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条件、假设和预测 刘华初（海南师范大学社科部，海南海口571158）摘要：历史假设广泛地运用于历史学的比较研究和历史推论中人们在历史发展中寻找历史条件的相似性和结果的差异性之间的关系，就是在想象中进行不同于历史发展的某些假设，进行归纳推演，而在诸历史事件之间建立因果联系或者进行假设性的预测，条件是一个不可绕过的基本概念条件在逻辑上可分为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分必要条件或者非充分非必要条件历史预测不仅是逻辑关系的推演，还带有强烈的道德责任，包含人们对当下社会某些方面期待变化的愿望关键词：历史认识；条件；假设；预测Ｋ０６１ ：Ａ ：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4）01－００30－05一美国高中考试中曾出现过这样的历史试题：“窝阔台如果没有死，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试从经济、政治、社会三方面分析①这个问题典型地涉及了历史假设、假设的条件以及对未来的预测历史事件的发生机制由于时间的单向发展、不可逆性而与无时间性的事情发生机制区别开来，因此，某些关键性历史人物在特定时间和历史情境下的独特出现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来说，的确有着不同于其人作为自然界的特定个体而存在的意义。
汤因比曾说，在自然科学里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尽管假如我们也可以这样比喻说，原子一直在死亡，以便得到再生；但是这种现象是大量的，虽然这个原子死亡和那个原子诞生是不同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它们却无所区别（对于同类原子而言），我们也不会特别地标记这些数量极大的原子，因此，个别原子的分解和重建没有多大的意义然而在人类事务中，个别人物的寿命有多长可能对事情本身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假如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菲力普没有被杀掉，而是活到了自己的天年，那么亚历山大就可能不大会有他那一番独特的生涯又假如亚历山大不是死在三十三岁的壮年，而是活到了他手下将军们的平均年龄（他们一般都是长寿的，大多活到七、八十岁），那么历史也许会完全改观[１](Ｐ131)不过，如果汤因比说的只是亚历山大及其后一定尺度上的若干年的历史现象，那样的设定和猜想是完全可能的在此，我们可以把某个历史人物的有与无对历史与未来产生的不同效果之差别当作为历史对于这个人的敏感度，它通常表达了这个历史人物在一个独特历史时期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性显然，在这个尺度上，与政治人物相比，每一个老百姓的敏感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尽管老百姓全部的历史意义比单个历史人物更具有基础意义。
对于敏感度激烈的政治和军事强人来说，做一定的假设可以帮助我们揭示其历史敏感的界限，从而理解历史事件的发生机制甚至宏大历史的发展趋势但是，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上，这样的假设所产生的后果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而且人们常常会忽视其他重要因素的参与，这些潜在的和后续的因素只有通过恰当层次上的假设，特别是超个体性的历史力量的揭示才能得到澄清一百多年前在中日之间爆发的甲午战争让所有近现代中国人刻骨铭心可以说它既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巨大耻辱，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让中国人真正觉醒起来的刺耳号角，由于长久积累起来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它直接否定了洋务运动试图通过局部性改革，只接受量变而质不变的旧思维的幻想，进而动摇了中国专制制度上层的人心，引发了一场民族自救的立宪运动并在20余年之后终于导致了全国范围内渗透到上、中层的、激进的思想新文化运动，而这个运动就是中国现代化的真正起点，因为它在思想层面上开始了新的启蒙，这个启蒙甚至至今尚未完成因为“五·四”运动没有完成对社会下层（80%以上的广大农民）的渗透和思想改造，事实上它短时间也不可能实现这一点，而且事实上，作为民族国家，我们还面临着更为棘手的问题：始终处于动荡的政治局势和外来威胁之下，就如有人所说，救亡运动占了上风，压倒了启蒙。
