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管理舞弊风险因子探索 王泽霞++沈佳翔++甘道武【摘 要】 为了更深入地挖掘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财务舞弊的风险因素，文章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运用因子分析法将被调查者回答的23个问题归为六类公共因子：公司治理因子、行业特征因子、财务指标因子、管理层个人特征因子、股权结构因子、持续经营能力因子，并进一步分析因子特征，寻找重要且有价值的舞弊风险因子，以期在实践中提高审计管理舞弊的效果，更好地辅助监管层制定相关监管政策关键词】 管理舞弊； 风险因子； 问卷调查； 因子分析一、问题提出本文所指的管理舞弊是指公司管理层故意通过重大误导性的财务报表来伤害投资者和债权人等公司利益相关者的舞弊行为（王泽霞，2005）如何有效识别与管理舞弊相关的风险因子，并判断企业存在舞弊风险的高低，一直是世界性难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认为提高审计舞弊效果最需解决的审计技术重点和难点是研究总结能有效识别舞弊征兆的风险因子，以提高舞弊审计的效果现代舞弊理论从舞弊的形成因素研究出发，分离出舞弊风险因子，形成“舞弊风险因子说”国内外实务界也总结出一大批能够识别管理舞弊的风险因子，如SAS No.99从三个角度列出了42个风险因子，Coopers & Lybrand会计师事务所总结了29个舞弊风险因子。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2002年在《审计技术提示公告——财务欺诈风险》中，提供了9大类共54项财务欺诈风险然而，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提供过多的舞弊风险因子会削弱注册会计师对舞弊线索敏感性，进而削弱审计师对舞弊风险评估的能力（Hoffman and Pattonet，1997），这就需要我们为注册会计师提供更为精炼有效的舞弊风险因子国内外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独立审计师丰富的舞弊经验是发现管理舞弊的重要途径Ostolou（2001）通过对140名审计师调查后得出结论，认为最重要的风险因子是管理当局的特点及其控制环境的影响力，其次是经营特点、财务稳定性，最后是行业状况；Abdul Majid et al.（2001）选用Carmichael（1988）确定的15个红旗标志作为研究对象，向香港三个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和高级管理者调查其重要性程度，结果表明以前年度审计中发现虚假陈述和持续经营问题为最重要的两个红旗标志；陈国欣等（2007）实证回归结果表明盈利能力弱、管理层持股比例高、独立董事人数少以及没有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上市公司舞弊的可能性更大Ponemon（1993），Knapp（2000），Schultz（1998），Pincus（1990）等研究发现拥有审计大客户和舞弊经验，且具有较高道德推理水平、独立性强和职业警觉高的审计师评价舞弊风险更准确。
而我国对于管理舞弊重要风险因子的研究起步较晚，究竟有哪些舞弊风险因子最具显著舞弊识别能力，至今尚未得出较为成熟一致的结论笔者认为亟需深入挖掘并认真总结现阶段我国有经验的审计师识别和审计上市公司管理舞弊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并探寻重要且有价值的舞弊风险因子二、文献回顾SAS NO.99列举的风险因子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根据舞弊三角理论，分析压力、机会和借口的风险因子一）压力1.财务稳定性SAS NO.99研究表明，当财务稳定性受到经济环境、行业状况或被审计单位经营情况的威胁，管理层就会有压力进行财务报告舞弊财务状况是否稳定一般可以从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偿债能力、资产质量及现金流量情况几方面来考察当企业经营环境恶化，产品生产或销售的成本会上升，审计师一般通过估算产品毛利率的方式来进行风险评估，因此选取毛利率作为盈利能力衡量指标流动资产是企业保证基本生产活动顺畅进行的“血液”，当企业陷入财务危机时，首先表现为流动资产被压缩，选取流动资产周转率作为营运能力的衡量指标（吴世农，卢贤义，2001）财务状况较好，公司发展前景广阔的企业往往会通过扩大规模或更新资产等方式以谋取更好的市场地位；此外SAS NO.99指出，与同行业相比高速增长是重要的舞弊信号，选取总资产增长率作为发展能力的衡量指标，选取总资产增长率衡量发展能力。
