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视角下少数民族妇女在边疆生态治理中的作用分析 子志月[摘要]本文在对国内外以社会性别视角进行的生态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历史上中缅边境北段怒江峡谷中以傈僳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妇女在地方民族社会发展进程中为当地生态平衡所做的重要贡献同时，对在社会转型和边疆农业女性化的现实背景下傈僳族妇女在与生态环境互动的诸多细节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分析，进而认为妇女与环境的关系必须要放在具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语境中阐释，环境治理中应为少数民族妇女提供发挥能动性的平台，并强调社会性别分析对边疆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意义，以及少数民族妇女在边疆地区生态安全的建设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关键词]社会性别；少数民族妇女；生态环境；傈僳族：C912.4：A：1674-9391（2018）04-0058-06一、问题的提出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态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新一轮重构，环境、社会性别与发展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形成于20世纪七十年代且颇具影响力的女权主义学说和行动派别——生态女权主义认为，女性担负的生育职能令她们富有博爱、温柔的人格特征，因而比男性更易接近自然[1]20世纪八十年代，妇女与自然之间所谓的“某些本质化的密切关系”被纳入到部分政府部门、NGO组织以及捐赠、慈善机构的发展议程中，随之生态女权主义演变为妇女、环境与发展范式（Women，th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Paradigm， WED）。
[2]而生态女权主义和妇女、环境与发展范式二者都认为，妇女与自然的关系是普遍性的，忽略了她们之间跨阶级、种族、文化及地理情境等差异性的经历——妇女在这一思维框架下被视为一个特殊的目标群体，并且她们在环境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却也并未真正地被探讨近年来，学者们注意到由于社会分工不同和既存的性别歧视，环境变化特别是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对男女两性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同时许多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实证研究均揭示，男女两性与环境的关系并不是千篇一律的模式，而是受到历史阶段、社会发展以及地理区域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的，尤其后者在决定妇女环境经历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相关研究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进入起步阶段，目前仍为一个尚待理论化的主题且国内的相关研究也主要侧重于汉族农村地区，对于少数民族社区的研究并不多见而在乡土中国的社会与经济转型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各地妇女对环境问题的意识和反应，更是与其特定地理自然条件下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简言之，妇女与环境的互动过程必须放在具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语境中来阐释：正如有学者曾指出，“少数民族妇女在适应环境中都能做出积极的选择因为在各民族社会性别制度建构中，他们被建构在私有领域，首先必须对赖以生存的环境做出应对，才能生存与发展”。
[3]因此，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妇女与传统生态文化的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二、傈僳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妇女的创造和传承傈僳族早在公元8世纪前后就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氏族群体，现主要分布在怒江两岸的高山峡谷地区，部分支系散居在金沙江、澜沧江两岸的河谷山坡台地上在长期适应、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傈僳人不断调整其生产生活方式使之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