即便站在一个他者的视角来看，这些战争对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历史影响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负面的，因为其历史结果是导致了对启蒙运动越来越大的压制，而不是启蒙运动的继续，这一点对比日本明治维新及其后续历史状况即清晰可见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假定：如果没有日本军国主义，我们的现代化征途可能不会有什么反帝国主义的方面了，中国的现代化几乎可以简化为反日、反专制的过程，反封建君主专制本来已经差不多结束了，但反日从反面激活了在中国本来快被反掉了的君主专制的主流思想，这种思想更由于滞后发展的、仍[来自wWW]停留于传统模式的社会组织形式，而被反复地得到加强当然，寄希望于假设的运用而有助于历史理解并不是无条件的亨普尔曾经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表明“充分精确清晰地阐述基本假设，并且使那些假设符合所有可获得的有关经验证据”的困难，长旱多尘地区的农民移居加利福尼亚，“因为”持续的干旱和沙暴使他们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并且因为在他们看来，加利福尼亚提供了好得多的生活环境这个解释依赖于某些诸如人口总是倾向于移居到提供了更好的社会环境的地区那样的普遍假设但是，以用被所有可获得的经验证据完全合理地证实的普遍规律这一形式来精确地阐明这种假设显然是困难的。
同样，如果用大部分人对现时状况的不满不断增大来解释一场特定的革命，那么，显然，在这个解释中假定了一条普遍规律，但是，我们几乎不能阐明导致一场革命的不满必须正好达到何种程度和采取何种特殊的形式，以及必须具备哪些外界条件[2](Ｐ318)对于复杂的社会发展来说，我们甚至可以产生无穷多的假设，假如人类的人口数量小到部落之间不会发生争夺自然资源的程度，那种社会里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和历史发展规律呢？但是，我们不会去为一种假想社会构造一套理论体系，即使构造也只是我们社会理论体系的一种附带产品或者延伸解释；我们更不会为假想社会与构造理论体系的预见不符合而苦恼二人们常说，历史不能假设，因为历史已经发生，已成过去不可更改但是，在历史规律性的研究中，在研究历史中不同事件、不同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时，我们仍然可以根据推理需要，假定某些历史事实不存在或者假定某些事情发生，某些事物出现在历史中，从而根据基本的逻辑和历史规则演绎出一种可能发生的历史后果，与历史事实进行对比，从而获得某些有关历史的判断譬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福格尔在研究美国西部大开发时期技术进步、运输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通过假定当时美国西部不存在铁路，分别建立存在铁路和不存在铁路两种历史情况下的运输成本模型，利用当时的工业统计资料和数据，计算从而得出了不同于许多历史学家的结论：铁路作为一种运输手段尽管在美国经济增长中起到了一些作用，但这种作用在传统的观点下被夸大了，也就是说，横贯美国的大铁路并不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3](Ｐ163-197)当然，福格尔只是从经济学方面进行研究，他没有考虑铁路对整个社会作为一个国家，在构成统一的市场、文化和社会方面起到的凝聚力作用，这一点常常是经济学家在进行社会学、历史学主题研究中出现的问题，虽然经济学的微观分析模式对于精细化解释社会现象、历史现象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我们对人类早期的社会生活情况的推断除了考古材料之外，就是大量的假设运用譬如，“年代在同一时期的考古遗址中屡屡见到的大批碳化的骨骸证实，大批猎兽被杀掉，随后被人在公共筵席上烧烤，这证明我们现在谈论的这些人不仅知道如何绘画和狩猎，而且知道如何分享食物[4](Ｐ22)这段文字中的两处“证明”如果没有假设条件是不可能的，这里假定我们的先民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具有一些基本相同或相似的内容和要素，而且认为这些基本要素具有比人类数万年间变化更稳定的特性，所以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的时间段内，那么核心要素、物质性、外在性的东西却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性对历史进行反事实性的假设是历史解释和历史评价不可缺少的步骤，因为，通过假设，我们才能够发现历史事件之间的真实关系，以及关联的程度发动战争本身对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来说都是有可能的选项手段，从古代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到当代的伊拉克战争莫不如此。