应收账款属于企业资产，但离实际收款尚有一段时滞，因此舞弊公司很有可能通过虚构业务增加应收账款和主营业务收入来粉饰报表健康公司具有稳定的信用政策，应收账款与总资产的比值也会维持在一个恰当的水平，因此选取应收账款/总资产作为资产质量的衡量指标SAS NO.99指出，在财务报表显示盈利情况下，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出现负数或经营活动不产生现金流入是重要的舞弊信号一般来说，公司正常运营中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总资产的关系应该是稳定的，但舞弊公司的某些舞弊手段将会使得这种关系发生变化，因此选取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总资产作为现金流量的衡量指标2.融资压力SAS NO.99指出，投资分析师、机构投资者、重要债权人和其他外部人士对公司盈利能力或增长能力存在过分激进和不切实际的预期会导致管理层承受过度压力，迫使财务报告舞弊发生财务杠杆反映了企业的融资结构，财务杠杆过大可能会使投资者担心风险过高而增加融资难度选取财务杠杆衡量企业的资本结构此外利息保障倍数体现了债券人获得利益的可靠程度，是债务融资的重要参考指标选取利息保障倍数衡量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程度3.管理层个人薪酬压力SAS NO.99指出，管理层个人在公司中拥有重大经济利益，或其报酬与公司业绩挂钩，管理层就有动机进行财务舞弊。
高管持股比例，Warfield等（1995）认为当管理人员入股或机构所占股权增加时会降低代理人成本，因此也减少了经理人员操纵盈利数字的可能性以管理层持股比例及前三大高管薪酬平均值作为衡量管理层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相关程度，以衡量压力状况二）机会1.公司治理缺陷良好的公司治理可以有效降低委托代理成本，保证经济运行系统中的公平和效率同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是管理层的责任公司治理结构主要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管理层组成；内部控制由董事会、总经理、部门经理组成，主要任务在于正确地执行岗位工作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两者管理的内容也有很大的不同，前者主要在于协调委托代理、控制权配置和剩余分配相关的安排；后者重点在于控制程序、资产的保管与使用以及财务信息报告与披露同时，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也存在嵌合关系嵌合论”认为，对于经济舞弊、携款潜逃、虚假会计信息等事件是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结构相互脱节以及公司治理结构本身存在的缺陷所导致的，公司治理结构缺陷是舞弊的重要原因（李连华，2005）因此，本文将内部控制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部分赋予衡量指标公司治理主要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个机构组成，另外管理层也在公司治理环境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选取公司治理指标时，本文选取指标主要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四个角度来选取。
endprint从股东角度，委托代理理论，由于“一股独大”型企业很可能在董事会中拥有较多的席位，能够越过股权制衡，而为谋取私利掏空公司，侵害其他股东的利益但与此不同的是，姜秀华、任强、孙铮（2002）研究发现“一股独大”型企业中的第一大股东由于无“便车”可搭，第一大股东必须尽心尽力地管理好公司，其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反而更低为验证第一大股东对公司是否进行舞弊的影响，选取“在第一大股东任职的董事人数”来表示第一大股东对公司董事会的影响力从董事会角度，由于外部董事与公司管理层不存在利益关系，相对于内部董事（同时兼任管理层职位的董事）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外部董事在全体董事中的比例越高，对管理层舞弊的监督越有利，公司发生管理舞弊的可能性就越小（Beasley，1996；Dechow等，1996）以外部董事比例作为公司治理中董事会起作用的衡量指标舞弊公司董事比外部人员更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当其发现公司处于财务压力、管理层有舞弊修饰报表的迹象时，一些董事会选择“以脚投票”的方式规避舞弊被揭露后面临处罚的风险因此，以董事离任人数衡量董事会稳定性（刘明辉、韩小芳，2011），衡量董事会持续监督作用从监事会角度，监事持股将监事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相互联系，一旦公司发生舞弊或舞弊败露，监事利益也会受到损害。
