：巩固大学科研在经济和思想复兴中发挥的作用，优先发展医疗、农业、计算机工程等产业，继续确保在海洋科学、天文和空间科学、环境微生物科学等领域的优势地位很多领域并不是新兴的，但这次疫情的教训让我们认清了迫切的需求[13]罗格斯大学纽瓦克分校校长南希坎托尔（Nancy Cantor）也呼吁高等教育加强对公共利益的承诺在他看来，大学若更加开放，更多地为公众服务，提供更多的公共利益，就能有助于消除其合法性危机他提出的大学改造方略如下：（1）增进师生群体的多样性；（2）承认和奖励参与公共事务的学术研究；（3）构建大学和社区之间相互支持的长久关系，将大学视为社区的平等伙伴，回应文化、企业、政府和社区等其他领域的建议；（4）克服竞争性本能，实现跨学院合作做到这些，职业教育和公民教育、学术与服务、科研与教学、地方性与全球性的虚假边界自然就没有那么清晰了。
职业主义和人文精神、自我利益和社会服务并非不可调和，学界复兴与社会复兴连在一起[14]不过，普林斯顿的大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