并在独特宗教文化背景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民族特色与保护生存环境内容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即生态文化——和谐的生态文化，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尤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令傈僳人自觉地维护着其聚居的怒江大峡谷的自然环境：原始森林被保存完好，各类珍稀名贵动植物遍布其间，这无疑对建设边疆民族地区的和谐生态环境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每个民族社会虽然各有其发展的不同轨迹和特点，且发展进程和阶段不能同日而语，但却都是由作为“细胞”的家庭构成的，而为数众多的家庭又是由男女两性结合而成的所以，社会财富是由男女两性共同创造的，而民族文化也是男女两性共同创造的同时，每个民族都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在大自然与作为环境主体的人类的漫长历史的互动中，无论是特定区域的环境对身处其中的民族及其文化的影响，还是在人们生产生活实践作用生态环境的过程中，都离不开妇女的知识和经验——从文化传承的角度上说，一方面，妇女群体与男性一样，在运用生产生活积累的文化知识，结合经验感悟，创造出物质财富和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当下，妇女们在坚守本民族文化内核的前提下，积极吸收、融合其他民族文化，在本民族文化的实践语境中进行更新创造，赋予其新的意义和内涵，使本民族文化在现代化场域中获得新生。
可以说，妇女也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的创造者、传承者之一而我们在认识、理解傈僳族传统生态文化体系的过程中，同样不能忽视妇女在其中发挥的特殊作用事实上，保护怒江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就必须要关注长期居住于此地的以傈僳族为代表的诸多世居民族的传统生态文化，而这必然包括身处特定民族传统文化情境中的妇女的生产和生活经验简言之，生态环境、民族传统文化与妇女，对于边疆地区的生态治理而言，不是割裂的三者，而是三位一体、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也就是说，傈僳族传统的生态文化是包括婦女在内的傈僳人对其生存环境与自然资源的保护，也是他们在潜意识和长期生产实践中形成的三、傈僳族传统生态文化中妇女的“身影”笔者将存在于傈僳族传统文化中具有环保内容的生态知识，归为两类，即生态观念与生态行为一是生态观念傈僳族的生态观念一定程度上说就是他们的生态伦理意识，后者主要源于其原始宗教的灵魂不死思想在傈僳人的观念中，大自然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世界，而是充满神灵的：举凡日、月、山、川、河、树木等等，都是人们的崇拜对象——山有山灵，树有树鬼，水有水神；[4]他们还把自然神灵总称为“米司尼”米”意为“大自然”“万物”，“司”意为“主人”“主宰”，“尼”意为“神”“鬼”。
简言之，“米司尼”就是“大自然的主宰者”；并且，认为人的吉凶祸福都由诸神主宰换言之，作为一个古老民族，傈僳族经过千年的生存历炼，他们认为：万物同源、万物有灵；只要人们崇敬万物，万物就能有灵有感，不会与人为敌，人类就能享受和平安康，否则人类就会受到各种形式的惩罚——因为敬畏自然，所以爱护自然，这正是该民族适应生存环境的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它也逐渐发展成为傈僳族人民的惯性思维，深深扎根在他们的心中，世代相承、芳泽今人有研究者指出，宗教的神圣性不仅能够保护生物多样性，更是自然保护体系中乡土保护的有机组成部分，对物种、群落、生态系统乃至于景观水平的保护发挥着多个层次的作用[5]众所周知，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妇女大多信仰宗教，尤其是民间信仰中对自然万物的图腾崇拜傈僳族的民间信仰通过各种祭祀如祭山（米斯）、祭土地（米鲁）、祭龙塘、神树等活动，提醒人们时时系念不忘我们从这些内容上，可以体会日常生产生活中包括妇女在内的傈僳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理解因为无论是自然生态对民族宗教文化的影响，还是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对自然生态的影响，都离不开妇女的参与同时，妇女的宗教信仰观念通过宗教活动会很自然地反映在她们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上，进而折射出她们爱护环境的观念。
