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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重道轻儒科学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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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重道轻儒”科学思想探析 杨辉南【摘 要】“重道轻儒”科学思想是李约瑟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所体现出的基本态度本文从广义上界定科学的含义:科学是以认识生活世界(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性为目的的理智活动李约瑟研究的科学属于自然世界的范围,即自然科学重道轻儒”大体的意思是道家注重对自然的探索、儒家轻视对自然的探索,因而,道家的思想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儒家的思想阻碍自然科学的发展这种态度贯穿在李约瑟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始终关键词】“重道轻儒”;“李约瑟范式”;自然科学一、“重道轻儒”科学思想的论证“重道轻儒”科学思想首先体现在李约瑟对儒道两家的“道”的不同理解中,他将儒家的“道”理解为“人道”:“儒家认为宇宙(天)以道德为经纬他们所谓‘道,主要的意思是指人世社会里理想的境界”在“人道”与“天道”的关系,他认为:“后代儒家的错误不在他们相信国家组织应遵从自然之道而在他们自信只需研究人的传统与历史,便是透彻的明了自然之道[1]儒家的“道”属于“人道”,他认为儒家只要把握“人道”也就能贯通到“天道”,自然和社会并不是彼此二分的关系,而是一以贯之的整体关系,社会即自然,自然即社会李约瑟认为这错误地理解了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不可能只通过社会就能透彻地明了自然。

因此,在论及道家之“道”的时候,他认为:“道家所说的道,不是人类社会所依循的‘人道,乃是宇宙运行的‘天道;换言之,即自然的法则[2]李约瑟认为道家的“道”并不是“人道”,乃是“天道”,它是探索自然的规律性问题,与西方的自然法具有可通约性道家以探索“天道”为其根本出发点,以寻求自然的规律性为其目的,最终达到的是对“天道”的把握他认为:道家“舍人道而从天道,因此弃官避世退居山林和野外,以参天地之法则,以观造化之无穷[3]因为道家对“天道”价值的选择,所以舍弃了人伦社会而投入到自然界之中,以探索自然的规律性为其价值追求李约瑟认为这是探索自然科学的正确路径,从而认可道家思想对自然科学的促进作用再者,对研究对象的分析,他认为:儒家的集中注意于人与社会,而忽略其他方面,使得他们只对‘事的研究而放弃一切对‘物的研究[4]他认为儒家的研究对象是“事”而非“物”,对“事”的研究即是对“人”的研究,进而,他认为:儒家“固然没有将个人与社会的人分开,也未曾将社会的人从整个自然界分开,可是他们素来的主张是研究人类的唯一正当对象是人的本身所以在整个中国历史里,儒家对于那些以科学来了解自然,及寻求工艺的科学根据及发扬工艺的技术都持反对的立场。

[5]儒家围绕“人”展开其学说,其不可能离开“人”而从“物”的角度进行研究,扬弃了技艺与自然规律在生活世界的中心作用,这从根本上就与自然科学背道而驰,因而,李约瑟认为儒家以“人”为中心的研究对象并不能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他认为道家的研究对象乃是自然物:“因为道家思想既是现代科学的先驱,他们势必对各色各样的事情感兴趣,即使儒家不屑一顾的东西——如看起来毫无价值的矿物,野生的植物、动物、人体各部和人类的产品等——也在道家研究的范围之内 [6]他认为道家超越了儒家狭隘的“人”的世界观,而从宇宙万物的视角看待问题,它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人,而在于贯穿天地之间的种种自然物和自然现象最后,从研究态度来看,他认为儒家道德主义的态度不适合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他认为:“自然科学之排斥伦理判断,是科学发展必经的过程对真理的追求固然本身即具有道德价值,但我们却无法将自然分为有益教化,可以传诸经传,以及无益教化必须三缄其口的;道德的标准在人类社会的圈子以外就不适用了科学是无所谓道德与不道德的[7]因为道德的标准并不适用于自然界,道德因素的顾虑反而会阻碍人探索自然世界,它无形的给人设置了种种不可逾越的界线而道家则具有超越道德的态度:“道家来自一个道德色彩很浓的文化背景,却能够具有超越道德的眼光,是很难得的。