因此，监事持股将有助于激励监事更多监督公司管理层的经营决策，确保公司正常运行选取监事会持股比作为衡量指标从管理层角度，由于公司内部人比外部人员更了解经营信息，同时高管人员流动性程度反映了公司组织结构的稳定性和复杂性（韦琳等，2011），以高管离任人数反映管理层的稳定性董事长与总经理（或CEO），其掌握的权利能够影响公司的决策，这也为舞弊提供了机会，引入两职是否兼任这个指标作为衡量治理结构的指标2.股权结构股权结构决定了公司的控制权分布状况良好的股权结构有助于解决所有者同经营者的委托代理问题，但股权结构失衡也会为舞弊创造机会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中，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对于国有股比例与舞弊相关性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发现舞弊公司与非舞弊公司国有股比例有明显差异（陈燕，2006；韦琳、徐立文、刘佳，2011；陈国欣、吕占甲、何峰，2007）将国有股比例引入指标体系，作为衡量我国特有经济结构的重要指标此外，对于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在我国新兴市场环境下，监管及信息披露制度尚不完善，小股东较为分散，且难以参与公司的管理经营活动，他们更关心的是股票买卖的投机收益而非投资收益；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可以便利地参与企业经营决策以获得更大的投资回报，他们更有动力来监督管理层的管理行为。
股权集中能够促进公司治理水平提高，减少舞弊机会另一种观点则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在大股东对公司具有绝对控制权时更有可能通过关联方交易、对外担保，甚至进行舞弊来获取自身经济利益（LaPorta，1999）因此，引入股权集中度作为股权结构的衡量指标3.特殊的交易和事项SAS NO.99表明，公司从事重大的关联交易，特别是与未经审计或由其他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关联方发生的重大交易，或临近期末有重大、异常或高度复杂的交易，这些特殊交易或事项为舞弊提供了机会在我国，由于历史与体制原因使得上市公司与母公司或集团公司之间存在更为密切的关系，关联方交易的地位更为突出，可成为识别舞弊的重要指标，反映行业或公司业务性质（韦琳等，2011）引入关联方交易/总资产这个指标，衡量公司关联交易创造的舞弊机会还有一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在公司上市后，将上司公司变为巨额担保者，把经营风险和担保风险统统转嫁给上市公司同时上市公司还存在长期占用募集资金，恶意转移优质资产变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吴星泽，2011）引入对外担保/净资产这个指标衡量舞弊公司对外担保为舞弊创造机会三）借口SAS No.99表明管理者缺乏诚信价值观或曾违反过证券法或其他法律等行为表明了管理层态度不断，同时不切实际的经营目标会促使管理层铤而走险，当舞弊被发现后又会成为其辩解舞弊行为的借口。
审计师在受理舞弊公司业务时，可能会被加以正式或非正式的限制而出具保留意见书因此以审计报告类型作为衡量借口的指标之一国外研究也表明，操纵性应计利润与事务所遭受诉讼、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概率正相关（Heninger，2001；Bartov等，2000）但是，在我国，客户资源控制权个人化是审计市场的重要特征（龚启辉、李志军、王善平，2011），审计师个人人力资本和事务所组织资本的价值增值便主要依赖于客户，而不是以独立性为核心的声誉资本因此，审计师为与客户保持长期稳定关系，可能会牺牲一定的审计独立性和审计质量，按照客户的要求出具审计意见（刘峰等，2002；谭燕，2006）可见：学术界通过分析案例或实证研究获得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舞弊风险因子，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在非财务指标风险因子研究领域，主要涉及：（1）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