作为政治的工具，战争背后的政治、社会和历史的逻辑才是我们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这些假设帮助人们澄清了不同历史事件需要在包容它的更大范围内，更高层面上才能看得清楚，然而更高层面上的价值本身却并不等价于其中的每个历史事件的历史意义，换言之，一种假设的纳粹帝国的建立之后的历史功绩并不能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行为提供正当性的辩护根据，这在与蒙古帝国事例的对比中鲜明可见唯有当历史学警觉到了它的前提假设的时候，它才开始成其为批判性的，并且尽可能地保护它自己远离种种虚构的异想天开[５](Ｐ29)事实上，自然科学中的定律、法则从认识论层面上看似乎是一种普遍性的规律描述，具有普适性和相当的确定性，但是，在存在论层面上，它们的本质仍然不过是一堆假设和猜测万有引力定律的确可以解释星体围绕星体旋转的天文现象，但在黑洞里面失效了，暗物质的作用机制几乎完全相反，这些在牛顿看来简直不可想象的事情现在却是比万有引力更具有确定性的了，库恩对自然科学的历史主义研究揭示了其假设性的存在论本质，其实，我们回想起康德的物自体与现象之区分，对因果关系的解释，一切都不用感到惊奇了这样说的意图在于让那些对历史规律假设性感到不安的人释怀实用主义有一条具穿透力的见识：我们不必纠缠于存在与否的哲学，而看它是否能够给我们带来更有益的效果。
历史假设无论对于历史学家还是一般的历史读者都是经常运用的方法比较研究其实就是运用了历史假设，在历史发展中寻找历史条件的相似性和结果的差异性之间的关系，就是在想象中进行不同于历史发展的某些假设，进行归纳推演，英国著名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密尔将这样的逻辑推理总结为归纳五法：求同法、差异法、同异并用法、共变法和剩余法三在诸历史事件之间建立因果联系或者进行假设性的预测，条件是一个不可绕过的基本概念我们在逻辑上可以把条件分为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分必要条件或者非充分非必要条件，这种条件划分是历史判断中的重要推理工具，通过对历史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不同分类，可以帮助我们明确不同事件之间的逻辑形式，从而进行更复杂的历史发展诸事件和要素内在关系的研究许多历史因果关系模式的建立都依赖于条件类型的识别譬如，在韦伯的思想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呢，又如在中国现代史中，三大战役是共产党建国的什么条件我们也许会说，在很大的意义上它是充分的，属于充分条件的性质，但不是充分条件中完全充分的，因为长江未跨、西南战事等还未完全确定而傅作义起义是什么条件呢？可以说既不充分、又不必要，虽然它是属于充分系列的，但重要性还不足够，可替代性显而易见。
当然，你可以说他会推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这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然而，我们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并不关注其无关紧要的时间点中国传统文化一定不喜欢商业，而自然地青睐农业，这是有利于大一统政治统治的选择结果我们可以假定我们的祖先选择商业或者商农并重（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商业还是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的，商朝可能更是如此），会导致怎样的历史后果那一定是商业压过农业，因为商业的显现结果是张扬物质价值，并主张外在性的平等，而这些东西的流行会带来冲击的危险，我们的古人准备好了吗？没有！秦汉之后，以政治为核心的我国文化传统中就缺乏这个准备我们的古人希望那样做吗？不！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从来主张承继道统，恪守祖制我们的自然地理条件支持吗？似乎也不其实商、农之别主要在于政治形式和思想，商是一种超出农业自然性之上的一种人类文明行为模式的建构农业是自然的，而商不是它需要一些人文、政治和社会的条件西方自古即有商的思想和传统，这是由于其政治模式、几乎对等的若干政治实体，而不是大一统的政权的结果所以商能够在那里发展起来但是，近代商却是与古代的商贸不同，因为近代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商的必然结果，它需要商在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之后才可能实现，包括政治、技术的跟随。
而这些却是古希腊思想在近代复活之后的成就。