比如，即使是信仰传入宗教——基督教的傈僳族妇女也有唱经班等宗教组织与活动，其中不乏保护环境的内容（基督教教义中有保护自然环境的相关内容）[3]值得一提的是，傈僳族还有祖先崇拜的传统，并往往表现为宗族林崇拜的形式这些宗族林，傈僳语称为“离碑阶”，是同一家族共同祭祀祖先的场所，其宗教意义与汉族供奉的宗教祠堂大致相当部分傈僳族在祭祀宗族林时使用的神像木牌多是女性形象，而部分傈僳族氏族的祖先崇拜中也是女性始祖（比如，传说荞氏族的女始祖是因食荞而受孕生子）[6]309-310此外，作为怒江大峡谷的另一个世居民族——与傈僳同源的怒族关于水神的传说，更是具有“生态女权主义色彩”：相传水神是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住在水的源头，时时掌管着水的清洁，这才使得怒族人有干净的可饮水若水被随意弄脏，水神将降罪于人[7]在传统民族社会的性别制度建构中，妇女被建构在私有领域——森林、饮水等日常生活要素成为了她们最多面对，且必须做出及时正确应对措施才能得以生存与发展的首要事物因之，傈僳族具有实践性和可持续性的朴素的生态观与妇女们在生产生活中的实践活动密不可分并且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看，妇女在其生存区域的自然环境中能够起到和发挥的独特作用与这一群体的自身发展也是关系密切的。
二是生态行为傈僳族的生态行为主要表现在传统的生计方式上：在进入游牧和原始农业前，傈僳族祖先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多住在高山密林中，习惯于过狩猎、采集生活，这样一代代生存下来因而相应地，在傈僳族的生计方式中很大程度地体现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实际上这也是傈僳人创造出的切实可行、科学有效的生存发展模式而傈僳族妇女在传统民族社会生活中，因为长期以来都是按照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制度运行，特别是家务生活操持者的身份角色，使得采集、狩猎都与她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于是，也就养成了她们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己任的传统美德，并从日常的生计方式中反映出来其一，采集文化传统生活中，采集业也是傈僳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妇女在其中承担主要工作明景泰年间的《云南图经志书》卷4《北胜州风俗》曾记载：“有名栗些者，亦罗罗之别种也，居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其妇女则掘取草木之根，以给日食而“每年从万物复苏的开始到10月份，都是采集野菜的好时节采集野菜的任务都是由妇女完成，因此，旧时傈僳族人家如果有孩子出生，生的是女孩，就说是‘找菜的；生的是男孩，则说是‘放牛的……山上可采集的野菜品种……上百种及数十种菌类，这些采集都是由妇女或小儿任之。
[6]68子克村的女村民LYM介绍说：“我们以前去找菜的时候，采的时候一般不能伤到菜的根部和茎，这样它明年还会长，要不就不长了有时候碰到山药长在平地上，不好挖，我们就把它移到有点土的石头上，等以后再挖的时候就好挖了嘛可见，在采集这些山珍时，傈僳族妇女特别重视对采集对象的保护和持续利用，杜绝涸泽而渔的情况发生伴随社会发展，采集业在傈僳社会中，已不占重要地位，但是我们仍能找到其存在的印记，现在傈僳家庭普遍种菜，种菜的工作仍然由妇女承担其二，狩猎文化傈僳族是一个热爱狩猎、善于狩猎的山地民族如前文中提到，傈僳族妇女从小就被允许与男性一起外出打猎，妇女从来都是狩猎中的参与者，而非仅仅为“旁观者”，尽管不像她们在采集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那么显著比如，明嘉靖年间杨慎编纂的《南诏野史》下卷记载：“傈僳……利刀毒矢，刻不离身……尤善弩，每令其妇负小木盾前行，自后射之，中盾而不伤妇”而清乾隆年间余庆远的《维西见闻记夷人》、道光年间《云南通志稿》卷184《南蛮志三之三种人三》、光绪年间杨琼的《滇中琐记栗粟》中均有相关描述：“栗粟，近城四山、康普、弓笼、奔子栏皆有之……男女常跣，喜居悬崖绝顶……粒食罄，遂执劲弩药矢猎，登危峰石壁，疾走如狡兔，妇从之亦然……”。
[8]115-116由此可见，在傈僳族生活的山地环境中，他们历史上沿袭的狩猎活动是存在比较明显的性别角色分工的，而妇女在长期的适应生存环境的过程中，都能与男性一样做出及时应对和选择，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四、现实语境中傈僳族妇女与生态环境的互动虽然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程度不能和东部地区相提并论，但现代化影响下的边疆地区也已经今非昔比，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边疆少数民族妇女与其生境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与时俱进的新变化首先，滇西北边境地区农业生产中的“女管家”女性作为主要劳动力这一现象在滇西北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呈现出普遍化趋势，其直接原因是在当地男性普遍外出打工的情况下，女性作为土地的管理者，不仅需要承担几乎全部的田间劳作，更是成为自然资源调配和使用的主要决策者三年前笔者在泸水县鲁掌镇子克村做调查时，所见所遇便是最好的例证按照当地傈僳族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