[8]他从“道通为一”和“万物齐一”的观点说明道家超越道德的态度,道家并不以道德的是非标准看待万事万物,导向的是对伦理道德的排斥另外,儒家对待自然的理性主义态度并不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反而道家神秘主义的态度更能促进科学的发展他认为:“在哲学思想发展的初期,宗教与科学还没有分家,固然上古的中国典籍带有神秘的色彩,实则根据我们对道家的了解,我们认为这些玄之又玄的话,毋宁是名状那希夷恍惚的一,而这一执一的态度,也正是自然科学最基本的出发点 [9]他认为理智主义对科学的进展反而不如神秘主义,因为探索自然界就源于对彗星、地震、海啸、日食等不正常现象的注意、观察、研究儒家的传统是“不语怪、力、乱、神”,而道家对“怪、力、乱、神”的现象有丰富的描述,如神人、混沌、鲲鹏、骷髅等笔者从三个方面简要的概括了李约瑟“重道輕儒”科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从形上层面的“道”,到具体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态度,儒家所呈现出来的特征并不适合自然科学的研究,而道家却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不谋而合从中导向的结论是: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中得出儒家思想阻碍自然科学的发展,道家思想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若我们仔细分析推敲,李约瑟的观点是存在问题的。

首先,李约瑟将道家之“道”看做“天道”,“道”乃自然规律,与自然科学规律具有相通性,道家的思想自然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这种解读还停留在表面的文字之中,并没有深入道家的义理中来理解“道”道家之“道”有着深邃而复杂的内涵[10],“自然”也不是指自然界,乃是“自然而然”之意将中国文化中的“道”以清晰明白的标准划分为“天道”与“人道”,这种做法并不准确天道”与“人道”呈现出来的是自然与人文的关系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二者总是纠缠在一起,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划分中国古代阴阳五行学说与元气论可以清楚地说明这种关系阴阳五行或元气在解释自然界的同时亦是在解释人文社会,如邹衍的“五德终始”、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等思想都很好地说明了中国文化中自然与人文不可分离的特征自然与人文呈现出交融一体的状态,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它们最终是以“天道”落实“人道”,指向的是人伦社会而非自然界再者,自然科学是关于“物”的科学,研究的对象自然指向“物”,这恰恰与儒家关于“事”的研究刚刚相反事”的研究必然与“物”相对,只关心人的道德修养,不关注自然事物的探索,在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思想阻碍了现代科学的发展是基本相符的但是,回到“物即事”的儒家古典语境中,大部分情况下,“物”是作为与人相关涉的关联式的存在物,“物”与“人”的关联性体现在“事”之中。

在这一前提下,对“物”的研究指向的是对“人”的研究李约瑟所说的“儒家的集中注意于人与社会,而忽略其他方面”,这一说法并无问题,但是“只对‘事的研究而放弃一切对‘物的研究”,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应当说儒家对“物”的研究就包括在对“事”的研究之中,只不过儒家的关注点在“事”并不在“物”而“物即事”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也可以说是基本特征之一,如果在这一基本点上采取否定的态度,是无法进入中国科学的堂奥最后,在古希腊与中世纪时期,科学与伦理一直都纠缠不清古希腊人认为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到中世纪,二者又和神学合为一体,文艺复兴以后,采用数学与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在文字上,很容易找到道家排斥伦理道德的表达,如“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等但是,道家对仁义礼智的否定,并非对道德的否定,而是对儒家道德观念或其它道德观念的否定道家通过揭露“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令人可笑可悲的道德标准,来表达其对道德标准的更高追求,这种表达隐藏在其否定性的批判之中因此,道家否定儒家的道德观念,并非超越道德或者否定道德,而是要体现自身所认可的道德追求及人文关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种理想主义的人文关怀,反而更凸显其道德情感。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了解李约瑟“重道轻儒”的大致缘起其主要根据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自然物)、研究目的(自然规律)、研究态度(理性客观)三个方面对儒道两家进行评判以自然科学为标准,将统一的中国文化肢解成若干部分,划分为自然与社会,重自然的则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重社会的则阻碍自然科学的发展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无法真正进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堂奥,只能停留在表面器物的分析整理中在笔者看来,中国最高超的科学成就并非四大发明,而是与日常生活相关联的陶瓷、丝绸等技艺,将生活中的技术上升到艺术审美的高度,将自然与人文和谐一体的呈现,这才是中国技艺最高妙之处对四大发明的抬高,更多的在于其符合现代科学求力的性质,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李约瑟范式”不管对儒家还是道家的评判,都体现出自身的矛盾,无法诠释中国科学的内在张力二、“重道轻儒”科学思想所依据的“李约瑟范式”李约瑟的科学观仅限于自然科学,目的在于发现认识与控制自然的规律及方法它具有普世性,不局限特定的时空,认为科学是世界的,他曾这样说到:“因为在伽利略时代诞生的乃是一位普遍的守护神,是不分种族、肤色、信仰、地域的全人类的有益启蒙所有人都有资格,都能参加是现代的普遍科学!不是西方科学!”李约瑟在这一意义上认为中国有科学,并且在这一意义上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他研究的是古典与现代的问题,他将古典科学作为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而成为近代科学诞生的基础他大量论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为近代科学的诞生所做的贡献正如他所说的,“如果我们沿着旧世界不同区域的人认识和控制自然的路径进行回溯,便会清楚地看出东西方的长处和弱点李约瑟根据与近代科学有直接历史渊源的因素和伽利略突破后补充的因素两条准则,再根据科学和技术两个领域将近代科学划分成四个部分,从而论证其普世的科学观因为欧几里得演绎几何学和托勒密天文学对近代科学的重要性,所以西方在历史渊源的科学因素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东方的磁学在这一部分也占据了一定的分两;因为东方在古代技术方面具有卓越的成就,如钢铁技术、火药和纸的发明、机械钟、传动带、航海技术等,所以东方在历史渊源的技术因素上占据主导地位;在补充的科学技术因素中虽然西方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并非东方就毫无贡献,如中国的无限空间取代了坚实的水晶天球,射电天文学家使用了古代和中世纪的中文记录等事实通过上述论证,他得出的结论是“现代严格的自然科学要比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托勒密的数理天文学广大得多;汇入现代科学之海的并非只有几何学和天文学这两条河流 [11]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李约瑟范式”以数理实验为特征的近代科学为标准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它试图跨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近代科学之间的鸿沟,使二者关联起来;在普世的科学观引领下,它的根本指向是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引向近代科学。

李约瑟依据近代科学的概念体系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所形成的“李约瑟范式”以自然物为研究对象,以寻求自然规律为研究目的,以超越道德情感的冷静客观为研究态度,这些特征都与道家相符,“重道轻儒”的态度自然便产生了重道轻儒”的观点还可以解释另一现象,即“李约瑟难题”: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6世纪,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但以数学和实验为特征的近代科学为什么只诞生在欧洲?因为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占据着主流地位,对自然科学产生阻碍作用,因而近代科学无法在中国诞生另一方面,因为道家思想对自然科学具有促进作用,所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但是,我们认真分析“李约瑟范式”,会发现其并不符合中国古代的历史事实首先,儒家思想在汉代以来就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除了道教与佛教的思想外,古人的思想世界基本上属于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上有凸出成就的科学家,如张衡、祖冲之等都属于儒家式人物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取得過辉煌的成果,甚至遥遥领先于世界,这些成果基本上都浸透着儒家思想的因素李约瑟认为儒家思想阻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事实存有矛盾再者,李约瑟从古代与现代的角度划分其普世的自然科学,认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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